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凯歌回忆录节选 - 天国

来源: 2020-05-18 12:25:02 [] [博客]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 次 (25282 bytes)

陈凯歌回忆录
天国


  1952年夏天,我出生在一个电影工作者家庭。我的父母一个是电影导演,一个先在国家电影局工作,以后改做了电影剧本的编辑。抗日战争以后,他们都曾是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的学生,父亲又做了教师。他们曾参加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学生运动,名字列在报纸的通缉令上,不得不离开,就到华北参加了革命,中间有一些艰难。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建国时,他们是广场上几十万人中间的两个。我的母亲出身于一个原来富裕的家庭,在日军进攻时破产,但仍有机会在一所美国教会学校念书。1950年她回到南京的家中,她的父母却已迁到台湾,连同她的六个兄弟姐妹。她是这个家庭留在大陆的唯一一人。其后的39年直到去世,她再也没有机会见到她的父母。在她同父母告别时,21岁,天然地向往一个新社会。母亲这样的故事,在中国千千万万,我就是这样的母亲生下的千千万万孩子中的一个。
  据说,我生下来就惯用哭声表达一切。彻夜啼哭常常使母亲无法安睡,是她日后的病因之一。所以长成以后我痛恨一切哭啼不休的电影,算是一点自我反省和否定。那一年,是龙年。
  我出生前不久,北京召开“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大会”,会标就是毕加索的鸽子。于是父母就给了我名字叫作“皑鸽”,“皑”就是洁白。父亲名字中也有这个字。他们期待的本来是个女儿,并且准备好了“皑燕”的名字——各从他们的名中取出一字。父亲的名字是“襟怀洁白”的意思,母亲是燕,而且飞驰。当然,这都不是他们父母给的,原名在参加革命时为躲过通缉,改了。“皑燕”这个名字后来给了我的妹妹。我成人以后却突然听到父亲唤了母亲原来的名字,母亲应了,却两个都无话。那时他们都有些老了。我13岁时,已经长到1.8米,觉得自已同一只白色的鸽子之间已甚少共同之处,就改掉了这个名字,用了现在的名字在中学注册。我改名,父母没说什么。母亲去世以后,我在美国接到朋友来信,提到,在她弥留之际,喃喃自语:鸽子飞走了,鸽子飞走了……我这才明白,世上总有些什么,是不变的。这一年,也是龙年(1988),我不在她身边。
  我爱北京,不光为了它是我的出生地。在我儿时,北京没有那么多人,没有那么多车辆。更容易看到的是四个轮的小车,竹做的,里头坐着咿咿呀呀的娃娃,后头推车的是一样咿咿呀呀的老太太。临街的学校书声朗朗,忽而又安静了。老人们坐在中药铺前台阶上晒太阳,手里捏着两个核桃,转着,虚着眼望着天上飞远了的鸽群,哨音像是云的回声,淡淡的。热闹的地方是庙会。我还记得怎样欠着屁股坐在拉“洋片”的老式镜箱前,盯着一张张画面闪过,不敢眨眼,画面有山水、人物、神话中的故事。拉“洋片”的人一边摇着镜箱上的手柄,一边“嘭嘭”地敲着一面小鼓,被敲乱了心的孩子就交出最后一分钱——更不用说庙会中的玩意儿和吃食了。
  春天,挑着大箩卖小油鸡的汉子走进胡同,不用吆喝就围了一群孩子,托起一只在手上,指指才吐绿的柳枝说:嚯,赛柳絮。孩子们毛茸茸地托着,回家放在鞋盒子里,撒上小米,坐着看,夜深了都不忍睡去。卖小金鱼的担子上,一头是木桶,一头是玻璃缸,圆的,要哪条就捞哪条,注进净水,还有一缕碧绿的水草。槐花落尽的时候,卖花的老汉用丝线把晚香玉一串地穿了,挂在好动的小姑娘颈上,一跑,小胡同里就香气弥漫了。夜里,甚至冬天,也能听见卖小吃的吆喝声,推开古旧的院门,看见一盏风灯和一个身影,热气虚虚地晕了灯火,身影悠悠地唱着,悠悠地远了,夜就踏实下来。我躺在床上,闭着眼听,觉出被子的暖和安全。
