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小明∶简化字真的比繁体字易认易学吗？
胡 先生说过∶在科学问题上应该“于不疑处有疑”。谈起汉字简化的时候，很多人都人云亦云地说“简化字易认易学，有助于扫盲”。这个结论有科学的依?吗？下面是《汉字简化得不偿失》这本新书（彭小明著，章诒和序）中的第二章，证伪了这种结论。
第二章 简化字无助於快速认字
为汉字简化洗刷的人们都说∶简化字简单，认字、记忆能快一点。很多群众也跟著人云亦云，觉得应该是那麽回事。这是中国社会逾百年来的重大误区。（有关汉字认知心理和笔划数的关系中国心理学家艾伟博士1920年代曾经有过初步的科学实验，有关内容请看本书附录1。）中国大陆实行简化的时候并没有进行过科学的论证。这种“想当然”十分类似於著名的伽利略比塞塔重物自由落体运动实验以前，非经科学论证，人们都糊里胡涂地认为，物体越重，下落就越快。科学论证的结果否定了想当然的说法。随著计算机的进步和普及，人类的认知（习得）心理过程也逐渐明朗，人类的学习在某种程度上类似於计算机信息处理。但是人脑比计算机更灵活，更敏捷。认知心理学已经确认，不同於计算机，有关人脑如何加工信息的研究表明，大脑对信息使用了并行加工parallel processing，（即同时地处理多重信息），而不是系列处理serial processing（即逐个地处理多重信息）。(参看Robert J. Sternberg著《认知心理学》第三版222页)。字形，作为一个整体的视觉图像被传输，繁体字是一个视觉图像单位，简化字也是一个视觉图像单位。视线扫描的面积都是相同的字形方块。简化字的空白虽然多一些，可是视线扫描并不能忽略这些空白，空白和笔划在传输信号意义上是同等信息量的信号。阅读一个汉字，不论繁简，用信息学的说法就是对这个方块字整体地，而不是按笔划进行扫描、编码、储存，再提取、比对，做出判断，认识或者不认识，理解或者不理解。跟这个汉字的笔划多少没有关系。由此得出的第一个结论，证明了无数（1956年前学过繁体字的）老年知识分子的经验∶会看繁简两种字体的人，繁简阅读一样快。2005年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研究中心的江新博士在德国美茵 大学作了题爲《针对西方学习者的汉字教学∶认写分流、多认少写》的报告。这份报告是论证海外学生汉字教学的方法的。可是无意中使用了许多心理学实验的例证，无论是北京的小学生，还是台湾的大学生，还有西方的留学生的实践都表明，汉字的笔划多少对於学生认读汉字没有影响。甚至有一项实验的结果令人十分惊异，京郊小学生的认读心理测试中，枣、养、爷、鸡、壶、乱、饭、鐡等八个繁体字的认读成绩，反而好於简化字。心理学专家陈传锋、黄希庭写道∶实践经验告诉我们，人们阅读认字的时候，是把整个汉字图像作为一个整体，一眼看去，就可基本辨识，而无需把每一个笔划都数过才认识一个汉字。只有当遇到相似的字或比较模糊难以分辨的情况，才多看上一眼，把不确定之处加以确认。也就是说，人认识汉字是利用汉字图像的整体信息识别的过程。人们对笔划断裂或笔划模糊的汉字仍然可以较好地认出这一事实，也证明人的认字过程不一定需要经过笔划的提取。（《结构对称性汉字认知》第100页）。
