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文章发表后，有人说没有证明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危害了人民。千千万万的计划生育受害者，不是证明吗？说一个极端的例子，1992年一个叫田明建的军人，妻子怀孕七个月被强制流产，妻子也死亡。万念俱灰的他选择报仇，首先干掉了团长和政委，然后劫持了一辆车直奔北京，在建国门被特警包围，警察和路人死亡几十人。这些都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受害者。
至于相应的经济损失，我估计在万亿美元数量级，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来消化，在未来十几年会比较明显地表现出来，个别年份可达千亿美元规模，有些年份百亿美元规模，然后慢慢消减。
一项危害人民的国策为何能走几十年？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难度很高的问题，也是不同国家普遍面临的问题。怎样解决这个问题，我在以下几个方面稍作探讨。
一、制度层面，任期限制。一个人的观念是很难改变的，所以在制度层面要设立任期限制。比如，美国总统最多只能两个任期，美国各州的宪法大多数规定两个任期，Virginia只有一个任期，个别州没有任期限制。在没有任期限制的州，实际多数也是不超过两个任期。有一个州长连任三届，有人在高速公路旁立下了一个标语，“州长是头猪”，在英语里猪不是蠢的意思，而是可鄙的意思。
二、学术层面，不是少数服从多数。真理在开始的时候，总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往往是在一个人手中。中国学术批判的传统比较弱，当然比毛泽东时代要好太多了，不然的话，梁中堂也没有说话的机会了。
三、做正确的事情和采用正确的方式做事情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而前者更为重要。就梁中堂来说，他1979年只是意识到那种强制的方式不对，到2000年才意识到计划生育政策就需要否定。
四、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判断解法的正确是三种不同的能力。一般学校教育是培养解题能力，基本上是依葫芦画瓢的能力，这也是专家的局限。比如，杨振宁、李政道算是比较优秀的物理学家了，只是解题能力比较强，其他两项比较弱。对于复杂系统，可以有无限多的组合，所以系统发明家就需要在三个方面都比较强。
五、我们需要一个尽量减少政府强制而允许个人自由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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