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拉丁化的漫议 （旧文）
杨道还 12/5/2022
我不是语言学家、政治家、或教授学者，这里只缕列一些所见和问题，希望读者自行思考。
- 汉字拉丁化什么回事？
参见：“汉语拼音60年：是什么助推了汉字的拉丁化，我们的思维方式为何改变？”
“考古学家、甲骨文研究者陈梦家是最早、也最知名的反对者。1957年，他发表《慎重一点‘改革’汉字》和《关于汉字的前途》，不赞成废除繁体字实行简化字，以及实行汉字拉丁化。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陈梦家很快被打成右派，最后在文革中自杀身亡。”千士诺诺，一士谔谔，何解？陈梦家为何不锐意革命，像某语言学家那样百余岁仍在著作？
“科学实验”范例：“蒙古、越南、朝鲜等国将原本的文字都改成拉丁化文字”。中国语言学家对此的“科学分析”何在？没资金做实验，读读文献还可以吧？
2. 爱国还是民主科学，政治家还是语言学家
新文化运动的同一伙人，也主张“自由，平等，博爱”。那么汉字拉丁化符合自由么？自己书写文字都要“被放弃”，是什么样“自由”？“放弃你的文字、书写、和阅读，你就有自由的权利”，是这样吗？强行去“改造”一个4亿人的民族，是平等还是殖民？谁与谁平等？不自由，不平等，博爱从何而来？
新文化运动的同一伙人，也主张“民主和科学”，讲德先生和赛先生。但他们所行，不是先生，而是“德大官和赛大人”。汉字拉丁化是民主决议，还是以爱国、强国为遮羞布的文化法西斯？
新文化运动的这些人，真正懂得科学吗？这一点，在百余年后的今天来看，从百年后“懂得科学”的程度看，尤有意义。汉字拉丁化提出者，是政客、政治掮客、文化买办，还是语言学家、科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有人讲，新文化运动有启蒙的意义。小学是启蒙，要一直停留在小学吗？从沉睡，到初醒，是一个进步；始终初醒，就始终是个糊涂蛋。《序卦》：“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稚也。 物稚不可不养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饮食之道也。”蒙者，连饮食人事都不通，才有“如何喝水”，“如何睡觉”，这一类的文章的泛滥。
英国罗素、毛姆访华，对掮客买办，有一句好语吗？李宗吾写文章，发人恶者，不提其名。这里不提其名，不能举一反三者，下文也不必读了。
柳宗元《罴说》有；“楚之南有猎者，能吹竹为百兽之音。寂寂持弓矢罂火，而即之山。为鹿鸣以感其类，伺其至，发火而射之。貙闻其鹿也，趋而至。其人恐，因为虎而骇之。貙走而虎至，愈恐，则又为罴，虎亦亡去。罴闻而求其类，至则人也，捽搏挽裂而食之。”一个民族光靠吹竹者，行吗？
旧文化与道德下的普通人之心，参见一九二○年，鲁迅《一件小事》。如今新文化运动摧毁旧文化后百余年，在“新文化与道德”下重读此文尤有意义。
新文化运动的同一伙人，也主张“全盘西化”。科学不是简单的知识，科学是历史的，生态的，参见迈克尔·波兰尼《个人知识》。民主制度，不是简单的条文，也是历史的，生态的。文化比制度更复杂，政治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而文化是全部，无历史无文化，无生态无文化。这样的东西，如何“全盘西化”？《教父》是美国文化的一个部分，怎么offically搬过来？从文字“作”起么？
发达如美国，讲多元化；不发达如中国，讲去中国化，不尴尬吗？
3.正心
钱穆在《国史大纲》的序言中讲，读这本书，需带“温情”。他所讲的，即是《礼记·大学》片中的“心正”。人非禽兽草木铁石，正的人心是温暖暖，活泼泼的。钱穆显然认为，仅凭知识和理性，没有“正心”，连读书都是不够格的；有了正心，用之修身，则有“文质彬彬”的浑雅，“无入而不自得”的恬适。
读书人，是需要有资格的，不是认字就可以，古来刀笔吏与读书人就是分途的。真正的读书人需通“大学”才行。心主用，读书人与刀笔吏才学类似，用却不同。
柏杨《丑陋的中国人》有，“我一面讲，一面痛彻心腑。”同一句话，可能出自爱，也可能出于仇恨，同一句话是不同的——要其同，需著者和读者“心正”。柏杨之痛恨与心痛相平衡，也算是“心正”，然而不“和”，语锐而厉，不是存养之正。读柏杨书，只读出仇恨，正如钱穆所讲，是不够格的读者。柏杨家人不肯再出版此书，有畏于只读出仇恨的拥趸之众多，不是有畏于此书的批评者。