然後，我们再探讨人脑对简化字和繁体字建立记忆的过程。从1920年代开始，中国的汉字心理学专家就开始了对於汉字认知心理的探索。经过实验发现，“学习者对汉字字形的观察辨认的难易，跟字的笔划数目、笔划种类和结构有重要关系”。“後来有的研究表明:认识了相当数量汉字的小学低年级学生,汉字笔划的多少对於字形的辨认和识记影响不大。辨认合体字字形的难度与构字部件的熟悉程度有关，若构字部件为儿童所熟悉的，辨认较易；反之就难。但随著构字部件的增多，辨认难度也会增大。对那些难以分解为单元部件的字，笔划虽较少，亦难辨认”。（《中国大百科全书·智能藏〈识字心理〉》词条）。这里的实验结果表明，识字的难易程度跟笔划数目、笔划种类和结构有关；但是笔划数并不是绝对的因素，如果小学低年级儿童认识了相当数量的汉字以後，笔划的多少对於他们来说已经在辨认和记忆方面作用不大了。而简化字和繁体字的根本区别就在於减少了笔划。另外心理学专家朱晓平、顾泓彬（1992）在面对笔划数效应的说法时认为必须注意以下两个问题∶1。笔划数并不是汉字特徵的一个理想指针，因为它忽视了不同笔划间复杂程度的差异；2。笔划数效应并不是绝对的，研究表明在高频字或被试阅读技能较高时，并不存在笔划数效应，在这种情况下，汉字是以整体单位被识别的。（《结构对称性汉字认知》第4页）这里所说的“笔划数效应”是认为笔划数越多，学习和记忆所花费的时间就越多，也容易出错；“高频字”，是多次出现被熟悉了的字；“被试阅读技能”是参加实验被测试的人具有的阅读水平、汉语程度。
对於高频出现被熟悉的汉字来说，笔划数效应不存在。这个结论很重要。想一想，几乎所有被简化的偏旁都是高频度出现的比较熟悉的汉字成分，例如马、鸟、页、见、贝、龙，以及“汉”字的一半等等，如果对於这些成分来说，笔划数效应不存在，即笔划虽多也不影响认知和记忆，那麽汉字简化还有多少存在的价值？
笔划数效应不是绝对的，就是说，有的时候笔划虽多，却并不难记住；有的时候笔划虽少，还不一定记得住。举例来说，矗和鬯这两个字，对於每一个学过一些汉字的人来说，虽然矗字多达24笔，而鬯（音chang,去声，古代一种祭祀的酒），只有10笔，可是反而觉得矗立的矗好记，而鬯字难记。因为直是个常用字，三个直字排布在一起，上一下二，简单明确；鬯字上半陌生少见，下面的匕也不是个很常用的字。理论上如何进一步解释这个现象呢？
心理学研究告诉我们，人类的记忆有短时记忆和长时记忆两个部分。“短时记忆是信息通往长时记忆的一个中间环节或过渡阶段”。“长时记忆是一个庞大的信息库，它能贮存的信息在理论上可说是无限的”；“而短时记忆只能保持少数几个项目，其数量根本无法与长时记忆相比”。“短时记忆容量（指加工信息的能力限制）为7加减2，即一般为7并可在5-9 之间波动”。（王稣、汪安圣《认知心理学》第90页）。也就是说，例如阅读一次，大概可以记住7个项目。关於这个容量问题，存在著一个十分奇特的现象。就是这些项目并没有一个特定的单位。它可以是字母、数字，也可以是音节、字、词、边旁。这一个心理学发现，Miller(1956)从信息加工的角度出发，提出了“组块”Chunk概念。所谓组块，作为动词，就是将若干较小的单位（如字母、笔划）联合而成熟悉的较大的单位（如字、词）的信息加工；作为名词，就是这样组合而成的单位。
短时记忆的过程有一个有趣的例子。 例如101001000100001000100，共21个数字。人们很难一下子记住这麽长的一个数字。但是如果我们将它分解成六个组块，10，100，1000，10000，1000，100。我们就能轻而易举地重述这个数字。（参看Robert J. Sternberg著《认知心理学》 118页）。又例如，tothepark 这个字符串对初学英文者来说，是九个字母，即九个记忆项目。但是对於已会英文者，就可以视为to the park, 仅三个组块而已。（参看郑丽玉著《认知心理学》59页）。（如果将上述数字的组块理解成二进制的数据，它们所包含的信息内容更加大得惊人）。依此类推，我们学习英语的时候，先学会了new 新和news新闻，然後学会了paper纸，再学newspaper 报纸，就很容易掌握了。