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自从爸爸去世以后，一直拒绝冬天，害怕冬天，或许是那一年凛冽的风从心底里刮过后， 记忆冰冷彻骨得让人想起来便内心生痛的缘故吧。
反正每到这个季节，无从逃避的我都会把自己一层一层裹成一个熊，迎着风走出去。就像寒冬中用围巾包裹着脸一样，我用笑容包裹着忧伤，剩一双眼睛张望着人来人往。
渐渐地，习惯了这种包裹，习惯了在冬日里寻找夏天般的温暖。可直到姐姐出事的那一年，固执的自己才突然发现，夏天同样是一个不可靠的季节，同样可以冷得像三十年前那个冬天。
“姐姐遭遇了工伤，非常严重！”
得知这一不幸的消息时正值盛夏，一个骄阳似火的季节。
那是一个周日的黄昏，知道哥哥姐姐会像往常一样回妈妈那里吃饭，于是照例给家中了打电话。奇怪的是接连几次姐姐都不在，问妈妈得到的回答总是：“她工作忙，过不来。” 可是，打姐姐的手机又总是关机。
一种灰秃秃的不祥的感觉立刻漫过心头，愚钝的自己预感到家中的姐姐可能出了什么事。
于是，那天自己一次又一次的固执地往家里打电话，得到的回答都是；家中一切都好！姐姐只是工作忙等等。末了，妈妈总不忘加一句：你要照顾好自己，不要让我担心！
妈妈与哥哥看似平静的的回答如出一辙，这让性情本就急躁的我几近疯狂起来。我告诉哥哥：明天让姐姐按时来听我电话，否则我便立刻飞回去看个究竟。
大概是耐不过我的执拗与疯狂吧，嫂子最终说出了实情。
电话里，嫂嫂说：姐姐工作时不幸被崩裂的高压风镐皮管抽中了双眼，可能会双目失明！这几个月以来家里已经乱成了一团！
像是被什么东西迎头狠狠敲了一棒，我整个人呆住了，木木地放下电话后，大脑一片空白。
我突然感到害怕，害怕电话会突然想起来，因为我不知道该如何安慰妈妈，如何安慰自己脆弱的眼泪。
昏黑的屋里，我，一个人呆呆傻傻地坐着，眼前晃动的全是姐姐流满鲜血的面孔。我的心，在被无情地蹂躏着，撕扯着，很痛很痛。
这是爸爸去世后，心又一次被狠狠地刻下了痛的痕迹。
怎么会这样？我能做什么？我该怎么做才能帮到我的家人？
问天，天不语。
世界突然变得很平静，上帝保持着它一贯的沉默。
想起朋友常说：一切就让它顺其自然吧。
以前每次听到，我都会不假思索的回答道：“好啊！”似乎很轻松的选择，似乎很符合老庄哲学，似乎这样就真的会生活得平静无争。
可是，这些年回头看看自己走过的每一条路，好像自己的生活中并没有“自然”可以让我“顺”。因为没有自然状态，大都是人为的状态，如果“顺”，也只是顺着别人需要的状态罢了。
那种不争，在我看来是一种无奈。
于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不再相信有谁的生活是在顺其“自然”，至少我生活的“自然”状态里有着诸多的不顺，让我无法去“顺”。
眼前，便是如此。
（二）
想起了爸爸常说的一句话：找朋友要找那种走在大街上，生是被石头拌了一跤还能拍拍屁股，头也不回地又往前走的。只有这样做人，拥有的快乐才会越来越多。
于是平复心情后，我又一次拿起了电话。
电话里，妈妈哭着说：姐姐可能一辈子都要生活在黑暗里了！因为伤得太严重，三次手术医生都无能为力，甚至是无从下刀，无从入手……手术的时间也从第一次的两个半小时，减到了第二次的一个半小时，乃至到最后的一个小时。
妈妈还说，医生已经宣布了：姐姐的眼睛无法再进行任何手术！过段时间，姐姐就会从北京出院回家……
听着妈妈的诉说，我的心开始阵阵绞痛，那痛楚敲打着我每一根看似坚强实则脆弱的神经。
我想不明白，若是上天有眼，为何不垂怜我的家人？若是爸爸在天有灵，为何不庇护我的妈妈？姐姐的眼睛碎了，妈妈的心也跟着碎了，那些碎片明晃晃地血淋淋地扎在了姐姐和妈妈的身心里，那是一生一世也无法愈合的伤口。
一思则伤，一想便痛。世界上再悲哀的痛楚，大抵也不过如此吧。
我痛心地责问妈妈，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瞒着我？即使我帮不了姐姐，总可以跑跑腿出点力。
妈妈电话里叹了口气，说：不想影响我的学习，更不想我也因此病倒，那样对她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妈妈是一个平凡的母亲，我知道她只想要她的孩子一生一世健康平安地活着。
但让我想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不送姐姐到北京同仁堂医院，而选择了北医三院？
妈妈哭着说：没人、没门一下子排不进去，再加上姐姐出事时正遇非典，北京各大医院戒严，这还是拖了熟人才进去的，但手术还是拖延了一个月才做。
我根本无法想象，可怜的姐姐当时是如何忍受着身心的剧痛与折磨，度过了那漫漫长长的日日夜夜。
泪，在脸上恣意地流淌。我，自由地伸展着躯体，却无能为力。
妈妈还讲到，第二次手术时医生说因姐姐伤势严重，普通医疗器械无法操作，需要特殊订制，所以眼球打开后很快便又缝合了，第三次手术也就被拖到了七月下旬才做。
“自出事以来的这四五个月，姐姐的视网膜一直是处于脱落状态，未能复位！”妈妈的话一字一句深深地扎进了我的心里。
突然，我为自己和家人的平庸感到了从所未有的悲哀。
没有人会为姐姐一生的痛苦来买单，更没有人会去究查那些本不该发生的不幸的根源。
我的家人和许许多多苦苦挣扎的贫民百姓们一样，像一群微小的草，在偌大的黑色背景里努力地挣扎着，散发着一簇簇微弱的光芒。
在这个尘土飞扬的世界里，他们是渺小的尘埃，可以被忽视，被遗忘，被践踏，但为了生存，他们却在默默地倔强地坚守着那一片微绿。
这样的悲哀与不幸让我内心充满了愤恨。
我祈求妈妈：姐姐的眼睛坚决不能再在一次次无为的开开合合中实验了，实在不行转院！
电话那端，妈妈已经泣不成声。
妈妈说：眼前能做的，只有听凭医生的处置！如果可能，她情愿用自己的双眼为姐姐换来一生的光明……
说这些话时，妈妈的语气是无奈的、无助的，也是无力的。
“妈妈，我要带姐姐来日本治眼睛，我要给姐姐找最好的医生！”我没头没脑的冒出了一句，电话那端的妈妈沉默了。
