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一)：父亲是家中长子，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父亲只读了三年书，算盘打得烂熟，也写得一手好字。我家是广东惠阳客家人，我乡地处偏僻耕地少，男人大部分都选择出外找工作做，据父亲说，日本仔时期父亲也外出找过工作，还遭遇过日本仔开枪追逐，也同样被国民党兵拉壮丁追过。父亲外出找不到工作，为了生计想搞点小生意做做，家里无钱婆婆用了“三箩谷”被我父亲做本钱，在老家大亚湾澳头小镇，租了一间在海边由木塔建前铺后居的高脚屋开了间小杂货铺。高脚屋业产是我的中学老师家，这间在海边由木塔建的高脚屋两层高，地面一层间隔成一大一小两部分，父亲的小杂货铺就在地面间出的小部分。
我记性很好，当年这间小杂货铺有多大还记得，进门摆了一张收钱柜台，柜台前只能供一人通过，柜台后面只能容上一个人，整间铺了成一小条，深度大约七、八米左右，这就是我家的小商店，老师一家占了整间房子的绝大半部分。有了小店后父亲就长期寄宿在小店，祖母和我母亲带着我们兄弟三人在农村过日子，家里农活家务全是母亲做，犁田耙田，打谷这些重活也是我母亲一手包办。祖母年老“专职”照顾我们三兄弟。我十二、三岁时祖母离世，祖母离世后母亲田地家务繁忙，两个弟弟由我带着，我记得上小学时还要背着小弟弟一起上课，我们兄弟三个年龄相隔五岁。
父亲那间小杂货店专卖一些日常生活用品“油盐酱酣糖”之类货品，顾客绝大部分是水上人，父亲做水上人生意多采用记账方式，让水上人先拿货出海作业，打鱼回来卖了钱再结账。我记得每月初一，十五最忙，渔船多选择在这段日子回港，在初一，十五前后几日雇有一个临时小工（李松），解放后李松也当上了民兵，据父亲说他们在“街”上遇见还是客客气气的。水上人大翻身，小杂货店那些“水上人”欠的账不用还，一切账目作废。
小杂货经过了短暂的公私合营，记得父亲告诉过我有关公私合营形式，公私合营是小杂货店向政府拿货，政府以货入股，时间一久政府股分大增，慢慢的我们的小店就结业归公了。小店归政府所有后，父亲变成了政府商业雇员，最初在原自己小店工作，不久后就在附近商店调来调去。小店结业后父亲依依不舍带回水上人欠款的几大本账簿，欠了多少钱只有父亲才知道。厚厚的几大本账簿我小时候见过，当时年纪小不知是什么书本经父亲说起才知道是欠款账簿，解放后家里我还见过港币和袁大头呢。
父亲变成了政府商业雇员后经过了多次调动，最后调到一间卖糖果饼干小商店，店内只有三个雇员其中两个是党员，我父亲不是党员只是店内一个杂工，在当年任何地方都必须有领导，三人小店也不例外，据我父亲说，其中一个管事的就是领导干部，另一个也是积极分子，向上走不积极不成。那时政府商店每个月都有一天停业关门盘点，每次盘点都由上面派人来。六十年代初是最困难的时期，政府为了减轻城镇人口压力，大批人员返回农村，我父亲工作的商店也不例外，必须要有一个人离开，但谁都不愿回农村，商店只好以盘点理由解雇人员。在一次货物盘点时发现货品出入有差距。
据我父亲说这些小差距是免不了的，商店货物以大秤进货小秤出货，秤秆高一点低一点一个月下来肯有出入。本来就有损耗加上领导干部进来闲聊，随手一粒糖果或一块饼干几粒花生豆，领导干部拿吃店员有谁敢出声。想向上爬的积极分子，不用领导干部自己拿也会自觉献殷勤，长此以往货物能不少吗。据我父亲说那次盘点少了47元，货对不上数硬要三个店员承认贪污，三个店员一个是“领导”，“领导”排除在外后贪污只能算在其他两个人身上，我父亲无人事无背景又不会拍马屁。经过开会后罪名加在我父亲头上，说我父亲贪污了47元，最后停职一年，用扣工资方式赔了47元人民币，我父亲被迫下放回农村。
那时刚好容许私人搞“自留地”，父亲回到农村后自己跑到荒山野岭开荒，开辟“自留地”种杂粮自食其力。附近能做自留地用的早已被人霸了，只能走到远处开荒，这事我最记得，跑到远远一塊山坡，用锄头一点一点锄出一小块“自留地”种黄豆。一年后父亲又被叫去澳头水产站做记字员，六二年第一次随流往香港跑没成功，同年带着六个广州人坐船到了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