这样的例子还比较极端，其它很多英文单词是由多个拼写范型建构起来的，take, make, lake; pro-, por-, -dry, -ty, 虽不一定具有意义的逻辑关联。汉字的组成也基本上是这样，而且不会像英文、德文那样，有些单词特别长，无法一口气看完。汉字无论怎样复杂，总还在一个方块之内。上述的心理学理论都是外国专家的结论。他们想不到的问题是，西方文字的组成都是由左向右排列的，是单一线性结构。而汉字却有多种不同的组合结构。上下、左右，上双下单，或上单下双，三层或四层迭加等等。这样的话，分解汉字成为若干记忆项目的时候，就必须加入“结构排布”这个项目，包括汉字的结构和部首的结构。
所谓7加减2个记忆项目，应该也不是绝对的。根据各人智商的不同，会略有差异，九个项目应是指通常水平。根据上述这些原理，我们可以知道，矗立的矗之所以反而容易记，是因为直，值、植，以及真、填等都是常见字，上一下二的品字模式也是常见结构。而鬯字的上半仅见於卤、郁的繁体，本身这个古代祭祀用酒这样的概念也是罕用的文言词。所以一多一少笔划相差十四笔，反而记得住笔划多者，记不住笔划少者。同样道理，将汉字的偏旁简化，把言字旁变成“讠”，把报字原来的幸字旁改成“扌”，在心理习得上并不减省心力和时间。仅仅减少了部分笔划，认读的心理记忆过程根本没有简化或易化。依此类推，所有门字旁，言字旁、食字旁、金字旁和绞丝旁的简化（ 门、 讠、饣、钅、纟），在认知习得的记忆心理过程上没有简省作用，不论繁体或简体，经过学习很快就成为固定组块被储入记忆库，与笔划数无关。简体仅仅是在抄写方面省略了若干笔划。（注意，本章仅论述所谓汉字难认难记的心理习得问题，关於书写简省问题容当另章论述，在阅读本章内容时务请掌握这个分野。）而且早在1923年中国心理学家艾伟已经观察发现，对称结构的汉字比非对称结构的汉字更容易观察，後人更发现对称结构的汉字也容易记忆。（《结构对称性汉字认知》第17-18页），可是1956年的简化运动偏偏将门字旁，言字旁、金字旁、车字旁和绞丝旁这些左右对称的成分都改成了不对称。
本来是一个曲，下面加一个辰，组成一个农字，很容易分解成两个组块，简化（草书化）以後反而成了一个无中生有的独体字“农”，必须一笔一划地特别记忆。
格式塔心理知觉原则告诉我们，在观察周围环境时，我们易於把相近的物体看成一类（相近原则），或把相似的物体看成一类（相似原则），或以整体而非部分看待物体（闭合原则），或把线段看成连续的而非断裂的（连续原则），或把对称的而非不对称的物体看成一类（对称原则）。（Robert J. Sternberg 著《认知心理学》第94页）。对於学习汉字的人来说，会把一些相近於偏旁、部首的汉字部分，想像成完整偏旁、部首的一部分，或把一些相似又不尽相同的汉字成分归为一类。
心理学和教育学者发现的笔划数效应、部件数效应虽然不是绝对的，毕竟还是发挥作用的。那又如何解释呢？应该说，这些效应发生在早期加工阶段。例如，一个没有启蒙的孩子，一位从未学习过汉字的外国人，初次接触汉字，当然觉得笔划少，构造简单的汉字，容易掌握，出错少。还有，一个已经学习了一些汉字的人，又接触到一个新的带有从未学过的笔划或偏旁的汉字，当然会感到笔划数和部件数效应。针对这个汉字他又要开始早期信息加工的过程。但是经过学习，反复操练，一旦陌生的笔划和部首被熟悉，多笔划字和多笔划的部首就变成了新的组块，笔划数效应骤减，或者只剩下组块。如前所述，这样的转变不仅会出现在大中学生那里，实验表明也会出现在小学低年级学生那里。当然，就像千百年来中国的教育所注重的那样，在给初学者和启蒙儿童的教材中应该尽量选用笔划数较少，结构简单的汉字，循序渐进，逐步深入。必须指出的是，不论是简化字还是繁体字，情况几乎一样。