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北京待了四天，赶上雾霾天。见不到明媚阳光的日子，让人觉得自己是株在室内打蔫的植物，整个人都萎靡，却还要天天赶场似的走亲访友见同学，说一些流水话，吃一些故弄玄虚菜。还没离开，我就已经开始忘记了说过什么，吃过什么。留下记忆的反而是听陌生人讲述的故事。就好像余华在《第七天》里写的，“浓雾里影影瞳瞳，我听到活生生的声音此起彼伏，犹如波动之水。”
根据学者马斯洛的人的需求理论：从低到高，人的需求分为生理、安全、情感、被尊重和自我实现五个层次。我接触的都是市井小民，明显 “层次”不够。
我每次 回国下了飞机，第一件事都是去找我们小区理发店的刘师傅修理头发。他在这家高校附属店工作了二十一年，一直是暂住证身份。刘师傅见我又来了，有点沮丧地告诉我，北京对外地人居住有了新的政策，他也许马上就要回老家了。我问那孩子上学怎么办，他说已经找到工作了了，在联想的下属公司，编程。刘师傅叹了口气，“总算进了大公司，以后还得努力。毕竟没有大学文凭。”我吃了一惊，怎么会这样？这个孩子从小一直在北京上学，学习成绩很好的，我以为今后一定上北大的。刘师傅说，也是因为户籍的问题，公立高中都不让考，即使他的成绩超出了分数线几十分。后来只好委屈在了职高。
临走，刘师傅又补充了一句，“以后没事还是少回来吧。”
出租车于师傅，虽然还不到五十岁，却已经有个两岁的孙子了。我坐在他的车上，听他挨项数，总共帮儿子结婚花了多少钱。把前半辈子的十几万积蓄全搭进去，最后户头上只剩两百块。还好有拆迁房，跟别人比，最大的苦恼解决了。现在天天跟另一个人倒班开车，给自己和老伴挣下半辈子的钱。于师傅觉得，如果当天堵车时间短，回去交车的路上还能顺路捡个活，那就是最高兴的事了。
有一次我通过汽车公司叫车，第一个回应的是陆师傅。因为陆师傅准时，有礼，不打听，我以后坐了好几次他的车。陆师傅说由于私家车和各种打车软件的流行，出租车的生意越来越难做。他要向交警学习，天天有单，单单成交，不讲价不退货，天天有陌生客户，经常还有回头客。
陆师傅虽然是北京人，孩子却在河北上学，老婆陪读，他自己在四环和五环租一个仅供睡觉的地方，一门心思挣钱。他女儿十七岁，之前在北京某中职学校念书。因为孩子是农村户口，所以符合政府的“免费令”。有一次孩子搅入了一起跟当地学生的冲突事件，听上去不大点事，学校定性为“打架斗殴，滋扰闹事”，竟然被开除了。陆师傅只好给孩子转了学，希望明年能顺顺当当的毕业，找个工作。农村户口的孩子何其多，学校能心甘情愿自己承担损失，替政府做慈善，真正接受免学费生吗？
这次回北京，我发觉像陆师傅这样爱聊天的出租车司机少了，甚至连交通台也不听，更别提关心国家大事了。昔日的高谈阔论，指点江山的劲头已成回忆。全程安静、专心开车的居多。经常是除了车窗外的杂音，就是车内时不时响起的叫车语音，“请抢单”，“抢单成功”。
有个亲戚的孩子在二线城市，今年要大专毕业了。毕业生最后一年不在学校上课，全都出去实习。他跟同学应聘到一家国内很有名的物流公司，具体什么职位都无所谓，反正到了这家公司所有的人都要先上一线做搬运工，装卸卡车上的货物。我去看他的时候，他的手指上缠着纱布，说是有次搬钢管，把手指砸骨折了。我问那这样是不是算工伤，他说可以算工伤啊，如果第二天就想被开除的话。还好现在还是学生身份，有在学校买的医疗保险。转正以后，公司提供五险一金，但买的都是外地的。至于为什么就要等专家来回答了，公司为了省钱是肯定的。
他们每天工作时间说是早八点到晚六点，但是如果晚八点下班就算早的，干到晚十点是经常的。中间没有午餐时间，不是叫外卖，就是轮流出去吃。一个月休息六天，没有病假、事假之说。实习月薪一千八。可怜不到二十岁的孩子天天干重体力活，比当年上山下乡还苦，休息日全部用来睡觉、睡觉、睡觉，哪里还谈得上什么读书、兴趣爱好、远大理想。
当一个人每天为了基本的生理需求而疲于奔命时，他再没有多余的精力去关心别人、不能在乎是否自己被尊重。我忽然意识到，关心政治八卦也是一种奢侈。和谐社会其实很容易打造，只要让民众有足够的生存压力就行了。
离开的那天，天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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