过了好一会儿，妈妈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语气中露出了枯黄中最后一抹嫩绿：“你真的能办她过去吗？你真的能替她找到医生吗？去了日本，她的眼睛就真的能复明吗？……”
继而，坚强的妈妈又一次绝望地失声痛哭起来。
那，是一个冰冷阴霾的夏季。
窗外，有太多的绿荫，遮住了明媚的阳光；心里，有太多的悲哀， 遮住了阳光岁月。
走在阳光底下，烈日周围都是人。似乎人人都说不得也碰不得，大家都有个想法——躲避。可是，又有谁能知道呢？在遥远的故乡，我的姐姐却在一次次的希望与绝望中苦苦地挣扎着找寻着属于她自己的那一片微茫的阳光。
（三）
心的行走，越往前越寥落，却分外淡定；
生命的归属，越往前越简单，却充满挚爱。
“我要帮助姐姐！”这一信念支撑着我，打开了在抽屉里躺了半年的电话簿。我快速记录下附近几家眼科医院的电话号码和地址后，并一一划出了行走路线图。
第二天一大早，我便骑着自行车，走出了家门。
日本的夏天，风，总是沉闷得让人透不过气来。它，从街道的一头吹来，带着一点点前夜的燥热与湿漉，没人注意地拂过所有人的面孔，继而融进周围新鲜的空气里。
阳光照耀下的街道上，渐渐忙碌起来，渺小的我在那片微茫陌生的土地上，四处乱撞着奔波着。没有人留意到我内心的焦虑，当然更没有人知道我脚下步伐的哀伤。
只有太阳，挂在天空，宿命般放射着温情与空虚。
我感觉很冷！2003年，那一年的夏天也是最寒冷的冬天！
两天下来，我以为终于尘埃落定了。
七八家能找到的眼科医院，我都一一询问过了，从详细的治疗费、住院费到治愈的可能性，不同的医院给了我不同的回答，有肯定的，有否定的，也有模棱两可的。
但从角膜、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到治愈神经萎缩等每一项手术，所有的医院报价几乎都是一致的。
抛开服务态度，就日本医疗机构的公开性、透明性让我不得不羡慕这里的国民，这与我的祖国是不言而喻的天壤之别。
其中，一位院长的回答尤为让我感觉踏实与放心，他便是后来姐姐求医路上遇到的贵人，一个在精神上、物质上给予我们无限帮助的恩人。
记得那天下午， 来到最后这一家医院时我已经晒得满脸通红。因为快到下班时间了，所以大汗淋漓的我顾不上喘一口气，抹了抹额头上的汗水，便径直来到了前台。
我用几乎沙哑的声音恳求护士能让我见一下院长。我告诉她们，我的家人病得很严重，我想咨询一些有关治疗和费用的事宜。
可能是我急切的神情和红肿的眼睛吓坏了她们，一名护士快速地走了进去，又很快出来了。她告诉我说：院长正忙着看病，如果我愿意，半个小时后医院下班了院长可以见我。
终于等到了下班时间。
一位年近五十，身材微胖的中年男子走了出来，满脸严肃的神情里找不到丝毫的笑意，我有点紧张。
我被院长引进了宽敞的诊疗室，许多护士在里面为最后的下班忙碌着。
不知为什么，刚刚坐下的我没说一句话，眼泪便一下子涌了出来。院长随手递给我一张纸巾，并和善地安慰我别着急慢慢说，好心的护士也为我送来了一杯冰水。
我哭着，简单地讲述了姐姐的情况。并说自己除了咨询手术费用之外，最主要的是想知道姐姐的病情在日本是否有治疗的可能性？如果手术，成功的机率又会有多少？
院长明白了我的来意，为每一项手术一一报了单价，并详细说明了手术的医疗器械费、每一天的住院费、以及大概的用药费等。最后院长明确告诉我，如果单是做视网膜复位手术需要三十万日元，加上用药、器械、住院费等全部算下来的话，大概需要八九十万日元。
说完这些院长看着我认真地说到：“没见病人的病例及眼底相片，也没见到病人本身，只是依据你的诉说，我无法判断日本的医生是否可以手术。如果我告诉你没问题，你们费尽周折来了后却没有手术的必要性，那么这往返的旅费等岂不是白花了，而且你们会很失望……”
院长的一番话，像黑暗中的一道曙光突然照亮了我迷茫的心。
一番道谢后，我心存感激地离开了医院。
回到家中，整理着两天来所有的资料，回想着几个院长对我说过的每一句话，我决定第二天再去一趟这家医院。
（四）
蓝色的天，绿色的树，阳光无力，风月长存。我怀着一颗柔弱无色透明的心，为了姐姐无畏地奔走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
空荡荡的街道上，寥寥数人在行走。
我推着车，抬脚过马路，一只流浪猫和我同步。彼此看看，我苦笑了一下， 猫猜不出我的心思，我猜不出它的表情。
依旧是下班前，我再一次赶到了那家医院。
见到我时，院长略微显得有些吃惊。简单的寒暄之后，我直率地告诉院长：自己打算回国，去拿姐姐详细的病历及眼底照片，并用恳求的语气询问院长，随后是否愿意帮我看看姐姐的病历？如果有手术的可能性，是否愿意接收我的姐姐？是否愿意帮我出具一份同意接收住院的证明，以备办理签证所需？如果都不行的话，是否愿意为我举荐一位日本眼球方面的其他专家或最好的医院？
我诚恳地告诉院长：为了姐姐，无论多么难，无论是去东京大阪， 我都愿意去尝试，去咨询。
看着满脸泪水的我，院长不解地问了一句：“在这座城市有好几家眼科医院，你是怎么找到我这里的？是朋友介绍的吗？”
我坦率地告诉院长：并没有人介绍我来这里。这两天，自己查询了电话簿，按照地图一家一家问遍了所有能找到的医院。而他的回答是最负责任的，最谨慎的，最客观的，最让我信赖的，所以我才决定再来他的医院。
可能是我的回答出乎院长的意料吧，院长愣了一下，又问道： 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来日本治疗，你们将不会有任何的保险，这意味着所有的费用必须自己全部承担，这将是一笔不菲的费用。而且如果你们去了别的城市治疗，费用可能就不止八九十万，加上住宿费、交通费、伙食费等，有可能会是一百三四十万甚至更高，这些你与家人都想过了吗？
此时的我，已经泣不成声，我知道院长心里在想什么。
为了让他打消一切顾虑，放心地接收我的姐姐，我告诉院长： 年少的时候，爸爸就得病去世了。为了这个家，为了供我上学，姐姐中退了学业，早早地上了班 。现在她出事了，我不能不管，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我也会做百分之百的努力！