  那时北京,仿佛护城河里故宫角楼的倒影,梦一样安详着,小风吹过,晃动了,却不破碎。它的古松和早梅,庭院和街道,都显出古老和平,而且骄傲。
  我的童年分给了两个幼儿园。那时的孩子大多住在幼儿园里,因为父母忙。第一个是一座四合院,有高大的门楼和小小的石狮子。园长是个严厉的妇人,可只要看见孩子,又笑成了一尊佛。记得我们住在北房,一有太阳,阳光就好。后面高高伸出一个平台,有栏杆围着,就在上面游戏玩耍。春日最爱的是养蚕,有时一上午地趴在平台上,看着它们“沙沙”地吃掉一张张漂亮的桑叶,又换上新的。时候一到,蚕箩里一夜之间就寂寞了。早上,我们举着亮晶晶的蚕茧大声问阿姨:蚕宝宝哪儿去了?然后就一二十个地一齐放声大哭。阿姨张开手,眼晴湿湿地笑,不知说什么好。分瓜果的时候,大家就坐成一圈,你一个我一个,白梨、石榴和樱桃,多出来的就分给最小的。夏日,午睡是在院子里的凉棚底下,太阳透过棚顶,在地下洒出许多光斑,风一吹就跑来跑去,睡不着的时候就伸出手,想在空中抓住它们,做个朋友。有一次,我们在游泳池呆得太久,回来的路上遇上了大雨,我们一边叫一边跑,阿姨暂时地做了牧鸭人。然后,在天渐渐黑下来的时候,我们坐在小小的餐室里一边吃豆沙馅的包子,一边听雷,雷不响的时候就把包子放在嘴边,激动地等待。北京四合院的雨夜,雨点和瓦在房脊上热烈地欢叙,之后又静下来,水珠的滴落声像在试一张古琴。这时醒来,就能看见值夜阿姨瘦小的背影,浅浅的灯光底下摊开了一本书。我当然不知道,在我做着童年梦的时候,已经有55万“右派”分子被送进了风雨之中,在未来22年中苍老或死去。他们的孩子可能就躺在我的身边,不知不觉地受了伤。我不在他们之中,出于偶然。
  第二个幼儿园也是四合院,只是没有门楼和石狮子。门与墙一般高,漆成红色。最让我惊喜的是这里居然有个小小的动物园,里面却只有两样动物:白兔和鸭子,也是白的。我们喜欢在临睡前探看它们,尤其是停电的夜晚(那时常常停电,也许是已经“大跃进”了的缘故)。手电筒的光亮里是几对宝石一样的眼睛,自然是红的,于是大家“呀”的一声赞叹,都不说话了。鸭子不然,一见光亮就聒噪起来,这抗议直到我们匆匆逃走才停下。找不到手电筒的时候,就由阿姨领着,一人点起一根蜡烛,穿过不矮的松墙,踽踽地去又踽踽地回来,有谁不小心遇见了鬼突然大叫一声,大家就也叫了,兴奋地奔逃。
  把鸭和免放在一起,是谁的主意?长了羽毛只会聒噪不会飞的;长了一双看什么都是红色的眼睛却无法开口的,以后明白了,不仅是兔和鸭。
  并不是所有的动物都可以享受住在动物园的礼遇。1958年,我站在幼儿园的滑梯上,手中挥舞一根系了红布条的竹竿。北京的天空中有无数这样的竹竿挥舞,配合着从铜锣直到破脸盆的敲击声。成群受惊的麻雀降落是死,不降落也是死,于是纷纷跌落尘埃。还活着的就被因得胜而快乐的人群缚住翅膀,慢慢死去。终于出现了载重4吨的卡车装满了死麻雀,在街上游行的“盛况”。这一年,老鼠、麻雀、蚊子和臭虫被政府宣布为“四害”。可是能飞的并不只是麻雀,所以我弄不清在幼儿园葡萄架下看到的是一只什么鸟。它在我和一个小姑娘的注视下抽动着翅膀。“麻雀。”我说。“它还活着呢。”她说。“麻雀。害虫。”——我还弄不清虫和鸟的区别。小姑娘点点头,她知道我对,但还是在那只鸟死了之后把它浅浅地埋葬了,上面还盖了一张葡萄叶,为了第二天还能找到它。第二天,葡萄叶落了满地;又过了一天,葡萄叶都被风吹走了。
  从那以后,我们仍然唱着那首已经没有了意义的儿歌:“小鸟在前面带路,风儿吹着我们,我们像春天一样,来到花园里,来到草地上……”北京的天空寂寞着。有的只是养在笼子里的黄鹂,为了使人快乐而歌唱。在“大跃进”过去以后许久,我的朋友们仍然不断用气枪射击所有的鸟。我的朋友们用湿的泥巴糊住死的麻雀,扔进火堆,慢慢等待烤熟的身体。到了1966年,被扔进火堆的就不再是死去的麻雀。
  麻雀被宣布为敌人,它就不再是一只鸟。它的存在即是罪恶,为了消灭罪恶就必须消灭它。而在我还弱小时已不能怜悯弱小,实在能对我日后的强壮指望些什么呢?
