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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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位女士值得关注和留意，她们只是从自己的专业角度去批评西方对于非洲援助失败的反思与批评。
从15世纪开始，欧洲大航海时代下海，冒险去寻找海上贸易通道，是因为在西亚，也就是中东这个地方，崛起了奥斯曼帝国，把陆地丝绸之路可控制住了，注意，不是掐断，而是控制住了。
奥斯曼帝国在西亚这块，控制住了丝绸之路之后，就把丝绸之路上的商品，自己要的留下，自己不要的高价卖给欧洲人，然后反过头来在狠狠的打欧洲的基督徒。
而中国这边，因为明朝刚刚建立，需要防止退居关外的蒙古部落向中原反扑，维持陆地丝绸之路的成本极高。这跟后来郑和下西洋与后来焚毁其全部的航海资料图有关系。
因为这个时候的中原王朝，需要集中资源对付关外蒙古，和维持脆弱的陆地丝绸之路，没有其他资源用来搞大航海。
奥斯曼帝国扩张的鼎盛，也是欧洲最绝望的时候，是发生在1683年的维也纳之战。这场战争，最后是以波兰国王亲征，拿出了自家几乎全部的重骑兵参战，成为维也纳围城战在战场上决定性因素。相当于说，拿出了自家大部分的装甲部队，投入到一场战斗当中。这场战斗赢了，就赢了。输了，就亡国那种。
说起来，波兰人也真的是性情中人啊。
最后这场战斗，以赶到增员的波兰国王率领的波兰重骑兵与重步兵为核心，建立起了以波兰国王扬三世·索别斯基为核心的军事领导体系，手下大约7~8万欧洲联军，面对奥斯曼15万的攻城大军。在1863年9月12日的一场决战中，联军击溃了奥斯曼的攻城大军，取得了较大的军事上的胜利。
1683年维也纳之战，是从1526年~1791年，长达256年的奥斯曼帝国。与雄踞中欧腹地的哈夫斯堡王朝王朝，长达300年战争的一部分。
与此同时，突厥人建立的奥斯曼帝国从1568年，第一次跟沙俄帝国爆发军事冲突，具体是在里海北部，俄罗斯的阿斯特拉罕州这个地方。之后在1676年，在今天的乌克兰第聂伯河下游爆发冲突。1686与沙俄爆发了较大规模的第二次俄土战争，也就是维也纳围城战的一部分，当时克里米亚还是一个奥斯曼帝国的卫星汗国。沙俄与克里米亚汗国争夺亚速海控制权
1709年爆发第三次俄土战争，沙俄帝国丢失亚速海控制权。1735年爆发第四次俄土战争，沙俄试图重新向黑海方向扩张，与奥斯曼帝国卫星国的克里米亚汗国爆发冲突。1768第与沙俄帝国爆发第五次俄土战争，沙俄获得了乌克兰南部、克里米亚和北高加索的控制权。
之后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半岛上开始收缩，分别在1787、1806、1892、1853、1877、和1914年与俄罗斯爆发了5次战争。
欧洲大航海时代，是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发生的。也就是中国的中原王朝防止关外的蒙古反扑，位居西亚的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向巴尔干半岛扩张，陆地丝绸之路几乎中断。生活在西欧的欧洲人，被迫下海寻找海上到达印度与更遥远的中国的海上商道。
要知道，那个时候冒险下海寻找商路，是充满了各种危险，风险非常之大。绝不亚于我们今天人类跑去太阳系以外的星际探索
大航海时代，主要目的是到达印度，获取那里的香料。香料是对许多农产品的一个集合的统称，相当于“义乌小商品”，是对需要商品的某种“集合统称”。
那么，在大航海时代，有两条路走，一条是往西，发现新大陆，也就是北美大陆。一条是往南，沿着非洲的海岸线，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
可是！问题是，印度商人，尤其是穆斯林商人，是主导印度洋上的海上贸易的，在非洲沿海，尤其是印度洋沿海的非洲沿海，有着广泛的存在。
尤其是穆斯林商人，对许多非洲沿海地区的国家/部落的领袖，有着强大的影响力。
举个例子，1561年，葡萄牙人到了非洲东南角上那里，当时还是“莫诺莫塔帕帝国”(Kingdom of Mutapa)。这个莫诺莫塔帕帝国的范围，是今天的津巴布韦北部、莫桑比克西北部，赞比亚东南部。