说这些话时，我已经哭得一塌糊涂。
最后，我誓言旦旦地向院长保证，为了能治好姐姐的眼睛，无论多贵的医疗费我们都愿意负担，实在不行就卖掉家中的房子，这个决定妈妈也同意了。而我留学这几年也在拼命打工，积攒了一些钱，医疗费我们是绝对不会拖欠或抵赖的。如果不放心，我可以先交付一定数额的保证金。
可能是自己对姐姐的这份真情打动了院长，院长的眼圈也略微红了起来。
最后，院长坦诚地对我说：他愿意尽最大的能力来帮助我，愿意为我出具办理签证用的住院通知单。如果他做不了这台手术，他也一定会举荐日本最权威的人士为姐姐执刀。
离开时，院长把我送到了门口，看着我说：似你这般的姐妹深情，在日本已经很难见到了，你让我感动。
风中，我看见悬挂天边的落日，红彤彤的，在流血。然后，在毫不情愿中一点一点地下坠，直至被吞噬被湮灭。
天慢慢暗了。树枝，在街灯光影的照射下，在地上晃荡晃荡，像是哑巴的手语，又像是在召唤着什么。
我突然很想往家的方向走，越快越好！
我想起了神话中的那只最悲哀的鸟：它没有脚，只能不停地飞，一直不敢歇息，一直飞到死去。
（五）
我回来了。
第一站是北京，姐姐住院的地方。
北京，繁华都市，车水马龙，这曾是我学生时代无限向往的地方。它宽阔，它向上；它静若处子，它动若飞鸿；它包括了中国的千年历史，它广容了华夏的世世代代；它复杂得有棱有角，它清楚得草木皆兵。
可是又有谁能知晓，每天有多少人溺死在这浮华肮脏的都市泡沫中？他们或是卑微渺小得让人可怜，或是贪婪嗜血得让人可恨。但无论哪种，在亘古荒芜岁月的浪涛中，终将化为一粒尘沙，被风吹散，被世人遗忘。
终于，在医院里见到了即将出院的姐姐。
看见姐姐的那一瞬间，我整个人都惊呆了。昔日里，那个苗条、灵动、靓丽十足的姐姐已经荡然无存了，病床上取而代之的是因为长期服用激素而体重巨增、面容浮肿的姐姐。
姐姐的脸上，厚厚的白纱布一圈又一圈一层又一层，疯狂地裹住了我记忆中那双乌黑炯亮、会说话的大眼睛……
“姐姐！”我努力地镇定着，坚强着……
听见我的声音，姐姐惊了一下，然后坐起来，伸出手在床边慢慢地摸索着。
突然，有悲从心底滚滚而出，无边无涯地淹了过来。
我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情绪，抱着姐姐失声痛哭起来。姐姐的身体在不停地颤抖，悲怆而绝望的哭声将天地刺痛，也将我的心再一次撕扯着。
整个病房里，弥漫着凄凄悲情，那是姐姐的，也是我的。
“安静点！”护士闻声推门进来，冷血地抛下一句话又消失了。
一会儿，姐夫拎着热水瓶进来了，身边跟着一个模样俊秀的女孩，小女孩用怯生生的眼光望着我。我知道，这是姐姐的孩子，是那个我离开家时还不满一岁的漂亮可人的小外甥女，一双清澈的明眸像极了姐姐。
那一年，姐姐的孩子刚满四岁。在她懵懂不知世事的年龄里，我的姐姐，她的妈妈， 便失去了欣赏一切美的自由与权力。这样的残忍， 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是根本无法体会到的。
安慰了姐姐与姐夫之后，我便为此行的目的忙碌起来。
中国，关系网永远高于一切！
那些看似简单合理的事情，在人为因素的干涉下变得繁冗复杂起来，让人烦躁而又不得不小心翼翼忍气吞声地陪着虚假的笑脸。
处处都是舞台，人人都在演戏。面具，在玩弄着每个人脆弱的神经，只是不知这虚假面具背后的真，何时可以无惧无畏地裸露于阳光下？
在费尽了一番口舌，陪上了一堆笑脸，交纳了一笔费用后，姐姐的眼底照片及大病历终于被拿到了，而医生所谓的小病历，却被堂而皇之地保护起来。其实，那对于我并无多大用处，十多张清晰的眼底照片已经足够了。
我在心里不禁再一次暗暗感激那个去串门聊天的热心帮我说话的陌生的年轻医生，如果没有他的帮助，我是不会这么“顺利的”。
两天后，办完了所有计划中的事情，我带着姐姐的孩子上街买了两身新衣服，吃了顿她喜欢的麦当劳，便匆匆踏上了回家的列车。
一年不见，妈妈又苍老了许多。见到我时，妈妈的眼泪已经快哭干了。
几天后，我必须返回日本了。临行那天，妈妈抱着我又哭了很久，这是我第一次如此恋恋不舍地离开妈妈，离开那个家，因为家中有我太多的牵挂。
有什么滑过？清冷冷的。
我知道，不是眼泪就是雨水，没关系，都是昨夜的。
（六）
日本的天很蓝，海很绿！
从飞机上看下去，云一层雾一层，透过云雾是一座座岛屿，岛屿和海岸交错着。成片翠绿的山林、漫无目的地停泊的船只、细小如织的道路，一切都精巧得如同模型一般。
在这广阔的天与地之间，偶尔有车辆在蜿蜒崎岖的道路上，有目标地执着地缓慢地移动着， 变得很慢的还有飘荡在空气里的时间。
如果时间真的能够慢到凝固在开心的瞬间，那该有多么美好啊！ 我傻傻地幻想着。可惜开心的日子从来不会很久，更不会为我的姐姐停留。
返回日本的当天，扔下行李，带着姐姐的眼底照片及翻译完的所有病历，我又一次来到了医院。
看见我，院长一脸开心的笑容，他告诉我：这两天他已经联系上了日本医学界的No.1，一个视网膜方面的权威人士来为姐姐会诊，六年前这位医生曾来帮他做过一台难度很大的手术。
如果可能的话，这次他还会邀请对方到他的医院出诊手术，这样我就不必带着姐姐千里迢迢四处奔波了，费用上也能省去很多。 因为日本没有住在医院里陪床一说，所以我的旅馆费、交通费和伙食费起码会省下几十万。
院长细心周密的思虑，让我心里荡起了满满的暖，我知道姐姐和我遇到了真正的好心人。
递上姐姐的眼底照片和病历，院长立刻传给了对方，并电话约定晚上下班后一起研究讨论。院长告诉我回去好好休息一下，第二天等他的消息。
走出医院，迎面有风吹来。
仰望天空，我轻轻舒了一口气。纷杂的心情、凌乱的长发一起寂寞地纠缠在身后的风中。
风中，遇见了一个熟人。
他，快乐地冲我点头微笑。他是我的朋友，我们是同一年，为了同一个目标，从不同的城市来到了日本。我与他，在同一个研究室学习；他与我，曾在同一家餐馆打工。
他，有姐姐在身边帮忙资助；我；在为身边的姐姐奔波忙碌 。
风中，打了一个电话。