柏杨见印第安人墓地，为印第安人的遭遇而哀。若汉字拉丁化不幸成真，他见到汉字墓地博物馆，不知会作何想？这样的浩劫，不知道其规模比焚书坑儒要大多少倍。即便博物馆，也需“正心”的人。对过去的人、异域的人、大自然，没有任何同情和温情，在博物馆就只能看到毫无相干的壅余而往往过时的“知识”和谈资。以“知识”缺乏嘲笑古人的人是愚蠢的，因为他将被将来的人以同样的理由嘲笑。至于见印第安人而哀之者，杜牧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阿房宫赋》）
在某种意义上说，刀笔吏比文人厉害。刀笔吏也识字，但与文人书生引经据典不同，刀笔吏引律比附，更讲究逻辑、理性、和证据。古往今来，文字狱的掀起，大多是由刀笔吏之类操刀。明清时代文字狱的罹难者，多有学者名士，这些人中不乏奉行明哲保身之道，精通文字操纵之术的，然而仍然不敌刀笔吏的精明搜剔、有罪推定。
以此观之，经典文献是禁不住“古史辨”的，先贤并不知道文献可以这样曲解、搜剔的，也不知道在某些时代，整个社会的所谓主流知识分子将会都落到这个地步。社会的人心浇薄，起于文人之心的尖刻凉薄，此风从明代的翻案文章起，愈演愈烈，大概非明代这些人所能逆料。明代“心学”之兴起，或者是知微的预见。
心用一源，心主用，运用之妙，在于一心；然而心也在用中生其心而显现出来。他人的心难知，俗语有，“知人知面难知心”，然而心是可知的，从人的行为中显露，“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一个人自己的心更难知。王阳明有著名的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王阳明是在讲，人的心本来无善无恶，但心之动则善恶显。抽象地正心毫无用处，而“三省吾身”却很容易见心正心。仿照王阳明这句话，也可以说，“无声无闻心之体，有形有迹意之动，知善知恶是正心，为善去恶是心用。”
活人的心不是寂然不动的，有此心，就一定有其用。儒家讲正心达至善，道家讲无心而无不为，释家讲明心而见性，都是讲自心之体及其运用：因心生用，因用生心。是三家之教不同么，还是用不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儒释道认为一般的规则是，从对自心的了解开始，始能知一般性的人心，然后推知他人之自心；从自心所行开始，才能知一般性的人心的运转，然后影响他人之自心。现代人一边感叹社会冷漠，一边贬损古人不遗余力，岂不悖乎？雅，正也；淳，浓也；文雅淳厚，不是精赵凉薄能养成的。（《笑林广记》“有姓李者暴富而骄，或嘲之云：一童读《百家姓》首句，求师解释。师曰：‘赵是精赵的赵字（吴俗谓人呆为赵），钱是有铜钱的钱字，孙是小猢狲的孙字，李是姓张姓李的李字。’童又问：‘倒转亦可讲得否？’师曰：‘也得。’童曰：‘如何讲？’师曰：‘不过姓李的小猢狲，有了几个臭铜钱，一时就精赵起来。’”）
参考：
《大学》有：“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
又，“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此谓知本。”
“欲明明德于天下者”，简单讲，就是教育人民、改造文化、推行某个主义、实行某种有关民生民智的政策。《大学》的作者认为，有这样志向的人，要先做到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这个要求很高，一般人做不到，好像不切实际，但这句话是最切实际的：圣人不常有。就拿“诚意、正心”来说，这一段都做不到，难道可以靠“虚伪、邪心”明明德吗？只能昏昏德。索维尔写的《涂圣膏者之见》，“涂圣膏者”指的就是那些希图侥幸的“明明德”者，凭着“拿来”的圣膏涂抹而成“圣徒”的那些人。
朱熹《朱子语类，大学三》有：“若如公言，则当云‘听讼吾过人远矣，故无情者不敢尽其辞’，始得。圣人固不会错断了事。只是它所以无讼者，却不在于善听讼，在于意诚、心正，自然有以薰炙渐染，大服民志，故自无讼之可听耳。如成人有其兄死而不为衰者，闻子皋将至，遂为衰。子皋何尝听讼，自有以感动人处耳。”又，“‘无情者不得尽其辞’，便是说那无讼之由。然惟先有以服其心志，所以能使之不得尽其虚诞之辞。”
动物之心、理性的意味，可参见理查德·道金斯《自私的基因》。
4. 起源与演变