西方的拼音文字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多笔划效应，例如l 和w，这l只有一竖，而w却有三个弯折，初学读写的孩子常常一笔根本画不好一个w来，也需要不断读写练习才能熟练。学中文的小学生总是被教导注意生字的笔顺、边旁，老师总要介绍一些简单的汉字知识。1983年国家语委公布了《汉字统一部首表》草案。将部首统一为201部，基本回到《康熙字典》的时代，水和氵，言和讠，食和饣，金和钅重新合并。教学中，老师必须把这些简化偏旁的原形告诉小学生；他们还是必须学会并记住这些繁体范型。中国大陆和港台的小学老师努力的要点几乎一样，港台的学生在短时记忆早期信息加工阶段会遭遇多一点笔划数效应，大陆的学生相对少一点，（简化字平均笔划从16画减少为10.3画，但是并不是全部如此，两千多个简化字之外，常用汉字还有四千多并没有简化），对於机械记忆力最强的学龄儿童来说，多这一点点笔划数效应根本不是问题。这样的认读和记忆汉字的操练正是对於中华民族汉字文化认同的热身训练的第一套动作。
前面介绍，认知心理学证实，第一，大脑处理汉字信息是同时进行平行加工；由於汉字的信息熵高，冗馀度大，从大致的轮廓就可以辨认汉字，不需要全部都一一涉及具体的笔划，就能依照格式塔原则认读并理解。如果遇到有疑问的信息，再进一步深入分解字中部件，然後综合辨认之。第二，一般学习语文总是循序渐进的，也就是说由简单到复杂，温故而知新；先学“人手口刀牛羊”，认知许多偏旁部首，就有利於深入提高。偏旁部首就是认知心理的“组块”。第三，在短时记忆中，记忆项目不超过五到七个，最多不超过九个，就能同时留下短时记忆，然後进行阅读抄写应用，便能过渡到长时记忆。这类记忆项目，具体到中文里面，包括笔划、偏旁部首，还有就是他们相互间的结构排布模式。 第四，偏旁部首出现的次数增加，就能加强记忆，反复训练就是让低频字印象，逐步成为高频字的印象，频繁度高的，我们就称它们为常见字、常见偏旁部首。这样的记忆组块既节省心理反应时间，也不容易出错。
1956年对汉字进行简化的基本原则是“述而不作”，大致上分成八个部分。根据以上介绍的心理学原理，我们一一分析这些简化字为什麽没有必要简化。
第一，简化字采纳了一部分笔划简单的古字，从、众、礼、尘、云、无等等。这些字都是《说文解字》已经加载的俗字。当时就已是被淘汰了的非正体，这类淘汰一定有相当的原因，今天只是我们缺乏史料很难论证而已。繁体的正字延续了大约两千年，又去恢复此前的古字，这些古俗字没有正式承载过跨越千年的历史文献，这类“恢复”本身就是一种割断历史的做法。任何民族的文字都强调延续性，改革也不应忽略延续性。简化字的理论强调的历代简化俗体的运用，其实是十分片面的。俗体字是民间的而非官方用字。正式的古典字书往往都标明它们是俗字，也就是不认为是官方文字；宋元话本明清小说，都是民间俗文学，不登大雅之堂，当时的小说作者一般都不敢堂皇署名，以免为恶名所累。其作者队伍鱼龙混杂，良莠不齐，抄缮刊刻原非严谨，在用字方面是根本不能跟官衙文献、史书方志、科场试卷和楷书碑帖相提并论的。拿这些字书俗字和俗文学文本作为历史上已经广泛使用的例证，本身就十分牵强。而且从认知心理过程来分析，它们也不比繁体简省心力。从字比从多了两个成分，一个是双人旁，一个是走字的下半，两者都是常见项目，共三个部分，结构左一右上下；从字则两个人字并排，成份和结构都常见，简繁两体的记忆项目都少於五个。认知心理过程相同。众字本来是众，上面是横写的目，下面的则是众字的变形，三个人勾肩搭背在一起。上下结构。简化的众字由三个人字组成，常见部首，他们的记忆项目都是五个以下，认知心理过程相同。礼字，礻字旁加竖钩。繁体为礻字旁加上曲下豆，记忆项目都不多，都是常用偏旁。按认知原则分析，繁体并不难记。云字的繁体是上加一个...字。雨字很常用，下面云字又简单，上下结构，繁体也不比简体难记。无字的繁体是无，简繁两体都比较特殊。如果一个没有学过这个字的人，不论学简体还是繁体，都要从头记忆。无，要记住它既不是元，也不是天，末笔平伸再上挑，这样一个独体字。无，要记住上面一撇，然後三横四竖下加四点的结构，下面四点也是常见部首。也只有九个记忆项目。