电话里，告诉那个每周接送我的日本人，我回来了，晚上的中文课继续！所谓的学生，其实是八九个比我父母年龄还长的慈祥老人，他们对我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关爱有加。
他们，跟我学中文，了解中国文化；我，跟他们学日语，了解日本民俗。
风中，我继续前行，气定神闲，不知疲倦，不知疲劳。
路很长，车很多， 人很匆忙，生命却很寂寞，起起落落，悲欢离合。
……
第二天一大早，院长打来电话，一个好消息：姐姐的眼睛可以手术，对方有50%的把握！不过，因为伤势太过严重，他们还需要仔细研究，以便拿出更好的手术方案。
悲喜交加的我放下电话，骑车去了医院，我想再一次证实自己的耳朵没有听错。
院长说，对方同意到他的诊所为姐姐手术，但我必须抓紧时间，因为两个月后这位专家将去美国开会、讲学一个月，回来后就快到忙碌的圣诞、新年了。另外，因为他是国立医院的医生，所以也只能是利用周末到全国各地出诊，这些我都明白。
拿到了院长为姐姐出具的同意接收住院的信函，我又飞奔地回到了家。
我电话告知姐夫尽快为姐姐申请护照，然后按我说的去准备他们的各种材料，同时我也会以最快速度寄回去我需要提供的材料，准备齐全后就一起寄到指定的签证代办中心。
信中，我帮姐姐填好了所有表格，并用彩笔勾勒出所需材料的明细，并小心翼翼的附上了医院的一切资料，以保证签证能顺利拿到，这是我唯一能做的。
一个月后，姐姐的签证材料递上去了，批与不批，只能听天由命。剩下的，便是耐心等待。
等待，是一种漫漫冬季无雪飘，长长春旱无雨声的期盼；是一种心域的痛楚，如古老非洲纵横交错的“坎儿井”，如撒哈拉沙漠吞噬着一片片绿地。
等待，是秋风中挂在树梢的那张颤颤的枯叶，令人心烦意乱，让人无所适从。
（七）
日子在一天天地淡淡地走着。
我的等待，从信心十足的期待慢慢变成了一种焦灼的牵挂与惦念，在那个寒冷的夏末初秋的季节里。
按常理，签证审批需要两到三周的时间便会有结果。一切计划好后，我决定回家接姐姐！
我来向导师请假，说要回去接姐姐来日本看病，医院已经联系好了 。
可能是我的决定在导师看来太过唐突了吧，导师愣了一下，随即问道：“你为她买到保险了吗？”
我摇了摇头。因为姐姐只能申请三个月的签证，所以来了之后无资格申请“外国人登录证明卡”，故而也就不可能加入国民健康保险。
这些，是我去市役所问询到的。
“若没有保险，那就意味着全费！日本的医疗费远远高于中国，这个你想过吗？”导师关心地看着我，生怕我因一时的头脑发热，而做出追悔莫及的糊涂举措。
我含着泪，使劲地点了点头。
导师又说，如果你姐姐来了，家人势必会一起过来照顾，这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他们即使来了，因为语言不通，你还是无法正常学习，你不怕影响学习，不能正常毕业吗？整台手术下来，连住院费在内大概需要花费多少钱，这些你都详细问过了吗？……
导师急切地一一数叨着他的顾虑与担忧。
我知道，导师是在关心我，就像父亲关心女儿那般。
因为这两三年里，怕我想家，导师每年都会借口出差考察带我回国看看。为了我，他每年的预定行程里多了一项 — 中国。记得，去年秋天与我的家人一同吃饭时，导师还曾开玩笑地说，年轻的姐姐看上去倒更像我的妹妹……
那时，姐姐是一个可以自由走动，有说有笑，健健康康地生活在阳光里的人。日子虽然过得平淡，但也安然。
如今，白日昭昭，长夜悠悠。颠覆了轮回的劫，将一生伤怀着姐姐永哀的宿命，无望的凄楚。
导师看着我，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
我抹着眼泪，倔强地告诉导师：家里的房子可以卖掉，我可以拼命打工，实在不行我还可以休学半年陪姐姐看病。无论怎样，我都要办她来日本，因为她是我的姐姐！
导师沉默了好一会，很认真地重复了一句：“你真的想好了吗？如果手术后复明的机率很小你也愿意尝试吗？”
我泣不成声地告诉导师：如果能治好姐姐的眼睛，别说一百万日元，就是一百万人民币， 我也毫不犹豫。但如果不去试的话，我会后悔一辈子，愧疚一辈子！
导师点了点头，准了我的假，接着又很坚决地说：“你放心地回去吧！医疗费，我来付！”
我愣住了，头立刻摇得像拨浪鼓一样：“不！不！八九十万日元不是一个小数目，我有双手，我可以为姐姐挣来！而且，我已经存下了一笔钱。”
我语无伦次地推辞着。
不容我多说，导师便打断了我的话：“就这样定了！你那点钱挣得不容易，还是留着吧，你姐姐来后需要花钱的地方很多。另外， 你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她现在只能依靠你了……”
后来，导师还说了些什么，我根本不记得，只是一味地任由眼泪无遮无拦地倾泻而出。
我订好了回国的机票，在签证递交的第21天头上。
这个数字是我在心里反复盘算过的，以为自己一切准备妥当便不会出什么差错，结果上帝还是和我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这个玩笑差一点让我所有的努力都在瞬间化为乌有。
（八）
临回国的前一天，为了不影响院长工作，我早早地来到了医院，算是礼貌性的辞别，也算是为了再询问一下关于姐姐手术的情况吧。
这一次，院长是和他的夫人一起出来见的我。看着满头大汗气喘吁吁的我，院长夫人一句话也没说眼圈便红了，她流着泪轻轻地拉住了我的手 。
其实，很多时候人的眼泪是会相互传染的，任你再坚强的人都无法抵御。更何况，她是因为我，因为我的姐姐， 所以原本爱哭的我在那一瞬间又一次失去了控制力。
我抹着眼泪，再一次感谢院长的热心帮助，并以十二分的诚恳保证，那笔医疗费无论如何我都会如数交纳的，我请求他相信我！
院长抬手打断了我的话，满脸友善与认真地对我说：“你明天安心地回去吧，我和我夫人商量过了，决定不收你一分钱！”
我完全惊呆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如果说导师愿意帮助我，那是因为我是他的学生，这些年我们有了接触，有了了解，有了师生感情。但是，我与院长只是茫茫人海中两个偶然相逢的陌生人，他没有任何理由要这样帮助我。
