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 下岗
九五年全家福。当时我在北京中科院读书，弟弟在北方交大读书。
八九年五月的一天，我们正在准备高考，忽然听到校门外一片喧哗。很多同学闻声就跑出来看热闹。原来是冶院、医学院的大学生们，举着横幅，呼着口号，浩浩荡荡的从校园出来，要去南门口静坐示威。他们在三中门口停下，大声呼喊着：“三中的同学们，快出来，我们一起去啊！” 这时，主持学校工作的谢亚德书记连忙站了出来，和人一起把校门“哗”的一声紧紧关上，然后挥手示意，让大家都回教室去。同学们回到教室里，却止不住议论纷纷起来。
改革开放后，人民的生活水平确实是提高了很多，但渐渐地，收入差距也变得越来越大。一些胆子大，有门路, 会钻营，甚至违法的人发了财。劳动致富的其实不多。. 真正老实本分的人还能拿死工资就不错了。工人的社会地位比以前则下降了许多，工厂效益下降，不少国家企业被承包，或廉价出售，要么就干脆破产，以前工人师傅名义上还算是国家的主人，却一下子就变成了出卖劳动力的被雇佣者。这还算是运气不错的。很多昔日拿着铁饭碗的工人师傅，一夜之间干脆就失去了工作了大半辈子的岗位，失去了收入来源，茫然不知所措。这种越来越大的收入差距，以及其它一些不公正的现象，比如严重的腐败现象，让很多人心怀不满。有时候，这些矛盾还有可能会激化起来, 发生八九这样的事来。
八十年代末，妈妈所在的工厂因效应越来越差，不得不开始裁员，直至破产倒闭。受此影响，妈妈下了岗，一下子失去了大部分的收入。而恰恰在这个时候，我和弟弟都在读书，正可谓“青黄不接”。就这样，全家的重担骤然压在了爸爸的肩膀上。爸爸用他瘦弱的身躯硬是抗起了这沉重的负担。他和妈妈省吃俭用，以前的生活癖好，比如，爱品茶，爱抽烟，一时间他都放弃了。家里的家具，都是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初购置的，样式已很陈旧了，客人来了看了都直摇头。为了给我们付学费生活费，爸爸妈妈几年没有置新衣，长年就是身穿一件旧外套，脚上踏着一双旧胶鞋。
当时赣州已经开设了不少补习学校，邀请爸爸去教课的人很多。为了给家中多挣点钱，爸爸常常是晚上上好几节课，刚从一个补习学校回来，水都没有喝一口，就匆匆赶去下一个补习学校。他天性认真负责，对任何学生绝不会敷衍了事，而是竭力帮助他们。他讲课嗓门又大，有“高音喇叭”之誉，从来不会因为累了就不大声讲课了。有好几次，当一个晚上终于结束了，他回到家，就瘫坐着，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可第二天早上，他又得抖擞起精神，给同学们上课去了。这样的超负荷劳作，长年累月，实在是消耗了爸爸太多的生命能量。记得有一次寒假回来，父亲头痛，让我用拳头轻轻地敲击他的脑干部，敲了左侧再敲右侧，然后就觉得头痛好了一些。 现在想想，父亲后来患帕金森症，那时就有病根了。
每当收到工资，爸爸就把这用血汗挣得的钱交给妈妈，让她安排家里的生活，并给外地读书的孩子寄去一些。他怎么就不知道给自己添件衣服，或者补充点营养呢？爸爸啊，对待我们，你真就像一头牛一样，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啊。这样的恩情，我们怎么样才能报答呀？
因为学历问题，父亲的高级职称当时一直没能解决。直到我的交大校友黄云芳学长接任三中校长后，在她的大力推动下，父亲的高级职称终于在九五年初批了下来。那年，父亲已经五十六岁了。
九五年祖母去世了。祖母一生艰辛，为了维持这个家，吃尽了人间的幸苦，受尽了世上的磨难。祖母病重期间，父亲每天都会骑着自行车回沙石去看望照料老人，让老人最后含笑而去。在弥留之际，祖母看着守在身边的父亲和叔叔，断断续续地说：“我中间是吃了很大的苦，但做女孩子时，和刚嫁过来时，我还是享了福。老了，你们又对我这么好，这么孝顺，我还是在享福啊。妈这辈子，没白活，值了……”。言讫而逝，脸上犹带笑容。
八零年时，祖母和叔叔从峰山深山里迁回沙石。为了让他们有地方住，父亲母亲到处想法凑钱，还把手表拿去卖掉了，在沙石镇子里买了栋老房子，让祖母和叔叔居住。叔叔也是在这栋老房子里结婚成家的。九十年代初，因为太婆和祖母是被错划为地主的，父亲和叔叔去沙石镇政府找人交涉，要求赔偿一些从前江家大院的损失，当时镇政府还给了几千块钱，算是赔偿和恢复名誉。这些钱，父亲做主，给了祖母作为养老用。祖母去世后，在家族中的几位老辈主持下，父亲和叔叔进行了“分家‘。还没等老辈裁决，父亲就先开了口：”所有妈妈养老的钱，都留给少清（我叔叔）；房子也给少清。我什么都不需要。” 分家很快就这样结束了。这几位老辈不禁感慨地说：“这样的分家，这样的哥哥，我们活了这么久，还从没有见过呢。”
九三年父亲和我（父亲后），同学们在八境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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