西方一般认为，语言起源于日用。但汉字不同，最早可见的汉字，并不是泥板上的交易契约，而是甲骨文、金文。参见wiki“甲骨文”条目。甲骨文的内容多是“卜筮之辞”。
陶文值得一提，参见“贾湖陶文”或“贾湖刻符”（年代距今约7762年）。但“专家”认为贾湖遗址中，刻画的“至少十七个”，是符号，而非文字。所以，即便陶文有日用内容，也存争议。这里疑问很多，先民用“至少十七个”，那么多符号干什么，搞高等数学么？弄emoji么？
关于“汉字西来说”：这样关乎神鬼祖先、祀与戎的甲骨文，可以是“西来”的吗？在那个异族即异类时代，如何能够“西来”？有传还需要有受，记账语言如何转为神启卜筮而被接受？参见：《高本汉及其汉字观述略》。
语言的成形，是人在用中塑造的，不是甲骨文、金文的原意决定的。两千年以来，汉语的大致规模和主流意涵是由先秦诸子塑造的，大多数字和词的主要意义，是他们赋予，或者后人从推衍和发挥他们的用得到的。语言不能限定人，人不能用才是关键。
邵雍讲，“体无定用，惟变是用；用无定体，惟化是体。”体用，似乎很玄，但却是人们日用而不知的道理。比如经济，是经济学家还是富商更懂？又如健康，是营养师，还是长寿的人懂得更多？这之间的区别即是前者知体，后者致用。“体无定用，惟变是用”，如武术，打熬气力筋骨反应的体是不变的，但招式一老，便有才人出，自出“心”裁，制敌克胜，创出新招。武术就在这“惟变是用”中，翻翻滚滚；“惟化是体”中，演变无穷。没有那个才人、那颗运用之妙的心，就无演进。“哦，他的这一新招，是符合啥啥原理的”，演进能靠只会说这类话的那些人么？
邵雍这句话，用在汉语的演变上，恰如其分。“用无定体，惟化是体”，又如一个字的含义，可能因为一首新诗，即含新意；一个名字的含义，因为某人，就听起来不同，字和名字，因为用而化为新体。惟变是用，新意不必另造新字；惟化是体，字意常常更新。汉字之数量不变，含义的变化却可无穷。作为对比，英文单词的数量已达约两百万——汉语固然微妙难学，英文却有谁敢自称真正跨过了识字阶段？“learning curve”循环而转深与直线而漫长，哪个更优？何况英文自有循环幽隐之境。
从体用来看，是语言学家更懂语言，还是文学家、诗人？评价语言，要根据语言大家之用，还是初学者之用？能用“learning curve”的陡缓决定一种学问的好坏吗？那么语言呢？知体用，才能有一整体观。
《老子·2》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在老子看来，美和善也都是“用”。美和善，也都有“体无定用，惟变是用；用无定体，惟化是体。”从艺术的“体”去追求美，“有以为”，拿着某种“常道”，而不是“无以为”，不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是不可能得到美的。人工智能计算机不管画了什么，总非创作，属于匠人一类的，在主人呼喝下做活儿。美能放在盒子里，靠着永不出错的镣铐实现吗？为什么对人工智能画画的几乎所有议论，都言不及义？
那么对美的评价，是可以有个从“体”总结出来的“标准”和“规律”吗？善呢？从善的“个体”总结出来的“标准”，或用理性逻辑推出“规律”，可以吗？为什么说“平庸之恶”？
对语言的评价，也是如此，远非简单。理解这个问题，先要有思维，即心；心的问题不能解决，则两小儿辩日，永无昭昭的一天。
现代人写文章用成语、引经据典，不是炫耀或意趣；而是不引经据典，立意就不着根基，意境就缺乏景深。能摆脱经典，炼字而赋予新意的人，如诗人们，少而又少。不用成语，不引经据典，不能出新意，就只能媚俗，即便美称之为便于“劳动人民”使用，实际上“劳动人民”的品味，却不是那么低下的。现代新语妙语，多出于网络、民间。白话文之尴尬，就在于体多文言假借，舶来日语，求精不能，要变化却根基虚薄。虽有新语妙语的出现，但更多是转瞬即逝的垃圾词汇。
从白话文的百年历史来看，抛开经典，白话文就只能是一种幼稚的文字，从未得到充分的发展。民国人的腔调儿，还有谁那么说话？阶级斗争腔儿，才翻过去。劳动人民腔儿，仍留在很多人，甚至身处海外几十年的有“高等教育”的人的习惯里，有待历史来扫去。
对体用的详尽解释，参见杨道还《传统学术与个人修养》：“语言优劣的衡量，只能以它能够承载意象的最为精巧的程度，所能达到最为微妙的深度、高度来进行。而不是两小儿辩日那样，在低水准上比较。”
“创造文字是很大的一件事，成本很高，不会因为留一个讲话的副本费那么大力气，而一定是有绝对的必要性才会被发明出来。这样大的成本，需要大的应用。因此可以推测，在文字草创阶段，能用说话和结绳刻契解决的问题，一定不需要文字；而文字要解决的问题，一定是说话和结绳刻契不能解决的问题。”