我一边感激院长的好意，一边极力回绝着，因为怕这份厚重的人情自己一生无法偿还。而且自从爸爸去世以后，妈妈一直都告诫我，无论什么情况下都不要轻易接受别人的钱财与帮助。
我再一次显得有些语无伦次， 我发自内心地告诉院长：为了减少我们的开支，能请专家到他的医院为姐姐手术，我已经非常感激了，医疗费方面我绝不会拖欠，我会自己解决的，而且我的导师也愿意帮助我……
可能是我的反应有点出乎他们的意料，院长与夫人相互对视了一下，院长夫人上前轻轻抱住了泪流满面的我，说了一句：“我也是你的姐姐！”
顷刻间，许久以来压抑在内心深处的疲惫、委屈、伤心、痛苦、感激等情绪，统统地交织着参杂着迸发出来，我肆无忌惮地失声痛哭起来。
我被她紧紧地抱在怀里，暖暖的。
为了让我心安地接受他们的好意，院长轻描淡写地安慰我说：你的这笔医疗费对我来说不算什么，我不介意挣这笔钱，但这钱对你来说意义就不一样了。告诉你的妈妈，不用想着去卖房子，你也不要再拼命打工，你若病倒了，你的姐姐可就真的没人照顾了。如若手术后真能让你的姐姐重见光明，我会和你一样开心的……
“就算是我为日中友谊做点贡献吧！”院长笑着，轻松地缓和着周围空气中凝重的气氛。
“其实，帮你我也损失不了多少，因为医院、器材都是我自己的，我只是替你付一笔对方的出诊手术费和差旅费而已。这是我自己的医院，一切我可以做主，如果你们去了东京、大阪等国立医院，那里的医生就是有心想帮你们，也不会为你免掉一分钱的……
反正那一天，为了能让我平静地接受他们的善意帮助，院长和夫人说了许多让我感觉很温暖、很踏实的话。
最后，院长笑着对我说：“是你让我们又看到了浓浓的亲情，我们还应该感谢你呢！”
……
风一阵雨一阵，夏天仿佛没有到来就过去了，大踏步地。迎接我和姐姐的，是一个明媚的暖秋。
走出医院的大门，太阳已经完全升起来了。
木屋的清晨，有朝露的甜蜜，微风过处，枝叶摇曳。曾经悲痛的日子化作带雨的云朵，如造物弄人般的神话随墙头橘红色晚霞怅然隐去。不平静的日子，不尽人意的生活，也许绝尘之后，终有再生的希望吧。
我等待！
（九）
起飞，降落。
短短一个多月，我再次回到了北京。
住进旅馆后，第一件事就是给签证代办中心的人打电话，一位女士很委婉地安慰我说：“再耐心等两天吧，应该快下来了。”
两天后，三天后，得到的回答依然是相同的。
我的心突然变得慌乱杂芜起来，恐慌的心绪像雨后野草般疯狂地滋长着，让我根本无法平静。我惴惴不安地来到了代办中心，请求他们为我再去问问，再去查查，生怕姐姐的名字被疏漏了。
一查无果，再查依旧。
询问后得到唯一肯定的答复就是：材料都是齐全的，书写也没有什么错误，联系方式也是对的。可我就是想不明白，问题到底出在了哪里？？？
心游万仞，苍苍莽莽。真是长风亦无路，流水三千阻！
我暗自阿Q地安慰自己：“再等等，再等等！签证也许明天就会下来。”
可是有谁能知道，焦盼之中，心的恐慌，刻骨入髓，仿佛生死间的挣扎，让人茫然而无助。
一周后，代办中心的人好心劝我回家等待，并说一有消息立刻会打电话通知我。大脑一片茫然的我无奈地傻傻地坐上了回家的列车。
回到家中，我一边宽慰姐姐，一边安慰妈妈。姐姐，在黑暗中期待着有一天自己能重见光明；妈妈，在绝望中盼望着不远的一天我能带姐姐顺利赴日。
家人所有的希望与寄托排山倒海般压了过来，我有种将姐姐高高举起，又重重摔下的愧疚感。
突然，我开始有些羡慕鸵鸟，羡慕它们眼前至少还有一堆幸福的沙子，而我却一无所有！
我，只能义无反顾地往前走！
十天过去了，签证依然毫无结果，返程机票马上到期了。我告诉妈妈：“我必须返回日本，因为医院那边在等着我的答复。如果姐姐的签证下来了，只好让他们自己买票飞过去。”
提前一天来到了北京。性格执拗的我要去问个究竟，因为自己属于死也要死得明明白白的那种人。这一次，我径直来到了日本大使馆。
知道我既不是申请签证的，也不是领取签证的人之后，其中一个门卫毫不客气地拦下了我，并告诉我有什么事情去代办中心询问，这里的人无法接待我。
我再一次陪着笑脸，恳求着对方，门卫终是发了善心，并叮嘱我：千万不能说是他放我进来的！我感激地点头应答着。
大厅里安静得有些严肃的味道，玻璃窗后面一张张毫无表情的面孔，目光中透出拒人千里之外的冰冷。
轮到我了，接待我的是一位面容姣好的年轻女孩，当我说明了来意后，对方冷漠高傲的神情里透出了一丝的不耐烦：“回去等结果就是了！”
我告诉对方：姐姐已经递交申请快两个月了，我可以等，姐姐的眼睛等不了。并小心翼翼地问对方：一般情况下，最多不过三周就会有结果，为什么姐姐的签证到现在还没有结果？问题到到底出在了哪里？我请求她帮我再去问问。
对方瞟了我一眼，甩过来一句测不出任何温度的话：“材料在审查中，我们也不知道 。”
我真的有些着急了，恳请对方让我见一下日本的签证官。我告诉她，自己想与他们当面谈谈。
可能是我没完没了过分无理的请求恼怒了她，对方不屑一顾地又甩过来一句：“签证官不会见你的，我们这里忙着呢！”
我的心在一点一点地往下沉，我告诉自己要保持十二分的耐心与平静。我几乎是用哭着的语气恳求她：我的姐姐伤得很严重，我们是去日本求医的，不是旅游！我只需她帮我递一句话，见与不见那是他们的事情。
我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流了下来，可能是我的眼泪不经意间砸疼了她，对方心软了，径直走到了后面。
不一会儿，一位带着眼镜的中年女士走了出来，身上透着一种干练，还有日本女人特有的温柔典雅。对方微笑着示意我坐下，没等开口说话，我的眼泪又哗哗地流了出来。
我哽咽地告诉签证官，姐姐因为工伤打坏了双眼，几乎双目失明，在北京做了三次手术，医生都无能为力。现在，我跑遍了自己居住的整个城市，终于为姐姐联系到了一家医院，对方也答应会请日本最好的医生来为姐姐手术，而我此次回来就是接她去日本的，可是签证却迟迟批不下来。
我还告诉对方， 姐姐的视网膜脱落已经八个月了，医生说如果再不及时手术复位，真的就一点希望都没了。而且在递交申请时，我们已经将医院的所有资料一并附上，以方便他们调查、核实。