第二，假借字。同音假借，如把面孔的面借作面粉的面。其实原来的面加上了麦字是合乎逻辑的偏旁。麦字本身是来字约略变形下含夕字，都是常见偏旁。山谷的谷借用为稻谷的 。原来的 是壳字头下加禾旁，右边加殳（没有的没的主要成分），部首常见，仍属於容易分解的字。谷字分解为三个项目，谷字分解後也仅有四个项目。假借斗作斗争的斗，卜作萝卜的卜，发作头发的发，都是非常没有道理的假借，而且是不同音假借。原斗字有一种最简单的写法类似繁体的门字，左右都由一竖加一个王字组成，相向对称，是典型的对称结构型汉字，最易於观察和记忆，完全不需要简化。萝卜的卜本来上面是菊字头，里面是福字的一半，也很容易分解成好记的组块。发字的问题非常多。本来是登字头，下面加弓和殳，容易分解和记忆。结果废止这个发字，借用头发的发字的简化字，原本上面是髟（右边是长字的变形，左边三撇），下面是友字加个点，不难分解记忆。结果简化後发字一身而二任，变成了一个多音多义字。发展的发和毛发的发古音都是入声，到了普通话里，发展的发成了阴平，而毛发的发则成了去声；这样的不同音假借纯属倒退。
第三，形声字。1）形符简化∶刮风的刮，原字是风字加舌，都是常见字，逻辑性强，其实并不难认，肮脏的脏，原本是骨字旁，改为月字旁。从认知心理过程分析，月字和骨字都是同等常见偏旁，记忆的难易相仿。2）声符简化∶袄原来是衤字旁加奥，改成袄，声符失准，夭和奥都是次常见的偏旁，记忆难易相仿。衬衫的衬，原来是衤字旁加繁体亲（亲加见），改成衬，声符失准，（本来不准，改後仍不准） 亲、见和寸都是常见偏旁，记忆难易亦相仿。础原来是石头旁加楚，改成础，声符声调不准。楚虽然不如出常用，但是楚是完全准确的声符。础的记忆难度未必输於础。3）声符和形符都简化∶脏和惊。脏原本是骨字旁加葬。改为月字旁加庄。声符失准；而且跟心脏的脏撞到一起，造成简繁转换时，心脏变成了心“（肮）脏”。惊原来是上敬下马，形容马匹受惊状貌，简化後从心，从京，改为形容人心受惊的状貌，敬和京、竖心旁同马，都属於同类常见度的偏旁，从认知心理分解来说，难度相同。4）非形声字形声化∶邮和窜。邮原来是垂加右耳旁；简化後获得了声符，但是垂（常用字睡的一半）常见程度与由字相类，认知难度亦相若。窜原来是穴字头加鼠，形容老鼠急穿洞穴，十分形象。简化後，声符失准，串chuan,，窜cuan。在常见度上，串和鼠相类，认知心理亦应相若。
草书楷化字。东、车、专、贝、农等。这类简化字都是独体字，或者草书楷化以後，成为独体字，除了简省若干笔划外，因无法分解成已认知的部首偏旁，所以在认知心理上没有任何简省作用。反而还要重新花费精力作特别的记忆。东、车、贝这样的繁体字原本都是典型的对称型结构汉字，最易辨认和记忆，简化後显得不三不四。草书的笔意，楷书的笔触，十分别扭。
第五，特徵字。去多留少∶医、声，舍弃的是殳、酉、耳等部首；去少留多∶垦、阳、际，舍弃的是豸、一勿、登字头等部首；半去半留∶录、号、丽，舍弃的是金、虎、鹿等常见偏旁。按照上述心理认知原则，这些被简省部分原来都不是认知的负担。