4.精确性和编码
西文的编码，精确性，名符其实吗？
先说编码。以英文为例，英文的每个单词都由一些字母排列组合而成，似乎很数学，似编码。但这个编码的规则，却很不靠谱。英语是个典型的吸尘器语言。在早期，英文主体是古日耳曼语，诺曼入侵带来了整套宗教、仪式词汇，英语又从法语引进了整套的礼仪、饮食词汇，此后英语又不断地从其他语言、殖民地引进词汇，以至于整个英语成了一个庞杂的混合体。（参见“The Story of English in 100 Words”by Crystal, David）
从词根到单词，似乎是学习英语的编码捷径。但从语源学来看，想要穷根溯源这些词根，涉及到了整个印欧语系。这些词根，往往形似而多义或多形而近义。这能称为是编码吗？就算是“模糊”编码，用这些词根编出的各种欧洲语言词汇，一个词的拼法常互不相同，孰是孰非？想从一个词长什么样，得到其意义，几率有多少？到了多大的几率，才可称为编码而非胡编？新词有多少是新编的码，多少是约定俗成？所谓编码捷径，其实是多歧路。非语言学家，谁能学通？学不通，提它做什么？
再说精确。德文精确，中文模糊，似乎是一种通识，但果真如此吗？据说，德文本来并非精确语言，而是由哲学家的运用而转为精确。那所谓的精确，只在于人为，不在于拉丁字母的可编码。
语言的精确的宣称，其本身就是一种幻想。语言本身只是工具，如禅心指月，是那个一指。这一指的精确，在于那个指的人，月，和看的人，缺一不可。这个精确并不在语言本身之内。
人的思维不是总能用语言精确反映的：言外有意，意有所随，意与其所随，都不在言中。如，“诗无达诂”。
外部世界，总是不能用语言精确反映的。数学不能，有哥德尔定律在。哲学不能，古希腊人有，“人一次也不能踏入同一河流。”一条河流瞬息万变，如果可以精确定义的话，那么下一刻的河流就不符合这个定义。“特修斯之船”悖论的实质，即是逻辑与精确定义不兼容。类似地，僧肇有《物不迁》，“昔物不至今”。“物不迁”，过往事物之名，就如刻舟求剑，有何精确可言？信息科学不能，信息论的创始人克劳德·香农（Claude Elwood Shannon）说，“过去不可知，未来不可控”。语言而可精确，莫若计算机语言，为什么人们会畏惧《1984》？好的《1984》，不就是科学的梦想么？物理学和数学能吗？即便是给物理学家和数学家一段海岸线测量，他们也得到了分形的学问，而非长度。他们能精确测量一个杯子杯口的长度吗？
即便我们接受“德文比中文相对精确”，这又有什么意义呢？“精确”的德语，不能阻止马克思主义、纳粹、人种论、种族主义、人体实验等一系列产生于德国，至今仍为害世界的东西，德语该当何罪？塑造德语的哲学家又该当何罪？怎么不见他们主张德语汉化呀？民国主张学习德国“军国民”的教育总长，有远见吗？
《说文》解言字，说：“直言曰言，论难曰语。”《说文》段玉裁注说：“言，言己事；为人说为语。”现代汉语混这两字为一，称“语言”。据段玉裁所讲，可以得到“语言”的两种主要用途，言的载体和语的工具，即记载和交流。现代人往往以为言和语可以不分，须知：言可自言，大言不惭、言者无罪；语却从无自由，必受约束——没有“言法”，却有“语法”。言有自由，只当言者有独立自主的自心时才成立，即“一心之用”时才成立。留声机、传声筒不配有自由，也不值与语。
语言作为载体，应具有不变有恒的性质。这个性质唯有文言文和拉丁文有。语言作为交流工具，常变。英语几十年一变，古英语自成一门语言，是常识。文言白话也是如此。这两者能得兼者，唯有汉语。
汉语不精确么？某次与一个美国人谈到他组里的中国和印尼华裔学生，物理都很好，一个英语很不好，一个英语非常好，因为印尼大学中物理课本只有英文，无法翻译成印尼语。他问：“你们历史上没物理，怎么可能用中文学？”
西方人误以为中文为编码的例子，参见慕容青草的博文《黑格尔会讲中文？》
慕容写道：“下面就是黑格尔在《历史哲学》对中文发音例子进行的讨论[1]：
Thus I find that the word Po has eleven different meanings according to the tone: denoting “glass” — “to boil” — “to winnow wheat” — “to cleave asunder” — “to water” — “to prepare” — “an old woman” — “a slave” — “a liberal man” — “a wise person” — “a little.”
