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的时候，我家有一个司机，一个警卫员，好几个秘书。那时的秘书都是男的，类似智囊团或助手，很像台湾的副官，（跟现在的总经理秘书完全不一样）。我爸经常下部队，在北京也总去黄楼，西郊宾馆开会。在家不是在他的办公室接电话写材料就是跟秘书说事情。非常忙，没时间搭理我，所以我觉得他很陌生。家里的工作人员都对我非常亲切和蔼，我爸对我也不过如此，不觉得他有什么特别。
因为小不懂事，我爸见面就嘱咐我家里听到任何事，都不能出去说，要“保密”。除此之外，他还和我分享我妈妈的注意力，现在才明白我在吃我爸的醋。家里除了工作人员，还有兄弟姐妹。他们不上学时都很喜欢逗我玩，我二姐最喜欢带我，我也最喜欢她。但一到上课时间，家里就剩我弟弟，他比我小近两岁玩不到一块，我很无聊。后来我3岁被我妈送全托幼儿园。家里请了一个保姆带我弟弟，她还洗全家的衣服被褥，这会带给她额外收入（后来听说的）。我爸很少有时间跟我在一起，直到文革关牛棚。
1969 年一号命令。我爸从单独关押的地方放回来跟我们团聚。然后很快全家就去了湖南零陵冷水滩。我才第一次有机会跟我爸朝夕相处。我突然发现他特别能干，现在的话说就是handy。他会扎扫把，编草鞋，做苍蝇拍，种菜。搭豆角架，没有材料，他50多岁的人灵巧地爬三层楼高树上砍树叉，我很担心他会掉下来。他还特别会做饭。我们吃食堂，星期天会打饭回家，我爸会做加菜：炖鸡，炒肥肠，肚头，，，改善改善。他还会用石膏点豆腐，用白豆腐做豆腐乳和臭豆腐，熏腊鸡鸭鱼肉。
我在北京上完一年级，到冷水滩该上二年级。但二年级教室没地方，我就上了三年级。那时“学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三年级就要学乘除法，写作文。在北京刚学完加减法，组词，造句都很吃力，学习完全跟不上。我爸就搞家教帮我补习，我很快就跟上了。他参加革命时家里穷，没钱上学，完全不识字，在延安抗大学的文化。毛大大曾经夸我爸是工农干部知识化的典型。
当时周围大些的孩子都盼望赶紧回北京，我也被带动着想回北京。其实在冷水滩，我们吃的比北京还好，一家人在一起扎堆，感觉超好，尽管我爸还戴着三反分子的帽子。
1971年，传达了57号文件，林副统帅折戟沉沙。我爸知道消息，说我们很快就会离开冷水滩。
果然1972年我爸解放了，官复原职，我们回到了北京。这时我才明白共军小头目有多厉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