我流着泪恳请签证官能帮帮我，帮帮我的姐姐。并告诉她，无论手术成功与否，我的家人都绝不会偷偷滞留在日本。
对方沉默了一会儿，问道：“去日本治病，不是一笔小数目，你们有足够的经济做担保吗？”
我告诉签证官：姐姐很幸运，遇到了一位非常善良好心的医生。院长已经答应为姐姐免费治疗了，而我的导师也愿意出钱帮助姐姐。最后，我又强调：即使他们不帮我，经济上也绝对没有问题。
说着，我随手拿出了准备好的两张名片，告诉签证官：如果有必要，她可以立刻给院长或我的导师打电话核实。
签证官拿过名片，打通了院长的电话。简短的交流后，又回到了我的面前，语气不急不缓地告诉我：材料他们需要再核实，让我回去等结果。
童年好，那时候相信童话；成年了，却要自己去创造童话，傻得确实不太可爱。
但，为了姐姐，我愿意！
（十）
带着希望来，却提着失望走，这是一种怎样的心痛与悲哀？
破裂，像天花板上掉下来的灰尘；无奈，像暮春樱花在风中惨烈地飘逝。
坐上了去机场的出租车，那一刻感觉自己就像被人抽去了筋骨般的软弱无力，那是一种让人绝望的疲惫 。
车子，在毫不犹豫地向前奔跑着。北京的街头，路边五颜六色的遮阳伞下的座椅，沐浴在秋日淡薄的阳光中，泛起一派美丽的现实。想起一句美国人的广告词：我一坐下来，他们就笑了。— — 何时我也能有这般如此自信与宁静的心态，在任意一片土地上去安然享受我的生活呢？！
我，不知道！
机场到了，办完了所有登机手续，给家中打了一个电话。神情沮丧的我告诉妈妈，自己昨天一大早去了大使馆，但没有问出结果……
没等我的话说完，电话里的妈妈便兴奋地说：姐姐的签证下来了！半个小时前刚接到的！那一瞬间，我不知道自己该哭？还是该笑？
妈妈说，可能是我的询问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然后便在电话里数叨着，如果一回来就直接去大使馆问问，可能姐姐现在已经与我同时在机场了……
这大概就是生活吧！常常把人捉弄得筋疲力尽、万念俱灰的时候，又会给你一个惊喜，所谓的惊喜也不过是自认为合乎常理的东西，但这正是给人一种继续下去的理由、希望和信心。
我告诉妈妈给姐姐订机票，越快越好。
11月8日，也就是我到达日本的第三天，姐夫陪着姐姐来了。那是一个阴雨的周六，按照院长的吩咐，我的日本朋友载着姐姐从机场直接来到了医院。
院长说，当天要给姐姐做一个全面检查，以便了解姐姐眼睛的现状，然后再与专家商讨。如果可能周日上午就手术，因为对方周一就要启程去美国，一去便是一个多月，姐姐的眼睛不能再等了。
是啊，对姐姐而言，时间就意味着光明与希望 。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窗外的雨声和着墙上钟表的滴答声让人在茫然中看不到终点与尽头。
广袤而陌生的大地上，一条漫无边际的大路仿佛就在眼前，而又遥不可及。我不知道世界和实践的交叉分界，但我清楚：一切，因为亲情，生命从不曾空洞走过。
三个多小时后，全部检查完毕。
院长出来了，疲惫的步伐中透着满脸的兴奋与喜悦。院长说：第二天早晨，也就是周日，那名专家会亲自为姐姐手术，手术定于十一点进行。为了减轻姐姐焦虑紧张的情绪，保证术前有良好的状态与睡眠，也便于手术前的一系列再检查和准备工作，姐姐被安排当天住进了医院。
院长还说：那位专家已经在去机场的路上了，晚上他们会一起商讨关于手术的具体事宜。而且，第二天手术时的护士及跟台器械师等所有工作也已经安排妥当。
按照院长的吩咐，姐姐被安排到医院旁边的理发店进行了面部清洁，并示意理发师为姐姐修剪了凌乱的头发。院长说，根据手术的需要和手术后姐姐可能很长一段时间无法打理面容头发，所以一切都要做到清爽、便洁、卫生。
最后，院长告诉我：因为考虑到姐姐语言问题，怕手术中出现什么突发紧急状况，所以希望我能跟进手术室，陪伴在姐姐的身边。
说着，院长很有信心地拍了拍我的肩膀，给了我一个很有力的眼神与微笑，院长夫人也送上了为我们准备好的大米和一些食物。
我知道，自己没有理由再伤心，再难过了。因为在这段最黑暗，最困顿的日子里，是身边这些素不相识的善良的日本友人，给了我极大的温暖与帮助，他们的厚爱足以让我抵挡住一切漂泊的寒冷。
窗外，雨在继续下着，零落真实地飘落在心头。在雨点的飞舞中，我本能地甩甩头，甩掉了一切又一切……。
细雨飞，尘土去。今后，姐姐也许会在雨中伤感，日子也许会变得漫长，但记忆却从此不再冰冷、沉重。
生命于姐姐，是蓝得致命的天空，但也是天空下的无尽的路，和路上的故事带来的真实的悲喜欢愉 。
（十一）
雨，淅淅沥沥下了一整夜，整个世界变得湿漉漉的，仿佛能拧出水来。第二天清晨，在小鸟叽叽喳喳的鸣叫声中，太阳醒了，万物顿时变得清澈透明起来。天边，腾空升起了一道七色的彩虹。
在云影照射中，几根木条经纬有序地分割着窗户上的天空。命运，在窗外摇头落泪。
就在这一天上午，姐姐又一次被推上了手术台。
世间是如此这般的苍茫寂然，我和姐姐在向往着深不可及的阳光。
手术开始了，麻醉后的姐姐一动不动地躺在手术台上，而姐姐身边的我，心却被紧紧地揪了起来。
透过屏幕，姐姐血红的眼球赤裸裸地暴露在我的面前，眼内积存的淤血在一点点被清除，眼球也在被小心翼翼地拨动着，剪切着。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就像被绑到了绞刑架上，心被人狠狠地一刀一刀地划着，割着。而满脸泪水的我却不能哭出声来，我要抑制自己的情绪，要默默地坚强地去承受，因为我怕自己的哭声会搅乱医生的心绪。
对我而言，那是一生无法坦然面对的残忍与痛楚。
心，在流血；我，只能任眼泪狂涌飞奔。
可能是为了缓解紧张的气氛，也可能是为了向院长教授一些知识吧，专家不时地有一搭没一搭地解释着，并告知一些姐姐的眼球受伤状况。
专家说，姐姐的伤势非常严重，角膜、虹膜严重受损，玻璃体因强烈撞击浑浊模糊了，大面积剥离的视网膜也已经侵犯了黄斑部。八个多月以来，那些白色的坚硬的，类似纤维一样疯长的东西造成了姐姐“牵引性视网膜脱落”，必须先剪除眼内所有的衍生物，包括附着在眼球动脉处的纤维，然后让视网膜复位。
