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日君再来-邓丽君的日本发展之路(上）
一般日本人对邓丽君的印象是她的歌声柔美悠扬，即使她已经过世，仍然历久不衰。
1995年5月邓丽君去世时，日本金牛唱片公司全体员工像亲人一样为邓服丧一周。当然邓丽君是金牛公司的Bread Winner, feed the lable，这一过世，唱片又要大卖，所以当作亲人对待也不为过。
日本TBS为她制作了哀悼邓丽君纪念特辑，7个主持人全部黑装，翁倩玉也在其中，讲者讲着这帮人就哭了，连男的主持人也哭了。这样纪念一位中国歌手是够高规格。日本人纪念邓是讲她的音乐成就，不像台湾就讲些邓的情史，而且还乱讲，台湾还在电视上讲邓丽君的墓的风水不好。
邓丽君超常的语言天赋也是她能在日本走红的原因。在她温柔的外表下，蕴藏着坚强和果断。
其实邓丽君对日本的感情很复杂，包含着太多的酸甜苦辣和无言的落寞哀愁。也正因为如此，许多的日本人由衷地敬佩和崇拜邓丽君，但他们都认为自己知道的只是TERESA TENG，而无法真正进入邓丽君的世界.据说邓丽君对谁都不敞开心扉，这可能是邓丽君自我保护的方法。但是有一个人例外:麦灵之。麦跟邓有过蕾丝的传闻，邓丽君可以在麦面前喜怒哀乐，毫无遮挡。还有一人应该是后来的PAUL，邓把自己童年到成年的往事都跟PAUL讲了，还有哪个朋友怎样怎样也跟PAUL讲了。 不过PAUL年龄小，比较单纯，而且又是法国人，两人又在一起那么长，邓就跟他讲了心里话。
1970年代的日本是亚洲最大的流行音乐市场。1973年，欧阳菲菲和陈美龄双双在日本拿下唱片大奖，引起不少日本唱片公司对华人歌手的兴趣。日本宝丽多唱片派出星探，寻求偶像型华人歌手。为了寻找偶像歌星，宝丽多公司于1973年派员到香港的大小歌厅、夜总会寻觅。派去的两位星探，访遍全港九，佐佐木终于在东方歌剧院发现了刚满20岁的邓丽君。
宝丽多制作部经理，也就是后来任金牛宫唱片公司总经理的舟木稔先飞到香港，在香港时接触了邓丽君和邓母，两人有到日本的念头，但邓父不同意。舟木先回东京之后再飞到台湾，为了说服邓父，刚开始邓父不同意。因为邓丽君那时在台湾，东南亚和香港很红了，收入也很好，就不必在日本从头开始去冒险。而且邓父以前是抗日的，对日本人也有抵触。香港宝丽多的人看到邓丽君谈不成，因此就推荐别的女星，就说那找别的女星来怎么样呢？但是舟木仍然非常执着，尤其有位日本通跟他说：“邓丽君是台湾版的美空云雀”，更让他全力要签到邓丽君。
最后舟木就上邓家门上去说服邓父，就说你女儿现在在台湾和东南亚很红，如果能在日本走红，就变成国际巨星，而且还跟邓父说要好好培养邓丽君，这样邓父就同意了。看来这国际巨星的头衔还是很有诱惑力的。
宝丽多的出现对邓丽君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机遇，既可以走上国际歌坛之路，又可以接受长期的正规系统的音乐教育。邓丽君曾表示，之所以到日本发展，是自觉在东南亚的歌唱事业已达到高峰，想另辟战场“其实，我并不喜欢生活在异乡。但是，日本完善的歌唱条件和环境，难找的好乐队，能够使我在每一次大型演唱会之后，针对自己的缺点与不足，不断改进，精益求精。”邓不喜欢生活在异乡，却大半生在各国漂泊，最后客死泰国。
舟木接受所有他们提出的要求：如在日本的居住问题、契约金、希望的条件等。舟木每每问及邓丽君什么事，她总会说：“问妈妈”，感觉上她并没有什么不安与担心。
舟木后来自己建立金牛唱片公司，就是用邓丽君做招牌，而且邓丽君过世好多年后，舟木都是靠邓丽君的版税收入养老的。这个是他自己说的，所以他一直都很感激邓丽君。这个也算他当年一定要签下邓丽君的执着精神的报答吧。看来人做事是要有一种执着精神的。不过邓丽君身前身后直到今天多少人还是靠邓丽君这个招牌吃饭，台湾为了吸引大陆游客到高雄，在那里建立了邓丽君文物纪念馆。
因为在香港用“TERESA·TENG”的艺名，一到日本就用“TERESA·TENG”的艺名发片，日本公司也同意这个名字。
当时台湾方面（国民党）对邓丽君进军日本，多少有点不满。国民党不满的事多了，当年邓丽君要去大陆开演唱会，硬是不让人家去，威胁要扣她的护照。一个没有眼光的政党所以落到今天连到台湾都守不住。（这是题外话）