葡萄牙的天主教传教士，试图让莫诺莫塔帕帝国的国王/皇帝，信奉天主教。结果几天后，引起了在莫诺莫塔帕帝国首都的穆斯林商人群体极大的不满。说服了莫诺莫塔帕帝国国王，把传教士给杀掉。
1568年，葡萄牙决定派出1000人的十字军，征讨这个莫诺莫塔帕帝国(今天津巴布韦)。结果，这个莫诺莫塔帕帝国，因为内斗，然后外边再跑来1000欧洲十字军，接着，这个很大的莫诺莫塔帕帝国就没有了。
因此来说，论殖民非洲，那欧洲人真的应该好好看看自家的历史。但是，这并不代表西方对中国的“非洲新殖民”论，并非完全没有依据。因为毕竟，人家是干过这个事的，对于殖民游戏，还是非常轻车熟路的。
先要说，1962年，印度以自家的殖民地军队，跟中国的革命军，在藏南的一场边境冲突中大败，对中国耿耿于怀。被殖民者，总是觉得用来控制他们的殖民军就是世界上最牛的了。当然，这并不难理解。因此，印度基本上是不给中国进去的。当然，因为印度在独立之后，基本上是奉行南亚的自我封闭，老子就是南亚老大，我也不出去惹你们，你们谁也别进来。
在这样的指导原则下，印度发展速度落后中国许多，才让中国有限的进入了印度市场。
因为南亚有印度这么个大家伙在那里，中国只能选择非洲，这样一个没有强势的本地大国，比较容易进入的地区。换句话说，就是柿子一定要捡软的捏，硬钉子就要用榔头砸
因此，当西方看到中国进入非洲，柿子挑软的捏的时候，这个时候难免坐不住，要跳起来：你别给我瞎BB，老子以前就是玩这个起家的。
欧洲大航海时代，殖民非洲的目的，是控制非洲沿海地区，能够让欧洲商船无害通过，以及停靠。
那么，到了20世纪中期开始，全球去殖民化浪潮开始，欧洲人从非洲撤离。但是，他们是撤而不离。也就是说，欧洲老殖民者们，在非洲前殖民地的影响力还是存在的。具体而言，就是通过控制这些前殖民地的关键领导人，反对党领袖，以及其经济命脉的矿藏的开采与勘探。
什么意思呢？控制一个不大的非洲国家，几个欧洲的采掘企业进入，控制其大部分的矿藏。在经济上控制住财政部长、中央银行行长、反对党的主要几个人物，大法官与司法系统的高官。瑞士银行账户开好，英法的政治避难护照塞好，要跑路的话，分分钟的事情。让这些被欧洲前殖民帝国国家，所控制住的几个关键人物，与非洲某国当政的领导人之间，形成“check of balance”。
然后派一些NGO进去，稍微提供一些饮用水啊，这些那些的人道主义产品。基本上就是把这些非洲国家当做乞丐，像是给乞丐汉堡包、披萨和矿泉水，让其活命的那种aid。
萨达姆还在世的时候，不就有传闻他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么？就有了一个尼日尔黄饼铀矿原料的事件。在这个事件过程中，法国财团几乎完全控制了尼日尔的铀矿产业，尼日尔几乎没有任何可能性把生产核武器的原料卖给萨达姆。
https://en.wikipedia.org/wiki/Niger_uranium_forgeries
也就是说，对于一些非洲国家来讲，他们因为过于落后，甚至都无法控制自己本国的战略资源，像是铀矿这种，能够用来造核武器的玩意。
这样的国家，跟医学意义上的植物人有啥区别？
如果说，在西半球的中南美洲，有一堆香蕉共和国的话，那么在辽阔的非洲大地上，有一群植物人国家(failed state/semi failed state)。
而中国打着development，也就是发展主义这个政治正确的旗帜，进入非洲一些在中国看来有战略价值的国家，让这些国家想办法摆脱西方对其的控制。这西方能不跳脚？至少从零和的地缘博弈上来讲，是这样子滴。
还有，中国进入这些非洲国家修桥造路，造火车站、剧院、总统府是干嘛的？
我且问你，1561年，葡萄牙人的传教士，为啥要convert 莫诺莫塔帕帝国(Kingdom of Mutapa)的国王？即使隔了几天，就被杀头？
当时，“莫诺莫塔帕帝国”首都的穆斯林商人群体，为啥“仅仅几天就知道了这个消息”？为啥劝说国王把传教士给杀掉？
sphere of influence！
