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集》 别方叔贤序

《王阳明集》

○别方叔贤序（辛未） 　　予与叔贤处二年，见叔贤之学凡三变：始而尚辞，再变而讲说，又再变而慨然有志圣人之道。方其辞章之尚，于予若冰炭焉；讲说矣，则违合者半；及其有志圣人之道，而沛然于予同趣。将遂去之西樵山中，以成其志，叔贤亦可谓善变矣。圣人之学，以无我为本，而勇以成之。予始与叔贤为僚，叔贤以郎中故，事位吾上。及其学之每变，而礼予日恭，卒乃自称门生而待予以先觉。此非脱去世俗之见，超然于无我者，不能也。虽横渠子之勇撤皋比，亦何以加于此！独愧予之非其人，而何以当之！夫以叔贤之善变，而进之以无我之勇，其于圣人之道也何有。斯道也，绝响于世余三百年矣。叔贤之美有若是，是以乐为吾党道之。

 

义理、考据、辞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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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义理、考据、辞章是桐城派三位一体的论学论文术语。姚鼐首次系统地提出和阐述了义理、考证（考据）、文章（辞章）三者相统一的观点，树立了桐城派文论的纲领和旗帜。义理、考据、辞章相统一包含三层意思：一是三者作为构成“学问”、“文章”（“且夫文章学问一道也”，姚鼐《谢蕴山诗集序》）的一部分，各有存在的需要和价值，不可偏废；二是三者应该互相吸收和补充，以使各自更加丰富和完善；三是三者的关系是有层次的，“义理为干，而后文有所附，考据有所归”（王先谦《续古文辞类纂序》）。

目录

姚鼐谈义理

现实意义

在考据层面上

在现代学术研究方法论的层面上

现代人文学术研究方法多样，途殊理一

 

编辑本段姚鼐谈义理

　　以端正立言之旨，谈考据以充实作文内容，都是站在古文家的立场上，从如何写好文章的角度来说的，这是作为文章家（“辞章家”）的姚鼐与理学家（“义理派”）、学问家（“考据派”）相异的地方。但在论学层面上，义理、考据、辞章的统一仍然没有超越汉学、宋学的藩蓠而上升到方法论层面，使之重新整合，交相为用，因此，在姚鼐和桐城派那里，义理、考据、辞章的意义还比较狭窄，没有根本的创新和突破。

编辑本段现实意义

　　不过，姚鼐和桐城派古文家要求把鲜明的思想观点、确凿的事实材料、精练的文字表达相统一，实是一种严谨踏实的学风，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桐城派提出的义理、考据、辞章相统一的观点对于思考和总结现代学术研究的方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本文将尝试借用这三个概念来探讨现代人文学术研究的理路范式。在现代人文学术研究方法论的视野中，考据指现代人文学术研究中的实证性研究方式，如校勘、考证、释义、定量分析与统计、中西比较等语言文献研究方法；辞章则包括定位学术研究的视界，建构其逻辑框架，调试其论证理路，权衡斟酌其表述方式等，这属于学术研究表述形式的层面；义理则主要是指学术层面上的文本内涵解读以及相应的人文批评与表达。三者之中，考据贡献材料，辞章设定方法，义理整合内容，三位一体，相辅相成。

编辑本段在考据层面上

　　校勘、考证、释义等传统笺注方式和研究方法其意义甚明，姑置不论。真正体现现代学术研究新思路的是定量分析与统计、中西比较等实证性研究方法的运用。定量分析是现代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其着眼点在于用数量关系揭示事物的根本特性，即通过精确测定的数据和图表反映事物的现状、类属和相互关系，从而使不确定的、模糊的事物变得相对确定和清晰。近年来，人文学术研究领域吸收和借鉴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和思路，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中西比较方法也是近年来勃兴的一个新的研究思路，这一研究方法以确凿的语言文献材料和事实根据作为研究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但却有在更宽广的视野中进行学术综合与融通的鲜明特点。概言之，实证性研究方法强调用证据和材料说话，有几分证据，就说几分话。若凭空蹈虚，断不能窥其门径，挈其要领，会其精神；反之，若不能出乎其中，也不能超乎其上。