第六， 轮廓字。卤，省去其中四个点；龟，省去其中的复杂笔划，仅保留一个轮廓。简化字中，只有这类繁体字，笔划很多，又是独体字，省去若干笔划，变成在九划或七划以内，可以便於记忆。但是，例如乌，省去其中的两个短横，下面四点改为一横；本来笔划就少於九划，四个点并列是常见偏旁，很容易记忆。乌字原本与鸟字字形很近，简化以後两个字仍然差不多。虑，本来可以分解成虎字头，田字和心字，是思想的思，义符的逻辑意义显豁，决不难记。爱，本来其中含有一个心字，其馀皆是常见部首，简化这类常见部首，无助於记忆。只有这里的龟字是一个特例，後面将专门讨论。
第七，会意字。将原字中笔划较多的部分简化成笔划较少、又与字义有一定逻辑关联的部首。尘尘、笔笔、泪泪，这三个字，原来的组成部分是鹿、聿和戾（戾可以分解成部首户和犬），十分常见。如果已经学习过这些部首，这类简省就对记忆并没有帮助。繁体的尘是描绘自然界鹿奔跑时，绝尘而去的景象；笔的繁体，竹字头下面一个聿。聿的本意就是古代的笔。泪的繁体是三点水加戾。戾代表声旁。吴方言至今仍然戾泪同音。简化所精简的都是宝贵的历史文化传承信息。
第八，符号字。用没有形声意义的简单符号代替许多繁体字的偏旁，汉汉、叹叹、艰艰、难难、欢欢、观观、权权、劝劝、仅仅、鸡鸡、邓邓、戏戏、对对，用又字作替代符号；还还、环环、怀怀、坏坏，用不字作替代符号。省略的部分分别是汉字的一半，灌字的一半、登字等等，都可以分解成较小部首∶廿、口、夫，草、口、佳，登字头、豆，虎字头、豆，业、八、王等等。还字系列的核心偏旁可以分解成四、一、口、衣等等。都可以帮助记忆。这些部首比较常用，一旦学会，就可以成为以後学习的基础。再以邓字为例，原是登字加右耳旁，跟简化後的又字加右耳旁相比，都是用两个常见的记忆项目，对记忆过程并无简省，反而失去了合理的声旁。而且跟原来的以登字为偏旁的系列脱离了关系。（灯字的情况是将登字换成了丁，登原是准确的声旁，丁仅是近音而已，对习得记忆没有帮助，反有干扰。证字原来的登字简化为正，声旁准确了，但是依然是两个记忆项目）。原来这些汉字都有自己比较完整的音韵系统。符号字把这些系列彻底给搅乱了。诚然，汉字的形声系列因历史演变已不太准确；但是改革的目的是什麽？就是要让不够系统、不够准确的地方变得更合理、更准确。汉字简化的结果却使得这些符号字的系列关系更加面目全非、更成一笔胡涂账，这样的改革怎麽能说是成功的呢？
龟、郁两字是两个著名的实例，很多简化字拥护者都拿著两个字来举例。其实这两个字刚好证明了认知心理学的结论。龟字不仅笔划多，更加不好记的是它是一个独体字，完全没有什麽常见的偏旁部首可供分解，结构也独特，即使是中文基础很好的人，也必须死记硬背它的笔划和结构。龟字的简化也简得不好，保留了上面的鱼字头，下方的部分却不能归於任何一个偏旁，应该改为甩，既便於称说，又很形象，好似甩尾而行。郁字的繁体不仅笔划多，而且即使分解部首也找不到常见的部首。双木林中间插入一个缶，很陌生，无点宝盖头下，鬯字也很陌生。只有三撇简单一点。二十九个笔划，几乎无所依傍，当然很难记。这样难记的汉字才是应该简化的少数对象。而前面分析的许多字，即使笔划多，仍然可以分解成常见或比较常见的偏旁部首，就能减少记忆项目负担。汉字改革不需要如此大面积地改变，只要按照认知心理学的理论，改掉极少部分像龟郁这类确实过於繁难、无法分解成常见部首的汉字就可以了。五十多年的实践证明，为了少数难写的相对冷僻的汉字，去改变大部分的偏旁，进而改变了整个的正字法系统和传统的检索系统，实在是得不偿失。
简化对於认字没有帮助，最雄辩的例证就是小学的学制始终无法削减，仍然是六年。这是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大陆各地各级学校教育实践的结果，是大约三代人共二、三十亿人次的认知实践的现实结果，（少数经过考生精选入学的学校不足为训），决不随个别领导人的意志而转移。毛泽东在六十年代多次关於教育革命的讲话（例如与毛远新的谈话）和文革中的《十六条》中都强调过“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之类的说法，可是小学的学制始终无法缩短。德国的初级学校（小学）只有四年，可是深入了解德国的国语教育就会发现，他们的德语语文听写一直持续到中学阶段，几乎到八年级才结束，大约相当於中国的初中二年级左右。
