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分析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障碍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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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分析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障碍与对策
作者：丁岩堂






摘要：本文用认知语言学的观点分析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重要性、存在的障碍以及怎样培养跨文化的交际能力。着重强调了造成跨文化交际障碍的认知语境因素和跨文化交际障碍的文化因素，以及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显性路径和隐性路径。

关键词：跨文化交际; 语境; 显性与隐形; 交际能力





一 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局限性



（一）造成跨文化交际障碍的认知语境因素

根据认知理论的原则，交际者作为认知活动的主题，它已有的知识结构在认知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言语理解的认知过程中，交际者已有的知识经验能对语言输入进行感知、领会、摄入与综合。但是当前输入语言信息必须与记忆中所储存的有关信息相整合，相映射，才能达到正确的理解。要达到理解，言语信息必须与受话者已有的背景知识信息之间存在某种关联，如果因为语言能力有限而无法产生关联，或者因为文化知识共享的缺失而导致缺乏相关信息的映射，或者因为认知能力有限或缺乏某种语境触发媒介而未能激活交际者记忆中的有关信息，就不能或难于实现正确理解，跨文化交际的认知语境障碍就因此而产生。

从语言语境来说，在不同的上下文语境和交际环境中，语境会呈现出动态的变化，这对交际双方的语言能力会构成不同程度的考验。

Fauconnier (222) 认为,在一定的雨季逆光中的任何语言形式,都有可能激活大量的认知框架,包括类比映射、心理空间联想、参照点的组织、合成,以及复杂场景的模拟.一旦试图详细解释认知方式,我们就会发现语言形式是何其简洁,而相应的解释又是何其丰富。语言形式及其本身而论,并不能传达太多的信息,但却能刺激受话者大脑中预存的丰富知识网络,这些被激活的知识网络本身又由于认知和文化的综合式以及外部语境和的局部组合而处于适切的状态。但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交际双方各自的语言、文化、社会背景、价值观念甚至是认知图式不同,在寻求语境与言语意义的管联时常常产生分歧,所激活的认知框架不能吻合,则无法实现应有的类比映射,无法实现发话者所传递的言语信息与受话人的理解结果之间的等值,容易导致信息的误解而使交际失败。



（二） 造成跨文化交际障碍的文化因素

跨文化交际能力是一种综合性能力,它的多向度性与文化极为宽泛的含义及表现形式有关。文化是社会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总称。首先指出的是，在跨文化交际中，即使是使用其中一方的母语为交际媒介（如英语民族的人与非英语民族的人都用英语交际），也并不意味着双方所有的语言行为都要符合哪一方文化的语用适当性。如果双方都是非本族语言者（如中国人与泰国人交际），就没有必要遵循本族语使用者文化在这方面的那些规约不可了。Paulston(1992) 就认为,跨文化交际的言语行为适当性不能完全依据使用什么语言来决定,比如,到中国来的美国商人虽然是用英语与中国人交流,却不可坚持其美国文化的语用规约,至少应当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中国文化环境的交际适当性。

其次,拿本族语或强势文化社团的御用适当性去衡量和评判非本族语言或弱势文化社团的言语行为,结果往往是把跨文化交际中出现的许多困难和障碍都归咎于他们的语用失误; 同样,拿本族语言或弱势文化社团的交际能力去要求非本族语言或弱势文化社团的人们,也就是把排出那些困难与障碍的责任差不多推给了他们。这无疑是不公平的,它会使后者在于前者所进行的跨文化交际中经常处于不利地位.事实上,之所以会有不少交际上的困难与障碍,主要是因为双方在包括语用规约的交际文化方面存在差异; 而交际困难与障碍的排除,则需要靠双方共同努力的相互顺应与协调(许力生,1996)。

跨文化交际应当是承认差异并允许差异的共存,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交际双文化在运用语言上的差异。语言运用方面的许多差异不只是语言信息传达方式上的不同,而是深层文化差异的本质体现。近年来一些有关跨文化的研究已经给我们提供了不少这方面的经验。如果拿交际一方的文化做标准去消除差异，使双方达到语用上的同一，就很有可能最终消解交际的跨文化性质。这样做，也许会降低相互交际的难度，却是以消减人类交际文化的丰富多样性为代价，会限制甚至缩小跨文化交际中双方实现各自话语潜势的空间。

另外，我们需要把视线投向文化的另一属性，即现时的、潜藏的、主观的、个人的一面。当我们着眼于文化的这一面时，我们就会倾向于重视跨文化能力中“思维能力”这一构成要素。我们会关注这样一些能力，如交际者是否从具体实情出发看问题、是否能通过现象看到本质、是否善于进行独立的分析与判断、是否善于换位或逆向思考、是否对社会现实问题有敏锐的观察与关注。如果我们重视跨文化能力中的思维能力的提高，就必须让交际者去“亲历”跨文化情境，并做出自己对文化现象的解释与判断。



二 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



（一）跨文化交际学习的显性路径

从以上讨论中我们看到了跨文化交际的复杂性，这就决定了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不同路径。从已有的研究中和教学实践中可以总结出两种基本路径。第一种路径是独立或相对独立于语言学习的、较为直接的、较系统的文化学习，被称为“显性”路径；第二种路径是融于语言学习之中的、较为间接的、相对分散的文化学习，被称为“隐性”路径。