当初欧洲人跑去非洲沿海，就是为了建立影响力圈，或者说势力范围。只不过，中国进入非洲，并不打算说服非洲总统信仰佛教。而是说，在过去，因为海峡两岸在争夺“一中地位”，在全球撒钱，在联合国里面收买选票。当然，在那个时代，都是一锤子买卖。就是你给我多少美元，我在联合国里帮你投票。现在，去非洲通过搞基建，搞发展，在非洲沿海，尤其是印度洋沿海建立影响力圈，一方面是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里，跟美国打口水仗，一帮非洲穷兄弟们，帮中国“点赞、转发、666、233333”。
一方面，是打算在更远的未来，与印度与中国竞争中，中国在那里提前卡位。因为要知道，印度裔商人，在印度洋上，也是有着漫长的海洋贸易历史的。要知道，马六甲以东的印度尼西亚，就有着“小印度”之称。说白了，就是在历史上，印度裔商人，在马六甲海峡附近活动的结果。
中国在国内基础设施建设放缓的前提下，趁着产能还在那里的时候，干嘛不出口基础设施建设的产能呢？
换言之，中国是在经济重商主义思维驱动下(mercantilism)，在geo economics，也就是地缘经济这个赛道上，在全球建立影响力，成为了一个活跃的全球玩家(global player)。
那些跑去非洲搞基建的基建工人当中的一小部分，具有冒险家精神的人，会留在那些非洲国家做买卖闯荡。这些人赚了钱之后，不是转移到英语国家的美国、加拿大、新西兰什么的。他们最终是会把钱再转回到中国的，用美国人的话讲，chicken 总是会 come back home to roost的。
美国从1950年开始，就在中国的家门口，把当时几乎是一个农耕生产活动主导的经济体，韩国，花了50年时间，协助建立成为了一个世界一流经济体。呃.....至少表面上看起来是如此，中国觉得“你行，我也行啊”。
最后，中国似乎是推动者，有着类似朝贡宗藩秩序下，state to state trade，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官方主导的贸易。这又跟奉行全球自由贸易的西方国家，存在不同秩序构建上的矛盾与冲突。在全球自由贸易秩序下，大宗原材料，都在一个中心市场上交易。那么这样一来，交易的效率高许多，对不对？
举个例子，义乌小商品市场。在物理上和地理意义上，是一个非常具有影响力的中心化的市场。原本，是将义乌周边的小作坊里的小商品拿到这个市场上去卖。结果，这个小商品市场的规模越来越大，名气也越来越大，渐渐地，浙江省境内的许多小商品生产商，把自家的产品拿到这个中心化的小商品市场上去交易。然后慢慢地，义乌小商品市场边上，有了从事物流的服务，慢慢的有了小额金融贷款服务等等。
再或者说，我们知道，北京最大的蔬菜批发市场，是北京南部四环线附近的新发地市场，对吧？北京大部分的蔬菜批发，都要走新发地，这样一个中心化的市场，因为这样的交易效率高。
同样的，在全球，有一个中心化的大宗原材料市场，那么买家都上这里来买，卖家都上这里来卖，这不是很好嘛？大宗原材料的生产者，拿东西去在这个市场山过去卖，而需要购买的买家，到这个中心化的市场上去购买。然后，围绕这个市场，做许多的周边金融衍生服务和衍生金融产品。
北京的新发地，虽然只为北京市的居民服务，但是在无形之中，能够主导华北地区的大宗蔬菜水果与肉类的价格。
可问题是，这个中心化的市场，不在中国。与此同时，中国虽然是个体量庞大的买家，但是无法掌握定价权。也就是说，迫使中国进入非洲寻找大宗原材料的一个原因，是中国无法在其他国家境内的大宗原材料市场上，获得定价权。
而中国所推动的state to state trade，是“国家主导产品”的互相贸易。其中，就有公路、桥梁、机场、隧道、铁路、总统府，还有大宗机械设备、甚至更大的，一整个工厂、以及大宗军火。这些都不是自由贸易范畴下，跨国贸易的商品。
只有中国这样的“中央集权强势大政府”模式，才能推动这样的国与国之间的贸易。而与中国贸易的那些国家，尤其是那些非洲植物人/半植物人国家，看到中国这样的“强势大政府”，会很羡慕啊。一羡慕之后，是不是就把美国等西方国家推动的民主政体，强调check and balance，实际上是用来控制与操纵，这些非洲国家关键位置上的少数国家精英和反对党领导人的把戏，给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呢？