认知心理学要求语文学习尽量循序渐进，先学会简单的汉字和偏旁部首，然後逐步接触偏旁部首比较不常见的汉字。世界各国的语文教育可以说都离不开这个规律。但是也要承认，初始发蒙的学童并不能保证一定是循序渐进地学到汉字词汇。例如，港台的小学生一开始就不可回避地要认读学生的“学”字。上面的偏旁足够复杂，小学生不可能有什麽分析基础，就得死记硬背，学会它。然後忽然有一天又遇上睡觉的“觉”。他就觉得不怎麽陌生，改变下半部就可以了。我们横看世界，外文世界也不能避免类似的情况。德国小学生入学，也会不可回避地接触到字母较多的单词，例如∶故事Geschichte, 有趣的interessant, 幼儿园Kindergarten, 不好玩（没劲）langweilig, 圣诞节Weihnachten, 梦想乐园Schlaraffenland（这些单词都是德国儿童非常熟悉的概念，竟都超过十个字母），低年级的小学生不一定很早就能掌握分析单词，将长词分解成词根、词缀和词尾等若干部分，仅是机械地记忆而已，多字母效应、有字母却不发音的现象也会困扰他们。随著年龄的增长，小学生积累的词根、词缀和词尾变化形式多了，分析、综合的能力也开始逐渐成熟，理性的习得和认知自然水到渠成。
在汉字部首中，即使是繁体字，超过九划的也并不算多。台湾比较权威的《国语日报词典》的部首索引中，十划和十划以上的部首共二十八个。其中马、鱼、鸟、鹿、鼠、龙等动物名称，黄、黑等色彩名称，还有一些麦、麻等植物名称，骨、齿、鼻等器官名称都是常用字，剩下的还有高、齐等常见形容词，还有鬼、鼓、鼎等次常用名词，和斗这样的常用动词，随後是一个现代已不太常见的植物名称黍，剩下的则是比较难认的髟、鬯、鬲、卤、黹、黾 、龠，其中几个是组成鬓、发、隔、绳、钥等常用字的组成部分，而鬯、卤、黹则很少使用，一般不会进入小学课本。说到底，在一个人记忆力最强的童年时代记住二十几个最难记的汉字和偏旁，实在算不得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而且起先比较繁难地认识了马、鹿、鱼这样的多笔划常用汉字或部首，嗣後在进一步学习汉字的过程中就可以受用无穷，并不是什麽吃亏的事情。
经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凡是可以分解成常见和比较常见偏旁部首的汉字都不难学习，跟外国人学习母语文字的情况，没有本质的区别。少数笔划比较多的部首偏旁，存在多笔划效应，必须多用一些心力，如果是常用的记忆单位，一旦记住，以後终身受用。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认定汉语汉字比外国语文难学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同理，简化字只是减少了笔划，并没有改变汉字的基本构成，所以简化字的习得认知记忆过程跟繁体字基本相同，除了少数特别的例外，并不比繁体字更容易。从以上的论证出发，“汉字简化有助於更方便地认字”这个説法完全不是一个经得起推敲的科学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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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 先生说过∶在科学问题上应该“于不疑处有疑”。谈起汉字简化的时候，很多人都人云亦云地说“简化字易认易学，有助于扫盲”。这个结论有科学的依?吗？下面是《汉字简化得不偿失》这本新书（彭小明著，章诒和序）中的第二章，证伪了这种结论。
