专访哈金：莫斯科回来的女人—与毛林周相遇的不幸
著名华裔作家哈金11月出版的新长篇小说《莫斯科回来的女人：追求美丽》，讲述了周恩来养女孙维世的故事，描写了她跟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之间的交集，以及这些交集如何塑造了她短暂和悲剧性的一生。有学者评论说，哈金的小说戳破了中共伟人的神话，习近平看了肯定要跳起来。
“红色公主”孙维世的传奇
用英语写作的华裔作家哈金是美国最富盛名的作家之一，他出生于 吉林，当过兵，后来考上黑龙江大学英语专业，现在是美国波士顿大学教授。哈金说，《莫斯科回来的女人》主要是以历史书籍和孙维世友人的回忆录为基础。
孙维世生于1920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著名话剧导演，容貌美丽，才华横溢。她的父亲孙炳文是周恩来早年的战友，大革命时期，1926年初，周恩来和孙炳文在广州秘密会面，5岁多的孙维世趴在窗口放哨，如果有陌生人走来，就向父亲孙炳文和周恩来报信。1927年，孙炳文被国民党处决。
孙维世14岁时，跟着母亲任锐到了上海，在中共地下党帮助下，孙维世加入了由左翼人士组成的“东方剧社”的学习班。
1937年，16岁的孙维世和哥哥孙泱一起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要求去延安，因为孙维世年龄太小，办事处的人员拒绝收留她。就在孙维世哭闹的时候，遇到了周恩来，周恩来得知孙维世的身份后，把她带到了延安，并收为养女，孙维世因此被称为“红色公主”。
1939年，周恩来坠马摔断了右臂，前往苏联治疗。当时18岁的孙维世以照顾周恩来的名义跟去苏联，并留在苏联留学。孙维世青春靓丽，聪明活泼，成为很多男性的追求目标。在苏联疗伤的八路军115师师长林彪见到孙维世，惊为天人，不顾妻子张梅和刚满周岁的孩子，向孙维世求婚，遭到孙维世拒绝。
毛泽东也注意到外貌出众，俄语流利的孙维世。哈金在《莫斯科回来的女人》里写道，1949年，毛泽东和周恩来前往莫斯科会见斯大林，孙维世当毛的翻译。有一天在回中国的火车上，毛与孙在同一个车厢里，毛给她服了迷幻药再强奸她。
书里描写道：孙醒来，毛点了一根香烟，对她说：“我知道你不是处女......希望你到我这里来工作。我需要你帮忙，我会很好地对待你。”毛还说：“将来需要我的时候，我会帮忙的。”
孙维世向周恩来哭诉，周要她顾全大局。
孙维世因为和毛泽东、林彪之间的交集，成了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和林彪的妻子叶群的眼中钉。在文革中，孙维世遭到江青的迫害，被关进大牢，迫害致死，死时只有47岁，尸骨无存。孙维世的逮捕令是周恩来亲自签发的。在保护养女还是保护自己之间，周恩来再次选择了保护自己。
小说无意把毛、周妖魔化
哈金强调，小说并没有把毛泽东和周恩来妖魔化。
他说：“妖魔化必须有妖魔的那个部分吧，你不可能无中生有。大伙都知道，肯定在火车上发生了非常可怕的事情。”
他说，中共党史专家司马璐曾经说，毛泽东在列车上强暴了孙维世，有一些细节可以佐证，孙维世当时每天晚上去教毛泽东怎么说俄语，这是事实。另外，在当时中国外交部长王稼祥举办的一个盛大宴会上，孙维世给毛泽东和斯大林当翻译，而不是毛泽东的多年翻译师哲。斯大林夸奖孙维世漂亮，俄语又说得好。哈金说，当时从苏联回来的人都有一种优越感，更不要说得到斯大林的认可，孙能满足毛泽东的虚荣心，毛表明要把孙留在身边。
哈金说，其次，江青对孙维世一直存有敌意，老是猜疑和试探她，直到最后把孙迫害致死。
很多中国人把周恩来看作是一个高尚的人，是人民的好总理，但是哈金指出，周恩来是一个冷血的政治动物。
他说：“周恩来，你想想看，他是为了权力什么都能做出来的，我们知道在历史上一些重大的暗杀事件也是他带领的，像顾顺章全家都被杀了，周恩来甚至他自己的恩人都杀掉了，他实际上是个纯粹的政治动物。”
威权统治下 集体和个人记忆更重要
《莫斯科回来的女人》可以算是历史演义类小说，哈金说，由于中共销毁档案，只能靠想象来弥补残缺不全的地方，很多心理活动和对话是艺术创作。
他说：“有很多是艺术创作，因为有很多事情并没有档案，因为我们知道，特别是周恩来，他们的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怎么把档案销毁掉。因为孙维世的背景涉及到很多中共领导和有权的人物，她的生涯当中的故事有很多窟窿，你必须得想象，这样才能把故事讲得连贯，讲得丰满。”
哈金表示，中共官方的叙述强调政治性，强调一个共性，首先把和中共不同的声音压制下去，像《莫斯科回来的女人》中虽然很多是史实，但并不在官方的历史当中，因此在中国的威权主义日益加强的时代，在一个以扭曲历史为基础的政治生态系统中，个人的和集体的记忆就更有意义。
戳破中共神话 习近平看了会跳起来？
《莫斯科回来的女人》通过描写孙维世的故事，反映出延安中共高层的方方面面。美国著名汉学家林培瑞说，《莫斯科回来的女人》戳破了中共的神话，习近平看了肯定会跳起来。
哈金笑着说，习近平和那些管宣传的官员会不高兴，那是肯定的。
他说：“我倒不知道习近平会跳起来，估计有些管宣传的官员可能会，但是习近平当然会不高兴是肯定的，因为周恩来是他们当中的圣人，毛泽东也是一样。”
林培瑞在题为“哈金的新作，戳破中共的神话？”一文中写道，“哈金不是有意地去一一揭发，但在自然的描写里，读者就能感觉到许多神话是空洞的。”比如书中描写了延安中共高层流行的“杯水主义”性解放，毛泽东妻子贺子珍和邓小平妻子金维映等很多人都因为在长征期间无法承受身心摧残，最后都到苏联去疗养，有的被关进精神病院，有的死亡。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曾经对延安流行的“杯水主义”意识形态大为感慨。
还有，当年延安的窑洞，舞会通宵达旦，中共高层在生活上享受特殊待遇。即使在那样的条件下，周恩来每餐都有四菜一汤，而普通人员吃的是棒子面，窝窝头。等级制度、官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之间形成巨大落差。
作家王实味写的《野百合花》，和丁玲写的《三八节有感》，都抨击了延安的“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
哈金说，共产党的内斗和腐败从一开始就有，当初领导人不在乎对别人和对国家的伤害，现在的领导人也一样，而且习近平的破坏力更大，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成果已经被他败光了。
哈金是极少数用非母语写作而获得极大成功的作家，出版了20部英文作品，获奖无数，包括海明威奖和美国文坛最高荣誉之一“美国国家图书奖”。
《莫斯科回来的女人》中文版将在明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