已故王造时先生对这段话的翻译[2]是：
我发现Po这个字眼，讲起来可有十一种不同的意义；可指“玻璃”，— — “使沸”，— — “筛麦”，—— “剖分”，—— “泡水”，—— “准备”，— — “老太婆”，——“奴才”，— — “一位开通的人”，— — “一位聪明的人”，— — “一点”。
文后，我与慕容的对话：
道还；黑先生大概查字典了，这几个bo，或者应该是：玻（璃），（烧），簸（箕），破（开），泼（水），？（备），婆（婆），仆（人），？（菩萨），博（士），（微）薄。
慕容：那个使沸有可能是“瀑出来了”的“瀑”，因为上海人把东西烧开了有时说“让它瀑一下”。。。那个仆人我昨天后来也想到了。。。同时又产生这样一个联想：黑格尔的那个时候德国有奴隶吗？那个时候的中国的家仆经常是卖身为奴甚至强迫为奴的人，所以中文里的仆人确实可以同为奴隶。。。但如果德国已经没有奴隶而家仆都是领薪的话，那么黑格尔把仆人说成是奴隶会不会表明他甚至到过中国？
把筛换成簸（箕）是有可能合理的，因为有些地方方言里簸是可能发Po的音，我们不知道黑格尔当初学的是那一带的方言，或许满族人讲汉语的发音？但是，把liberal Man译成菩萨有些牵强，把聪明人译成博士这一点我也想到了，洋人学中文把P和B混了也是可能的。。。微薄这点没想到。。。呵呵
道还：hehe，这些都是猜，准备和开通那两个令人费解。要是能查到他那时的德中字典，就清楚了。
5.脑机制
传统上认为人的左右脑有分工：左脑处理语言，逻辑、分析、推理等智商类的对象；右脑处理形象、直觉、情感、想象等情商类的对象。现在则通常认为，左右脑不仅有分工，也有协作：大脑功能有偏侧性，上述这些功能的执行并不是左右脑泾渭分明，仍需整体上的协作才完成。中文的听说和读写，需要更多左右脑的合作，听说通道和读写通道并用，读写通道并不像字母语言那样对听说通道有极大的依赖性。那么学习汉语，能否有助于人的大脑潜力的开发？很遗憾，此类文章传闻多于研究。为什么？
参见：痛苦的失读症，汉字治愈，
6.成本
拉丁化很难么？我在国内认识某大概率统计系的数学天才。此君开朗随和，极其聪明，唯英语一科，不管多努力，从来不及格。因其天才，某大特许其直读博士，避开所有英语入学考试。某大博士英文课是一加拿大人教，外教知此君天才，格外耐心宽容。相处年余，某日温颜与其聊家常，此君瞪眼茫然，将出他最拿手的一句英文，“pardon？”外教女士大怒，呵斥说，“我在跟你说中文！”传为天才笑谈。九十年代某年，我回国晤此君，他正在读英文，准备出国。我问准备得如何，彼摇头苦笑。
据说在日本，英语科学论文必有一日文本，才得发表；日文论文不必有英文本。我从未去过日本，未知其详。如果的确如此，日本虽然学术发达，其抱残守缺，岂不令人齿冷？倘若汉语拉丁化，不知上述数学天才能否高中毕业。可说主张拉丁化的人对中国人估量甚高，不自信中国人聪明才智胜过日本人百倍，哪能禁得起这样的人智浪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