手术室内，空气中到处弥漫着浑浊的铁锈腥味和消毒水的味道，金属器械发出的声音也在紧张静谧的气息中显得尤为刺耳。
专家的脸上渗出了层层细汗，不时有护士为他擦试着。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转着，每一分每一秒都是那么的漫长，每一分每一秒于我都是一种无尽的煎熬。
我不知道，手术室外的姐夫看着墙上的屏幕，内心会是一种怎样的疼痛？
将近七个小时过去了，手术终于结束了，所有人都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姐姐被推出了手术室。
院长说，手术进行得很顺利，但是因为伤势严重，加之视网膜长期处于剥离状态，色细胞与角膜细胞等已经处于了最低极限，需要长时间的恢复及术后的眼肌锻炼等。
叹了口气后，院长又说，即使视网膜复位，也不可能如以前一样清晰地辨人识物，姐姐需要借助极高度数的眼镜。不过如果需要，他愿意为姐姐再进行换角膜手术和虹膜修补手术，总之他会尽一切力量和可能去帮助姐姐。
院长的话一字一句地粉碎了我心中刚刚升起的那团红艳艳的希望。
因为第二天要去美国出差，所以手术一结束，专家便匆匆地飞走了，饭都没顾上吃一口。临行前专家认真地告诉院长，如果有事情，可与他E-mail联系。
姐姐从麻醉中醒来了，院长兴奋地过来看望姐姐，并告诉姐姐手术进行得很顺利，很成功，希望有好的结果。姐姐的情绪变得有些激动，握着院长的双手在不停地颤抖。
那一刻， 我不知道姐姐的眼里会不会流出泪？……
人，陆陆续续地走了，空荡荡的病房突然寂静得可怕，墙上嘀嗒的钟表发出刺耳的声音，空气中到处弥漫着一种沉闷压抑的味道，那感觉灰得让人窒息。
姐姐一动不动地趴在床上，头深深地埋进了U型枕里。我，则呆呆地坐在旁边，任孤独与恐惧慢慢侵蚀着内心。
房间里慢慢暗了下来，姐夫伸手“啪”地打开了床头的灯。
“开不开灯一样的。”姐姐随口说了一句，然后很快又补充道：“哦，你们需要。”
顷刻间，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在这寂冷无边的暗夜里。
半夜，姐姐痛苦的呻吟声惊醒了我。姐姐说：“头，痛得厉害，眼睛也胀痛，好像要炸裂般难受。”说着，姐姐用手不停地在头上用力地按着，掐着，捶打着。
我惶恐地要下楼去找电话，姐姐一把拉住了我，说：“很晚了，不要打扰院长休息，我可以忍到天亮。”话音刚落，姐姐便不停地呕吐起来。
想起了院长临走前的一再叮嘱，我已经顾不得姐姐的阻拦，飞奔到了楼下，院长家的电话被接通了，两分钟后院长来了。一番检查后，院长说：注入的气体使得姐姐眼压过高，所以头眼才会疼痛。给姐姐用了药后，院长又拨通了另一位医生的电话。
第二天一早，一位中年医生从另外一座城市赶来了。院长安慰我说：这位医生在视网膜方面也是很有名的，不但技术好，而且人也很有爱心。院长还特别强调，他每年都会去上海一家大医院一周，免费为病人做手术。听了院长的介绍，我的心稍稍安了下来。
一番检查之后，医生说要为姐姐做一个小小的手术，来降低眼压，但为了便于恢复，最好不使用麻药。
姐姐很勇敢地答应了。手术时，我又一次坐在了姐姐的身旁。手术很快结束了，坚强的姐姐没有喊一声痛，但是我的手腕却被姐姐的指甲抠出了深深的血痕。
姐姐的头和眼睛不再痛了，那一晚，疲惫的姐姐终于睡着了。
看着姐姐趴伏着的背影，我的胸口仿佛被人压上了一块巨大的石头，疼闷得让我喘不过气来。
“千万不能哭！你一定要坚强！”心底，一个声音在强有力地提醒着自己。我用力地抬起头，闭上双眼。让泪，流回了心底。
因为姐姐的眼球内被注入了一定数量的气体，按照医生的嘱托，每天必须时刻低着头，直到眼内气体被慢慢吸收为止，所以无论睡觉还是行走，姐姐都必须是同一个姿势。
很快姐姐的颈椎及两肩胛出现了问题，善良的护士为了缓解姐姐更深一层的痛苦，每天午休的时候都来为姐姐按摩，偶尔也会带来一些好吃的，哄姐姐开心。
渐渐地，姐姐的脸上有了笑容。姐姐说，一切苦与痛她都能忍受！我知道，那是因为有一团希望在姐姐心中燃烧着，支撑着姐姐。
许多个夜晚，和姐姐躺在黑暗里，轻轻地聊着过去。姐姐不止一次地对我说：如果有一天，一个人可以走很远，可以去好多地方，可以做好多事情，最想做的就是能够在一个很美的地方，一个人静静地看看蓝天，看看白天的模样。并且在周围，有好多的孩子嬉笑着、追逐着，玩得很开心，自己也会跟着微笑，跟着开心。
……
是啊，云淡风轻的日子，能看见有阳光的世界，真的很好！
（十二）
忘了哪位哲人曾说过：若能在心灵的戈壁滩上开满鲜花，再让感激的心情在霞光里沐浴，那么生命一样可以异彩流虹。
于姐姐而言，院长便是那播种鲜花之人。
几天后，那位中年医生又来了。一切检查完毕后，他送给了姐姐一个精美的花篮，并夸赞姐姐很坚强 。
那一天，姐姐手捧着花篮，闻了一遍又一遍，并小心翼翼地摸着每一朵花、每一片叶，然后自言自语地说：“这个花篮一定很美，……”
“对了，你帮我照看好花篮，千万别让它们凋谢了，过段时间拆掉纱布后我就可以看见了！”姐妹像想起了什么似的，兴奋地说道。
“嗯！” 我应答着，使劲咽了口唾沫，但两行锁不住的热泪，还是任性地涌了出来。
“今天，给花浇水了吗？”渐渐地，这成了姐姐每天必说的一句话，清晨去闻闻花的清香，也成了姐姐每天必做的一件事。。
桌子上的花，在静静地、孤独地、顽强地绽放着。小小的花篮，娇艳芬芳，它不仅盛满了善良的祝福，同时也盛满了姐姐对光明的渴望。
一个月过去了，终于等到了拆纱布的日子。
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天姐姐醒的很早。姐姐说：这一天，她已经盼望了很久， 但是当这一天真的来到时，心里却又非常害怕。姐姐还说：有时做梦都梦到自己的眼睛突然看见了，如果真的能重见光明的话，她最想看看院长及夫人的模样，……
我的心，随着姐姐的期盼，在忐忑中反复煎熬着，灿烂而恐惧！
“姐姐，别想那么多了！无论结果怎样，你都要勇敢地去面对，就算是感恩院长的热心帮助吧。千万不要因为你的眼泪与悲伤，让他们也跟着难过。”