  差不多30年以后,我偶然路过这所幼儿园,门上的红漆已经剥落,也许早就剥落过多少次了,兔和鸭自然也不在了。而且,幼儿园就要拆掉了。“一定要拆吗?”我问。回答是一定。这里要建一座很高的楼,容纳更多的孩子。我高兴至少这里还是一座幼儿园,又为今天的孩子们惋惜,他们再也看不到夜里的红眼睛。即使还能,他们愿不愿看,我没有把握。
  我家住在离幼儿园不远的一条胡同里。院子很大,除了门楼、影壁,还有拴马环。前清的时候,这是一座王府,后来残破了。我家住在西跨院,有围墙、走廊,两棵大槐树和一道垂花门。因为住在东厢房,夏天黄昏就很热。我和妹妹就在走廊前的空地上种些瓜豆和淡紫的牵牛,夕照时满屋都是花影。我的童年,更亲近的是母亲。父亲总是忙,难得见到。我觉得他很严厉,也记不得他年轻时的样子。他去外地拍电影我总是很高兴,临走他拍拍我的头顶,说一句“好好念书”,我就点点头。他有时写信来,我就回一封,说一切都好。对父亲的了解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从小学起,母亲就陆陆续续教我念些诗,她穿着一身淡果绿的绸睡衣,靠在院里的一张藤椅上,手里握着一卷《千家诗》。太阳出来,就念: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暮春了,则是:双双瓦雀行书案,点点杨花入砚池。逢到夜间,就会是: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这样的功课一直持续到我可以几百行地背诵排律。母亲只要我体会,很少作意义之类的讲解,所以至今不忘。这些图画了的诗歌不能不对我日后的电影有了影响。
  我小时候贪读,读得到的一切书。最得意的是星期六下午,学校不上课,就钻在房间里,翻看家中的书籍。如果是阴天就最好。看到精彩处就高兴到无可奈何;之后,呆想。我虽读过一些武侠小说,可是因为其他男孩子不可抗拒的目光而头一次爬上房顶时,我就断绝了做剑侠的念头。
  像许多人一样,留给我童年最深印象的,是我们的保姆,我们叫她奶奶的。奶奶姓沈,满族人。脸和人中都有些长,很像御像上的皇帝——他们的祖先。她有过一次婚姻,不好,就离开男人单过,天足,不识字。问到她为什么没缠足,她说:“裹了。后来又放了。我闹他们。”因为不曾生育过,又终日劳作,她有一个光亮的前额和一副爱吃铁蚕豆的牙齿,70岁的时候仍然行走如风。只要天不是最冷,她必定脱了老式的内衣,早晚用冷水洗她年轻时也不会太好看的奶子。奶奶曾是贵族,她出生之前,家里曾管过御制宫花的买卖。想想清末宫廷中有多少戴花的女人,就知道这是一件大事业。可奶奶却不懂什么是“满汉全席”,衣服都是布衫,当然更没有花插在头上。宣统皇帝退位的时候(1911年),她才11岁,在这个世纪的其余时间里,她都靠自己的一双手活着。能看出她是满人,只有在她梳头的时候。早上她先在走廊上用冷水把头发抿了,又用一把牙刷沾了有桂花味的头油,亮亮地刷在头发上,又用篦子细细篦过,在脑后挽成一个髻。之后就满意地沏一杯茶,喝的时候声音很大。
  我和妹妹常问:“奶奶,您小时候北京什么样?”“什么样?烧饼一个大子(铜钱)一个,豆浆比现在好喝,过皇上的时候胡同口得围上蓝布,一个冬天街上净是倒伏——饿死的、冻死的。”“还有呢?”“还有?没有了。”这时,她的眼神便茫然起来有时就这样茫然很久,朵呆地坐着,嘴边会突然露出一个笑,又急急地收住了。想什么呢?她没说。可云影一样的眼神,却把她亲历过的繁华一下子照亮了,一下子又黯淡下去。
  因为不识字,逢到偶然有人来信,她总是让我念给她听。我念一句,她就应一声,好像在和来信的人对话。念过去了,她就把信仔细地叠了,放进衣襟里。她敬爱文字,凡是写了字的纸,不问过决不扔掉。每次我写作文,她必定守在门口,不愿有人打扰我。