最具显著性的跨文化交际教学是在语言课程之外开设专门的“文化”课程，如“英美概况”、“美（英/澳/加）国文化”、“跨文化交际学”等。这类课程都有自己特定的内容纲目，如在“英国概况”学习中，包括诸如“法律制度，君主制，政府，国会体制，教育，工商业”等社会体制方面的话题，也有诸如“家庭生活，饮食，休闲和外出旅游”等方面的话题。( E.Woods,1994)

除这些专门开设的文化课程之外,目前国内研究和讨论较多的是如何在英语语言课程中惊醒跨文化教学,惊醒文化导入。这类活动也被视为显性文化学习,因为教授或导入的仍然是直接的、外显的、客观的,与 “语言点”相对的“文化点”。例如，有学者对英语专业基础阶段“文化导入”的内容作过归类：1.知识文化；2.干扰交际的文化因素；3.词语的文化背景；4.话语、语篇结构蕴含的文化因素：5.非语言形式的背景知识。（廖光荣，1999）

可见这种文化导入是由比较明确意图和外线内容的文化学习。这种文化教学的主要特征是：1.从内容看，注重“有形”的文化知识：既有的文化事实、与文化有关的语言现象，以及某些跨文化交际的规约；2.从方法看，一般采用系统讲授或可结合阅读课文学习“文化点”。这种显性文化教学的优点在于，它能提供给学生比较系统、比较确定的文化知识。而这种知识是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础，是不可缺少的，它可以为学生自己惊醒文化探索提供一个基本的认知框架。然而，显性文化教学也有它的局限性，它有可能忽略那些无形的、藏匿于生活各个方面、与个人际遇关系密切的文化因素和文化特质，忽略学习者实际面临这些因素和特质时的主观认知、思维过程和行为能力，忽略学习者自己进行文化探究的能力与学习策略，而这些对个体交际者在复杂变化的跨文化交际中是有益的帮助。显性文化教学的这些不足之处，只有通过与隐性文化学习相结合，才能够相互补充，相互完善。

（二） 跨文化交际学习的隐性路径

与显性文化学习的直接、客观、系统等特征相反，一种主张较为间接、相对分散和较多主观参与的隐性文化学习已见端倪。这里强调的不是高度结构化的知识，学习不是被动的接受，而是积极地探索和主动吸收。这种文化学习模式与现代教育的观点相吻合。

隐性路径的文化学习是伴随语言学习过程，与语言学习紧密联系和相互渗透的。这里所说的与语言学习紧密联系，不是指我们常见的再疏通课文意义时对某种文化知识点的分析讲解以帮助理解课文，或使学生了解某个语言现象后面的文化典故以扩充文化知识，而主要是指在学习语言材料时对其中所表达的思想主题及其现实文化意义的理解与把握，特别是经学生自己感悟思考后的理解与把握。我们知道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人们逃脱不了自己的文化就像逃脱不了自己的皮肤”。（刘学惠，2003）换言之，当外语学习者在接触语言时无不在接触文化，只要我们对话语和文本的内容而不是形式给予足够的重视，我们就是在“隐蔽”地学习文化。

可以说，当中国学生阅读一篇英语原文时他就在经历一次跨文化交际，尽管这不是面对面的读者和作者之间的交际。如果教师能引导学生不但理解文本的表层意义，而且还要了解文本的深层含意。从不同文化背景、社会背景理解课文的困难是什么等等，那么这位学生就是在进行一种“文化”的学习，这种学习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知识传授，而是对不同的文化，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去比较、理解、吸收。这样的文化学习对提高同学们的文化素质、思维方式、跨文化的交际能力是大有益处的。

隐性文化学习的优点是有利于发展学生内在的文化素质，这种素质不单以有形知识的多少来衡量，它还包含“无形”的文化领悟力和思考力，是一种对现实社会的关注与关怀，也是一种学习能力。这种能力是一种更能应对现实的、真实的跨文化交际情境的能力。这些正是隐性文化学习可以提供的。

以上从跨文化交际障碍的认知语境因素和跨文化交际障碍的文化因素，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这两种主要障碍进行了较详尽的分析。众所周知，跨文化交际能力是一种综合性能力。有众多因素可以影响这种能力的提高。本文也从两个方面“显性文化学习和隐性文化学习”来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也不可能包括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全部。只是提供另一种相互学习和探讨的方法。



作者简介：丁岩堂， 男（1953--），滨州学院外语系副教授。





参考文献：

[1] Fauconnier, G. Mappings in Thought and Language [M].Cambridge:Cambrdge University Press,1997.

[2] Langacker,L.et 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 (3rd ed)[M].

[3] Paulston, C.B. Linguistic and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Topics in Esl[M].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1992.

[4] Woods, E. G. British Studies in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A]. in Byram, M.(eds), Cultur and Language Learning in Higher Education [C].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1994.

[5] 廖光荣.英语专业基础阶段阅读教学中文化导入的几个问题[J].外语界, 1999 (1).

[6] 刘学惠, 跨文化交际能力及其培养: 一种建构主义的观点[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3 (1): 34-36.

[7] 熊学亮.认知语用学概论[M].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33.

[8] 许力生, 跨文化交际中的言谈规约问题[J].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1996 (4):24-30.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alyzing the Barriers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ng Competence and how to Improve This Competence



Abstract: For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this essay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of importance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ng competence, the existing barriers and how to develop th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ng competence, especially focuses on the cognitive language context of th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al barriers, cultural barriers and explicit and implicit learning methods of fostering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Key word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language context, explicit and implicit, communicating competence





（纸媒文本见《成都大学学报》2009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