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侯虹斌 ：知识分子的下半身
很多年前，我曾经仰慕过好几位文化人。在那个时候，喜欢他们一点也不丢人，而且还显得蛮有品味的，比如说，尚未写出《文化苦旅》、尚未与名伶结婚时的余秋雨，他的《中国戏剧史》我就觉得很好；比如说，还不是妞妞的父亲、还未成为鸡汤大师的周国平，他的《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也堪称一代人的启蒙之作；何况那时还不兴含泪，不兴抄延安文艺座谈会，他们的外貌轮廓，还没有太大的改变。
我很怕我喜欢过的作家或学者大红大紫，因为爬得高必定意味着很容易露出猴子屁股；再则，一个作家或者学者能博得大多数非读书人的喜爱，意味着他必须把自己放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吃灰。
当然，如果低到尘埃里能赢得绝大的名利的话，那吃灰就不算事儿，还能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其实，这个时代谈知识分子的节操有点太过于小清新了，因为承载不起；别人的私生活，也不宜置喙；倒是他们的公众言论，是放在阳光下的，还可以聊一聊。之所以想起这一段，是因为看到周国平又要出书了，是他谈女人、性、爱情、婚姻、孩子的文字汇编。他还把新书中的几段文字放上了微博，不承想，就是这几百字引起了风波。
比如说，“男人有一千个野心，自以为负有高于自然的许多复杂使命。女人只有一个野心，骨子里总是把爱和生儿育女视为人生最重大的事情。一个女人，只要她遵循自己的天性，那么，不论她在痴情地恋爱，在愉快地操持家务，在全神贯注地哺育婴儿，都无往而不美。”
多么好喝的鸡汤啊，我还想再来一碗：“一个好女人并不自以为能够拯救男人，她只是用歌声、笑容和眼泪来安慰男人。”
“好女人能刺激起男人的野心，最好的女人却还能抚平男人的野心。”
还有呢，“一个女人才华再高，成就再大，倘若她不肯或不会做一个温柔的情人，体贴的妻子，慈爱的母亲，她给我的美感就要大打折扣。”
在招至网友的数百数千条的讽刺和批评之后，周国平删掉了微博，并把大家斥之为水军。
周老师一定无法明白，这不夸女人的么，何错之有？为什么陆琪写这些就变成陆姨妈，他写这些就变成众矢之的？好委屈啊！
怎么会一样呢？人家陆姨妈就是靠写片儿汤挣钱的，人家想要服务的消费对象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一个没有道德包袱的文字商人，你说他见钱眼开不是骂，是夸。但一个人因为曾当过哲学家，写出这些隔夜的鸡汤，还摆起哲学家的谱来教训愚民，想象着头顶应有圣洁的光环，信徒们一路跪拜……这画面太美了我不敢看。
这些关于两性关系的格言警句一点也不新鲜，早就充斥在各种文摘杂志上；放在微信朋友圈里，动辄点击过十万。他们赞美和讴歌女人，赞美她们的牺牲赞美她们的伟大，赞美她们的母性，赞美她们抚慰着男人受伤的心……不过，我觉得嘛，夸一个女人是个倒贴的仆人、忠诚的保姆、免费的心灵按摩师，都在暗示着她是不值钱的货，没啥值得骄傲的。
好几年前有一位年轻的杂文家，曾是一代人的青年偶像，文章锋利、清晰、不妥协；直到我看到他写的一篇长散文，谈他的妻子如何爱他、如何伟大、如何为他牺牲，絮絮叨叨，我对这位杂文家的好感一下烟散云散。因为我从他对妻子的讴歌当中，读到的就是这样的逻辑：女：“我爱你！”男：“是啊，我也好爱我自己。”
妻子再好，不过是一湖池水，纳绪索斯爱上的只是湖水倒影里的自己。
知识分子的自恋真是令人发指。别的行当要追求女人，要么走心，要么走肾，什么都没有的至少还能拿出一叠钱把你拍晕；只有他们，可以靠吹牛吹出一个新世界。
我记得，上一个以歌颂女人闻名的大才子，还是唐代诗人元稹。“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唯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这些深情款款的诗，就是献给他的亡妻韦丛的。韦丛是新任京兆尹（类似于首都长安市市长）韦夏卿之女，而元稹当时还是未发迹小吏；为了他，她吃了不少苦，二十七岁就去世，元稹十分感动，故歌之咏之——这几首，恐怕也是两千年来为最为人所熟知的悼亡诗了。