  奶奶是那种一生仅得温饱却体面而自尊的北京人。她精明不失善良,爱面子也给人面子,因为不再是贵族反而靠了双手得了贵族气派的劳动者。她衣服永远干净,头发一丝不乱;耳聋,却能听到别人的痛苦;从不惹事也决不怕事。每次我犯了错,她总是说:凯歌,我告诉你妈去!——可她其实从不这样做。如果别的孩子欺负了妹妹,她一定拉了妹妹的手找上门去。而别人道了歉之后,她又哈哈地笑着,把两个孩子的手合在一起说:来,拉拉手,拉拉手!她常说:人不兴欺负人。也不兴叫人欺负。让人欺负惯了,你日后就成了坏人了——中国的传统,受压迫者,以为有正义在手,便只知有报复,不知有宽宥,“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结果压迫本身代代不绝,只是对象换了。奶奶目不识丁,乃能以这样透彻的道理示于后代,可见她目光之锐,见识之高。可当时的风尚是“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我听不懂奶奶的话是自然的事。
  一件发生在饥荒年代的事却是我没想到的。1961年的一个冬日,奶奶把按定量做成的面条端给我和妹妹之后,母亲把我们叫到卧室,关上了门。她在厨房里低低地说了几句什么,就听见奶奶的声音:“我错了!我错了!您原谅我!”未久母亲走回来,一脸的怒气。我和妹妹被着实地吓住了。以后才知道,奶奶把我们定量中的一部分放进了自己碗中。母亲的心情是容易理解的:爱子,又是米贵如金的年代,她是宁愿自己不吃,也要让我们吃饱的,自然不能容忍奶奶的行为。奶奶是一看到母亲的脸色就跪下了,之后就是“我错了”的呼声。刺痛我的,并不是奶奶吃了我的食物,却是她有些凄厉的喊声。我宁愿永远不知道这件事。过后,再没有人提到这件事,奶奶依旧在我家,仍然梳头,仍然喝茶,仍然有时茫然着。
  我一直不解,以奶奶的体面、自尊,竞将事情做到钟爱的孩子们身上,必然的理由是:她饿。可那一点点食物果然能减轻她生理上的不适吗?当然不能。唯一的解释只能是:饥饿使她恐惧。恐惧比爱更有力量。

  出门向南穿过小巷,离我家不远的地方就是护国寺。说是寺,有寺之名,无寺之实,所以我很久都以为护国寺不过是过去流传下来的地名。后来走得多了才突然明白,这个今天居住着上千人口、五方杂处的大院落其实就是原来的寺。
  寺的东西围墙仍然完好,只是斑剥了,很高,约有半华里长。庙的两座后门面北,之间的距离约20米。单是这两个长度已经可以看出当年庙宇的规模。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两座后门打开,庙内成了行走之地,僧舍内也住了人,时间久了,寺庙就变了样子。南面护国寺街上,山门已不存,代替是几座店铺,其中一个是花店,冬日也有半街余香。
  我常走的是庙后的西门。要抬起头来才会看到伸出的门檐上,有几乎被风尘湮灭的绿色琉璃瓦,夕照时在隔年衰草后面闪闪地亮。后门与殿堂相连,实际是个过厅;里面比外边明显的低,可见当年香客踩踏之繁。门内有低低的石阶,甚宽。细细一想,应该是泥塑金妆的天王站立的地方,如今却空着。盛夏,须发皆白的老者在石阶上对坐下棋,老太太们路过歇脚。黄昏时突然走入,会看到台阶上留在夕阳里的糕饼点心,嘴馋的孩子也决不敢碰的。有人说,这是老人们留给庙里的“灵物”黄鼠狼的,因为庙已残破,香火不再,恐怕它无处觅食。也有人说,是“黄大仙”本身因循旧例,偷来的食物救济孤苦的。两者都是美丽的故事,而庙确实残破了。