再进一步讲，从1974年开始的，“第三波民主浪潮”，在亚太与南美洲，多个国家进入了民主政体。恰恰是伴随着美苏冷战时期，美国在全球影响力上升，而苏联式微。这个“民主化浪潮”理论，是由提出《文明冲突论》的亨廷顿提出的。他认为，“第一波民主化浪潮”，是以19世纪初，美国的白人男性普选为标志。“第二波民主化浪潮”，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到1962年，全球有了36个民主化国家。
到了苏联解体之后，有第四波民主化浪潮，具体就是前共产主义国家，纷纷转变成为了民主政体。
但是，在这第四波民主化浪潮的下半场，也就是“阿拉伯之春”的时候，遇到了非常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重大的民主化的挫折。阿拉伯之春并没有带给西方国家预期的民主化，然后国家现代化的设想。
利比亚变成了一个失败的国家，埃及在推翻了一个独裁者之后，并没有变得现代化。叙利亚更是演变成了一场丑陋的代理人战争。
而中国越来越是一个活跃的全球玩家，就必然让中国在全球影响力上升，美国有限的式微啊。也就是“resurrection of authoritarianism”。用现在的话讲，就是“一股来自东方的神秘力量”
而中国不但是全球第一个建立数字壁垒的国家，同时也是第一个在局部地区，说的确切些，是在中国一线城市，进入了“温和的数字一九八四”的社会。老大哥并不关心市民的私生活，比方说谁跟谁卿卿我我，谁跟谁约炮了；也不关心市民生活中，各种各样的浅吟低唱。老大哥可以仅凭你电脑里的中文从输入法里的常用高频词，手机里都装那些APP，能够判断出你对体制的威胁程度。
老大哥并不关心市民生活的细节，也不谋求控制人们的思想，你爱想啥想啥。老大哥能够对构成重大威胁的人或者言论，能够实施精确打击。
哎呀，腻害了我的国。
如果一个人的手机里，有VPN的APP，那么会成为需要一般监控的对象。如果你手机里，除了有个VPN翻墙工具，还有一堆中国人并不常用的，使用点对点复杂加密算法的通信APP，那么很显然，如果这人不是一个老外的话，那是需要带走去的喝茶。你在北上广深，没有智能手机已经寸步难行了。手机支付在中国的一线城市普及率，已经可以说是极高。
生活在中国一、二线城市青壮年期的人，是非常cosmopolitan的。每天需要进行数次消费行为，如果每天一个中国一、二线城市人，平均发生10次消费行为，每次消费，因为有了数字支付，或者手机支付；比传统现金支付，节省30秒~120秒不等。1个人一天就因为手机支付/数字支付，节省下了300秒~1200秒，相当于5分钟~20分钟，每人每天。
举个例子，一个北上广深杭苏的白领，上下班坐地铁，而且是从家里到公司直达的那种，2次消费。早餐、中午饭，2次消费，晚上图便宜，自己买菜算他1次集中消费。下午买个饮料、晚饭后买个自己爱吃的snack，2次消费，这就是6~7次左右的日常小微消费行为。
如果有3000万人完全生活在手机支付/数字支付的生活方式，那么就意味着，每天能够节省下150,000,000分钟~600,000,000分钟的“国民总时间”，折合2,500,000~10,000,000个小时的“国民总时间”。而这3000万人，又是中国所有劳动力人口中，劳动效率较高，收入较高的30%群体。毫无疑问，数字支付/手机支付，大幅提高了这些人的生活质量。
并且在建立了全球领先的网络空间舆情监控体系，让类似美国2016年，俄罗斯通过互联网影响了美国大选结果那样的事情，在中国几乎不可能上演，虽然中国并没有选举。与此同时，全球领先的网络空间舆情监控体系的建立，能够对较大影响力的突发事件，确保受到政府控制的权威媒体，比不受政府控制的自媒体，抢先进行权威性报道。
权威媒体对影响力较大的突发事件的第一时间权威报道，确保这3000万人，情绪稳定，而且对未来积极乐观。“温和的数字一九八四”，是不是很厉害啊？
一二线青壮年办公室劳动力，不关心某个遥远的东北三线小城市的东北男主播，喊麦都喊点啥；也不关心某个广西的某个四线小县城郊县青年，是不是又生吃灯泡了。
但是！
一个杭州的小白领会非常关心，一家成都初中学校饭菜是不是过期了。一个生活在天津的小白领，会很关心一家在杭州的美发店是不是宰客了。
一个生活在宁波的家庭，会非常关心发生在河北的一家化工厂爆炸，因为有传言说，距离自己家15公里外的某个地方，正在建设一座化工厂。
这，能不让西方精英跳脚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