但是且慢。元稹的情诗虽感人至深，可是一点也不妨碍他在妻子病重卧床的时候，与名妓薛涛诗词酬唱，打得火热。韦丛去世后，元稹回家了，纳安仙嫔为妾，生下一子一女，接着续娶另一门阀贵族之女裴氏。十年后，元稹想起了薛涛，想把她从成都接过来。结果半路遇见了另一名妓刘采春，就和刘采春及刘采春的丈夫一起流连忘返，在越州一呆七年。
连元稹的好基友白居易，都在元稹的墓志铭里挖苦他“以权道济世，变而通之”。
元稹就是那个时代的精英。不过，知识分子的情感经历，往往具有强烈的修饰意味。他们需要有女人为他牺牲，需要对女人有所亏欠，这样，他才可以叹息、怜悯、缅怀，才能创造出更好的诗歌和文字。而这种忧郁，又有效地舒缓了他的道德压力，变成了一种“恩典”：我都在怀念和追忆你了，这还不是对你最好的救赎与报答吗？
所以，你才能看到元稹在自传《莺莺传》里，不断地写莺莺有多美、有多好，然后，他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抛弃她。写莺莺的迷人，是为了映衬他的魅力，以及为这种抛弃增加美感。
所以，在中国的传统故事里，永远都是天仙爱上穷光蛋，美女献上肉身和金钱，侍奉着书生们考上状元、扬名立万，然后乖乖地离开以便书生们娶公主或相府千金；实在被挽留下来了，也要主动给他们纳妾。写仙女（或狐精）的美德，是为了证明书生们如何百般可为。
所以，我们才能看到，周国平曾为某位著名社科学者的去世写过一篇悼文，一篇令人拍案惊奇的悼文，夸这位学者如何如何懂他，欣赏他，如何向世人宣传他的优秀，如何要求女人都应该围着他转。
这篇悼文发表时曾引起过一片震惊，现在又被翻出了。文中写道：“有一回，我们去他家里，还带去了我家的两位女友，他语重心长地批评她俩说：‘你们不知道心疼国平，国平跟别人不一样，我阅人无数，很少有像他这样优秀的人，但他一辈子没有享受过。’然后布置任务：‘你们每人每周约他出来一次，要单独和他，找一个好的酒吧，让他放松。’”
“什么时候看见我身体不好，他一定会催我去检查，如果认为是工作太累所致，他会批评我，连带也批评红，要她在家里贴上五个大字：‘国平无急事。’他经常叮嘱红，国平最重要，要把关心国平放在第一位。”为了更好地“照顾国平”，这位学者还劝国平的妻子打胎。
这就是悼文的主要内容。
用贬低女性来打压女性，是一种常见的路径；但还有另一种更为有效的打压女性的方法，就是讴歌女性的忠诚、贞节、忍耐、付出，把奴性和逆来顺受吹捧为美德。当然，周老师走得更远，他把另一位学术大师的成就概括为“他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爱我”。
在他们的想象中，为他们奉献了一切的女人、抛弃过的女人，就是别在他们胸口上证明魅力和主宰权的勋章，会让他们更迷人呢。
我很烦用母性和妻性来绑架女性。女人愿意做个好母亲、好妻子、好女人，是因为有爱，是因为她能在其中感到温暖和乐趣，而不是因为她们天生就喜欢被剥夺，喜欢被奴役。很难想象现代的知识阶层，还那么喜欢代入书生与佳人的戏路当中，因为有人对自己好，变成优越感的源泉。何况，古代的社会结构里男性的确是女性的经济来源和生存依赖，他们自恋还能理解；今天还等着妻子赚钱共同还房贷的男性，拿什么脸来自高自大。
按道理来说，相比起其他人，知识分子本应在人的权利、平等、自由等方面有更深入的思考，他们的逻辑起点应该更高，价值观也应该领先半步才对；可是就两性问题来看，知识阶层们仍然耽迷于古代红袖添香夜读书的梦呓当中。
当然，在现实中他们的名声和一些貌似是才华的东东，正被不少文艺女青年所青睐，于是，这群最不需要外在条件、最不需要付出、仅靠吹嘘和自我膨胀就可猎取女性的人，怎么肯改变这种美孜孜的现实呢？很多在其他方面很优秀的知识分子，惟独在这个问题上简直恨不能让女人重新裹脚（可惜又养不起）；中国的知识阶层，很像一个头脑已经在往西方文明的路上跑了，下半身还停留在中国的封建时代里不肯动的怪兽。
可惜的是，从不自省、没有道德焦虑的人往往容易成功；正是这样的时代精英掌握着话语权，在扮演着给大众启蒙和泡制鸡汤的角色，实在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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