  当年香客如云的焚香散花之路已经崎岖不平,遇雨便满地泥泞。廊下僧房中住满了笑闹喧腾的俗众,门窗依旧,没有了往日的肃穆。小作坊的机器声代替了晨钟暮鼓;而应是“大雄宝殿”的所在,变成了一座电影院。门外两座石龟,驮着巨大的石碑,翘首问天,碑上盛记功德的碑文已经苍黑,湮然不可复识了。唯一留下的真迹,是西北角的“地藏殿”,殿宇宛然,偶像俱在。殿前有一榆树,因接近道路,有人经过便摸一把,摸得久了,树腰竟成了一片光滑的白色。树后遍种蓖麻,叶子肥大深绿,苍翠时阳光也照不透。出于好奇,我们常常抓住门上的铜锁,站在露出的门坎上窺探。殿内昏暗潮湿,霉味扑鼻,地藏王菩萨满身灰尘,慧目低垂。神案上除了牌位、香炉之外,还有一大堆凝了的红色烛泪,触目惊心。文革开始之后,这里首当其冲地成了红卫兵采取革命行动的“战场”之一。殿门打开,阳光涌入,地藏王菩萨被推下莲花宝座,在尘埃中摔得粉碎。
  宗教的脆弱,是中国的一大问题。40年来对宗教,害处听得多,好处听得少,是宣传的一大特色。因其与“无神论”相悖,所以不能容忍。其实,气度恢宏的统治者,深谋远虑,总会意识到宗教维系精神、稳定社会的好处,而加以保护。但在1949年以后,曾经遍布禅林的北京,僧众流散,寺庙荒凉,对于我们这些革命后出生的少年来说,宗教几乎等于旧世界的代名词了。
  在这个决不完美的世界上,宗教是个去处。它使做了好事的人有地方去欣喜,做了坏事的人有地方去忏悔;失望的得了希望,绝望的至少得了安慰,信仰是文明的开始。相信,需要天真和勇气——重要的是相信本身,倒不是相信的一定要是什么。只要人尚能相信,这世界就还有救。杀死了天真和勇气,剩下的就是一群暴民了。信仰实在是人性的围墙。而在文革开始的最初日子里,几乎所有的暴力无不首先发生于信仰的领地:孔庙、佛寺、天主教或基督教堂。
  1965年,庙会已经被禁止,接着,民间丧葬嫁娶仪式也被禁止。接着,北京南城享有百年盛名,在中国人欢度新年时几乎无人不去的文化集市——厂甸街,宣告关闭。接着,就轮到了北京城墙。
  1949年初,清末大儒梁启超之子、建筑师梁思成教授住在其执教的清华大学。当时内战大局已定,解放军攻城刻在日内。一夜,有客来访,自称共产党城市工作部干部,特携带北京市区地图,要梁先生指明何处不可用兵,何处不可开炮。不久,北京未被战火而和平易手,使800年古迹得以保留,是中国的大幸运。所以可以想象梁先生听到毁城设想时的心情。他曾力谏政府首脑放弃这一计划;他的夫人甚至誓言:城破之日,自取其命。但是,以“城墙妨碍首都建设”为名,计划终于变成现实。在现代化机械的频频击打之下,木石俱下,烟尘大起,顿成废墟。被分段拆除的城墙,砖石今已不知去向,少量的可以发现于民间的鸡窝兔舍。传说:在明初重修城墙时,工匠曾用熬熟的米汤和泥浇铸,以求坚固,可见毁城工程的艰难浩大。多在夜间操纵的轰轰机声未能惊醒北京人,而城市从大梦中醒来时已成裸体。这座始建于元代,经明成祖朱棣重修,此后代代维护,长达数十华里的800年古城墙轰然倒塌了。一个旧梦随风雨而逝,永远不再。1986年,我站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内注视西方人于1893年拍摄的旧北京城墙照片,回想它延伸阔大的雄姿,不胜唏嘘。
  至此,精神和物质的旧墙均已归于消灭。从不设防的国度中醒来的人们,看到空旷的地平线上一轮巨大的红太阳,在短暂的幕间休息之后,天国的钟声又响了。

  本文选自《少年凯歌》,陈凯歌/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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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国近了。。。 -邓小娴- 给 邓小娴 发送悄悄话 邓小娴 的个人群组 (0 bytes) () 05/18/2020 postreply 12:3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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