编辑本段在现代学术研究方法论的层面上

　　辞章不是指文章辞藻，而是指更为本质意义上的逻辑论证框架的建构，研究对象范围的设定，论证思路和方法的选择，写作风格与研究对象的适配等。辞章的巧妙运用需要经过严格的学术训练，掌握基本的学术技巧。随着学术研究的日益规范化和研究对象向专门化和整合化相反相成两极的深入发展，辞章的重要作用必将日益显现出来。

编辑本段现代人文学术研究方法多样，途殊理一

　　若归之于考据（实证研究）一途，虽验之凿凿，殊无意味；若超越文本层面作抽象发挥，则凌虚蹈空，又难以服人。救偏之道，在于突破传统学术研究“义理派”、“考据派”、“辞章派”的门户畛域和分途模式，而在现代学术研究层面上进行新的整合，既开拓“考据”（实证研究）的新方法，又把“辞章”（学术论证）置于严谨的逻辑分析基础上，从而使“义理”的阐发不致超越学术层面而堕入纯粹的抽象思辨。学术研究，应当辨别大的立场（考据之实），同时处理小的细节（辞章之虚），从而使以材料（“考据”）为基础的学术论证（“辞章”）能够准确传达研究意图及其结论（“义理”），此即现代学术研究之道。

　　那么，现代学术研究在坚持实证性研究方法的大前提下，如何在更高的层面上解决实证性研究所必然带来的狭隘性和偏颇呢？在这方面，仍有许多可供开掘的研究思路，比如“以诗证史”。所谓“诗”者，非仅韵文之谓，乃文学的“想象之方法”之谓也。“想象之方法”，其依据在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它是合乎逻辑的假想，不问其曾否发生，只就逻辑而言某一件事可以发生、应该发生甚至必须发生，此亦陈寅恪先生所谓“通性之真实”。以诗证史，即以合乎逻辑的想象对历史的真实加以阐明、推断乃至于大胆填补。历史作为人类生活过程的“集体性记忆”，逻辑作为历史经验浓缩的思维法则，在前提普泛一致的条件下，是可以相通而互证的。所以，古人今人，分殊理一；东学西学，道术未裂。古今中外之间，大概唯有艺术活动涉及极端心理体验的部分以及由此带来的与之相应的审美经验的通约最为困难。“极端”并非偏激，而是指一个民族艺术思维中最为微妙、深沉以至近于隐秘的部分。文学研究的文学批评是以作品研究（文本细读）为基础的，它在本质上属于审美活动范畴。因此，文学研究必须面对古今中外审美经验的“隔膜”，这就需要相当的机智和幽默感。此时，超越逻辑论证层面的“辞章”运用（诗性思维）就显示出其“不可理喻”和“妙不可言”的隽永意味了。在这方面，卞之琳的《断章》提供了一个需要运用诗性思维解读的绝好例子：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快短命

郁達夫在福州時，曾應邀演講文藝創作。他在黑板上寫了「快短命」三個字，說：「『快』，就是痛快；『短』，就是精簡扼要；『命』，就是不離題，詞達意。說話和作文一樣，如我現在所說的，即是這個原則。不要說得天花亂墜，離題太遠，或者像裹腳布那樣又臭又長。完了。」總共用了不到兩分鐘，就走下了台。

文字與顏色

沈從文對蕭乾說：「文字同顏料一樣，本身是死的，會用它就會活。作畫需要顏色且需要會調弄顏色。一個作家不注意文字，不懂得文字的魔力，有好思想也表達不出這種好思想。」

清通

林語堂主張文章須以「清楚通順」為第一，不要求摩登，不要講洋化。他認為新的八股和抽象的寫作都要不得，文字創作必須口語化才能感人，必須跳出傳統「做文章」的錯誤觀念，避免文藻堆砌，才能發揮「自然國語的力量」。

作文就是說話

錢穆給學生上作文課時說，作文就是說話，口中如何說，筆下就如何寫。出口為言，下筆為文。一次上課，他給學生出的作文題目為〈今天的午飯〉。學生的作文交上來以後，他選了篇寫得好的抄在黑板上。這篇作文的結尾這樣寫道：「今天的午飯，吃紅燒肉，味道很好，可惜鹹了些。」他以此文為例，告訴學生，說話、作文要有曲折，要有回味的餘地，就像這最後一句：「可惜鹹了些。」

（摘自民國文林《細說民國大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