到日本宝丽多第一次演唱时，邓丽君压力太大，发挥失常，宝丽金高层很失望，但在一旁观看的渡边娱乐公司的总经理渡边正一却看到了邓丽君的潜质。渡边正一力排众议，将邓丽君接到了自己的公司，并安排她学习日语，接受正规系统的音乐训练。到日本发展，经纪业务归渡边制作公司管理，而唱片的制作发行则由日本宝丽多负责。
一开始签约两年，第一次签约日期是1973年4月，依邓妈妈和邓丽君同意，签下的第一份合约内容里，第一年的酬劳是每月日币25万元。那个时代的日本大学毕业的公务员最高职等的薪水是日币5万5。
暂时住宿在赤坂的新日本饭店，费用由渡边制作公司负担。音乐则是由宝丽多和渡边音乐出版公司共同制作，邓小姐有百分之二的版税可抽。
接下来就是进行在日本出道的准备工作。在1973年11月，邓妈妈和邓丽君第一次到日本，那时邓丽君才二十岁。有个叫樱井的人，当时担任渡边制作公司的统筹经纪人，派去担任要来日本发展的邓丽君之经纪人。樱井就去机场接邓丽君和邓母。邓小姐给樱井的第一印象是“福婆婆”的长相，但不讨厌。不美的“福婆婆”却曾被日本认定为最漂亮的美女呢！他很直觉地认为“这女孩会红。”看过无数歌星的樱井，发觉到她和一般女孩不同的优点，认为邓丽君是属于经过琢磨后自然散发出一种光芒的人物。
日本公司也是真的花心思培养她，佐佐木带她每天去看各家电视台的音乐节目，从星期一至星期五参观了所有的电视音乐节目。“因为将来我们势必要上这些只有日本一流歌星才能上的节目。” 一听到日本公司这样激励的话，邓丽君的眼睛立刻为之一亮，而且最令邓丽君吃惊的是，不管看哪个音乐节目，都是由大乐团在伴奏。“东京实在太棒了。因为市场很大。” 邓丽君用着不太熟的日文说出她感受到的印象。
从决定在日本工作之后，邓丽君立刻练习在笔记本上写日文。邓丽君刚开始时一周只有一天休憩时间，反正日本人是工作狂，我以前在日本人底下做过1.5年的PROJECT，深有体会，人家是没有周末的概念，跟日本人工作会短命，因为人家工作就是拼命。
1974年2月，邓丽君在日本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下雪，她感动地欢呼起来。
渡边娱乐公司才安排她学习日语。公司为她请来的是日文老师。邓丽君就说：“注音字母、汉字、英文音标、罗马拼音全部都用上了，整个歌谱全部都是注解，光是念都很吃力，还得配合音乐唱出来，况且歌词的内涵、感情还要了解，最后再揣摩出表情和动作，好辛苦！”
为了能唱好日文歌曲，邓丽君苦练日语，甚至不放过吃饭的机会。翻译以及身边的人都成了她的老师。她像个缠人的小女孩，一有空闲时间，她就不厌其烦地问他们这个词怎么发音，那个词怎么念，这些句子又怎么说。她走在路上的时候，看到路边的商店招牌、广告牌子，也向人家讨教怎么读。极高的悟性加上不懈的努力，邓丽君在不出一年的时间内便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
她曾经笑称，她最先学会的日语好些是“粗话”，但一句话也不敢说，只能备而不用。据说她刚到日本时听不懂日语，经常被人骂笨蛋。
刚开始要给邓丽君定位，走偶像路线。邓丽君在发片前，公司用“香港的红玫瑰”一词作宣传，意指“香港最红的歌星”。第一首歌是《无论今宵还是明夜》，但印制的三万张唱片没卖出，在日本当时的歌曲销售排行榜只进到第七十五名而已。 因为出道未红， 这个对邓丽君是个打击，对挖掘邓丽君的佐佐木而言也是个打击。而当时优雅的《处女航》却拿到排行榜第二十四名。在香港邓丽君的地位远超过优雅，但在日本的成绩却输她，这点让邓丽君感到非常郁闷。 邓丽君也想过回台湾算了。但是邓这个人有不服输的性格，觉得回台湾会被人认为被日本歌坛打败。
她在日本的生活压力很大。日本有专属的化妆师和跟班，责任分担严明，许多人为她工作，也因此会让她觉得自己一定得出头不可。在日本，还没走红前，歌星、作曲家与作词者的关系似乎是固定的，这点跟台湾也不同。她就曾说过自己没有选曲的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