那一刻，傻傻的自己不知道该怎样去安慰姐姐，也更不想在结果到来之前给姐姐太多的幻想，于是如实地重复着院长曾经说过的话：“你的眼睛伤得很厉害，即使真的能看见了，视物也不会像以前那样一清二楚，可能会需要戴眼镜，而且视力恢复也需要一个过程。……，你看骨折手术的人，三个月后一下床也没有健步如飞的，他们也需要慢慢的行走和锻炼，因为长时间不运动肌肉会萎缩，人的眼球也一样……”
喋喋不休的我不知道自己的话姐姐听进去了多少，但是我本能地感觉到姐姐的手在轻轻地颤抖，姐姐在努力地镇静着、坚强着。
纱布被一层一层打开了，姐姐慢慢睁开了有些塌陷的左眼。处置室里顿时变得安静起来，只有紧张的呼吸声交替起伏着。
“能看到什么吗？”院长伸出一根手指，放在姐姐眼前两尺远的地方，温和地问道。
姐姐摇了摇头。
院长走进了一步，手指放在了一尺远的地方。
姐姐点了点头 。
院长又拿出了一个小小的电筒在姐姐眼前不停地晃动着，姐姐点点头：“眼角处有一点光！”
“有黑呼呼的人影，隐约有红色的光，蓝色的光……”姐姐在努力地辨认着各种强烈的色彩，但是姐姐却始终看不清院长的脸。
“目前，她的视力只是一米处的光感！也许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之后，视力会恢复一点。” 各种检查结束后，院长无奈而又困惑地摇着头对我说，屋里顿时变得死一般的安静。
过了良久，姐姐仿佛意识到了什么，突然放声大哭起来。那哭声带着一种希望破灭后的绝望，凄厉而悲惨，划破了房间的寂静，也划破了我的心，姐姐在以她自己无可奈何的方式宣泄着内心的悲痛与悲哀。
我抱着姐姐，痛哭起来。如果肆意流淌的泪水真的能够冲淡姐姐内心的悲伤，那么我真的愿意陪着姐姐泪流成河！
希望的升起，是生存的动力。失望的情绪，则是生存中的悲痛，无所依靠也无所需求，是一种左手握住右手依然觉得寒冷的感情。但我也明白，懂事的姐姐会因为这些爱变得更加清晰而坚强起来。
于是，失望在继续。内心，哀而不伤，存留着感恩与眷恋。
（十三）
一朵玫瑰，换来两袖清香；一抹阳光，照彻一方冰霜。
院长与护士们的的爱心与耐心，终于平复了姐姐纷杂的内心。渐渐的，姐姐不再流泪了。
姐姐说：所有人都已经尽力了！在日本，她得到了最好的治疗与护理，得到了最温暖的友爱与帮助，所以她没有理由再悲伤，再难过。
内心深处，姐姐深深地感恩着院长及院长的家人。
院长告诉姐姐：术后的康复不仅需要静养，而且还需要坚持不懈地锻炼，这样几周后或几个月后视力有可能还会提高一点。于是，为了方便姐姐使用，院长命人将一台类似放大镜一样的机器搬进了姐姐的房间。
院长还说：如果不介意是旧的，姐姐回国时，他可以将这台机器打包邮送到姐姐家。
姐姐拒绝了。
为了让姐姐安心地接受，院长解释说：不久，他们将购入一台彩色的，这台黑白的就会被闲置起来。
姐姐依然拒绝了。
我知道，姐姐不想再无偿地接受院长更多的恩惠，这份天大的人情已经让姐姐觉得一生无法偿还了。
每天早饭后，我都会按院长的要求，拿出一段事先打印好的文章或新闻，放在机器下让姐姐一个字一个字认读，姐姐读得很吃力很辛苦。姐姐说：头，看得迷糊。眼睛，看得疼痛！
我告诉姐姐：坚持！坚持了就会有结果！
可是姐姐终究还是没能坚持下来，两周后便放弃了每天的锻炼。姐姐彻底绝望了，情绪也变得焦躁不安起来。
我，不忍再强迫姐姐，更不想把自己所谓的开导变成一种压力施加给她。而是尽量找着一些轻松的话题，与姐姐说着聊着，只要姐姐开心，我什么都愿意做。
天气好时，我便带着姐姐出去走走，呼吸一下外面的新鲜空气，让姐姐闻闻花草的清香，冬日的阳光照在身上暖暖的。姐姐说，日本的街道真安静，静得整个人都能沉静下来。
因为八个多月间不断地手术，姐姐大部分时间都是躺在病床上的，所以两腿的肌肉仿佛已经有些萎缩，很短的一小段路走下来便头冒虚汗，乏力得无法支撑。
过去那个神采飞扬的姐姐已经消失得没了踪影，今后姐姐一生将要靠人才能走出家门，想到这些，我的心便有种隐隐的痛。
院长，依旧每天会到病房看看姐姐，并定时地为姐姐做着各种检查，那种关爱犹如亲人般温暖。护士们也会时不时过来问候一下，或是与我和姐姐说着一些开心的玩笑话。而我的日本朋友们也纷纷来到医院，看望姐姐，安慰姐姐。
至今回想起来，姐姐都说：那段日子，从希望的巅峰跌倒痛苦的谷底，虽然很悲痛，甚至也想过死，但是日本一行，看到身边那么多陌生人都在关心自己帮助自己，尤其是院长一家人的真诚友善，她没有理由再自哀自怨。
感恩并惶恐着的姐姐为了尽可能不再给院长添麻烦，强烈要求出院。但为了让姐姐有一个舒适便利的修养环境，院长极力劝说我们安心地住在医院里，理由是便于每周的检查。而且院长告诉姐姐，频繁的颠簸运动也不利于眼睛的康复。于是，那个冬天总有一间宽敞的病房属于我们，那时医院仿佛成了我们温暖的家。
很快，新年到了。院长及夫人邀请我和姐姐与他们全家出去吃团圆饭，姐姐婉言谢绝了。
我知道，姐姐不想让院长再破费，不想院长为了迁就自己而让全家人去吃中餐，更不想因为自己破坏了他们全家团聚的欢乐气氛。
那一天，我为姐姐包了饺子，陪姐姐在医院里度过了一个寂寞的新年。
寂静凄清的病房里，我看见姐姐在默默合掌为院长一家祈求吉祥平安！姐姐还亲手为院长的孩子默默地封了两个红包……
三个半月后，在我们的一再请求下，姐姐出院了。出院那天，院长吩咐护士开车送回了姐姐，并安排护士们每周定时接送姐姐去医院复查。
日本的冬天阴冷沉郁，但因为这份善良与关爱，姐姐的心里却是满满的暖。
……
晚春时节，樱花散尽。
姐姐要离开了。那晚，一场大雨也如期而至。
街道是湿的，星光淡然，风还在。路上，偶尔会有陌生的人匆匆走过，不知道他们要去哪里。我突然觉得一切美得很寂寞，很孤独。苦难生活的苍白与单调带来的悲怆，痛苦，美感，遥远，苍老，太过真实地抒写着悲欢离合与生死轮回。
带着满怀的温暖，姐姐终于回到了中国。从此，内心有了一片光明，生命多了一份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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