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去世的那一年,我才满二十,在南京读书。接到母亲电话,就急急地从学校赶回来,父亲还是等到我了。随着一颗硕大的泪珠从眼角滑落,我知道,他一直在等我。
我和父亲的关系是那种自通的,比如他七十年代初,得乙肝,要回老家调养,就带着我回去的。父亲说,因为要在武汉从陆路换水路,需要找三轮车拉行李,就让我看着一大堆行李,他去找车;才三,四岁的我一点也不哭闹。我是记不得了,那时的父母随着大学,从上海迁到西北,每次回家,都是跋涉。
我是一个异常早熟的孩子,而且记忆口才都很好,所以父母在家里说的事情,我都当成故事讲给街坊邻居听。这个特点,让我日后在上海的那半年,占尽了好处,这也是我在上海住过的唯一时光。好在家里没啥秘密,父母也都是正经的漂亮人儿,到也没留下啥祸患。
不过,人有优点就有缺点,比如我的语言能力就极差,我家从来就说上海话,可我偏偏不会说,只能听。也许北方语系和南方语系发音太不同了,我说很漂亮的普通话,发音标准,倒是上海的街坊都愿意听我讲话,小孩都学我讲话,挺好玩的。
上海,并不是我喜欢的地方,觉得人都太琐碎,烟火气太重,但我理解他们。比如,他们硬要把不大的上海分成上只角,下只角,一位下只角的漂亮姑娘,要经过两代才能嫁到上只角。其实,这种文化,也解释了为啥上海女人外嫁多。
我不知道玉佛寺是属于哪只角,爷爷在那有幢石库门的房子。房子挺大,有三四层,上面还有亭子间,晒台和一间有浴缸的厕所。楼下两层,已经给人家占了,一楼住着一对小夫妇,女的是个唧唧呱呱的售票员;二楼是带着一个和我一样大的男孩的夫妇。
爷爷是同济毕业的,做木材生意,家里略有点小钱。他在美国的花旗银行给爸爸存了笔钱,准备将来留学用的;他还在大衣柜里藏了二佰两黄金,还有这个石库门房子。。在当时的上海只能算上中产吧。父亲有好些有钱的男女同学,那可是都住花园洋房的。
当然,爷爷给了父亲最好的教育,这是无价的,也是最值钱的,我们都惠及到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