第二章 简化字无助於快速认字
为汉字简化洗刷的人们都说∶简化字简单，认字、记忆能快一点。很多群众也跟著人云亦云，觉得应该是那麽回事。这是中国社会逾百年来的重大误区。（有关汉字认知心理和笔划数的关系中国心理学家艾伟博士1920年代曾经有过初步的科学实验，有关内容请看本书附录1。）中国大陆实行简化的时候并没有进行过科学的论证。这种“想当然”十分类似於著名的伽利略比塞塔重物自由落体运动实验以前，非经科学论证，人们都糊里胡涂地认为，物体越重，下落就越快。科学论证的结果否定了想当然的说法。随著计算机的进步和普及，人类的认知（习得）心理过程也逐渐明朗，人类的学习在某种程度上类似於计算机信息处理。但是人脑比计算机更灵活，更敏捷。认知心理学已经确认，不同於计算机，有关人脑如何加工信息的研究表明，大脑对信息使用了并行加工parallel processing，（即同时地处理多重信息），而不是系列处理serial processing（即逐个地处理多重信息）。(参看Robert J. Sternberg著《认知心理学》第三版222页)。字形，作为一个整体的视觉图像被传输，繁体字是一个视觉图像单位，简化字也是一个视觉图像单位。视线扫描的面积都是相同的字形方块。简化字的空白虽然多一些，可是视线扫描并不能忽略这些空白，空白和笔划在传输信号意义上是同等信息量的信号。阅读一个汉字，不论繁简，用信息学的说法就是对这个方块字整体地，而不是按笔划进行扫描、编码、储存，再提取、比对，做出判断，认识或者不认识，理解或者不理解。跟这个汉字的笔划多少没有关系。由此得出的第一个结论，证明了无数（1956年前学过繁体字的）老年知识分子的经验∶会看繁简两种字体的人，繁简阅读一样快。2005年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研究中心的江新博士在德国美茵 大学作了题爲《针对西方学习者的汉字教学∶认写分流、多认少写》的报告。这份报告是论证海外学生汉字教学的方法的。可是无意中使用了许多心理学实验的例证，无论是北京的小学生，还是台湾的大学生，还有西方的留学生的实践都表明，汉字的笔划多少对於学生认读汉字没有影响。甚至有一项实验的结果令人十分惊异，京郊小学生的认读心理测试中，枣、养、爷、鸡、壶、乱、饭、鐡等八个繁体字的认读成绩，反而好於简化字。心理学专家陈传锋、黄希庭写道∶实践经验告诉我们，人们阅读认字的时候，是把整个汉字图像作为一个整体，一眼看去，就可基本辨识，而无需把每一个笔划都数过才认识一个汉字。只有当遇到相似的字或比较模糊难以分辨的情况，才多看上一眼，把不确定之处加以确认。也就是说，人认识汉字是利用汉字图像的整体信息识别的过程。人们对笔划断裂或笔划模糊的汉字仍然可以较好地认出这一事实，也证明人的认字过程不一定需要经过笔划的提取。（《结构对称性汉字认知》第100页）。
然後，我们再探讨人脑对简化字和繁体字建立记忆的过程。从1920年代开始，中国的汉字心理学专家就开始了对於汉字认知心理的探索。经过实验发现，“学习者对汉字字形的观察辨认的难易，跟字的笔划数目、笔划种类和结构有重要关系”。“後来有的研究表明:认识了相当数量汉字的小学低年级学生,汉字笔划的多少对於字形的辨认和识记影响不大。辨认合体字字形的难度与构字部件的熟悉程度有关，若构字部件为儿童所熟悉的，辨认较易；反之就难。但随著构字部件的增多，辨认难度也会增大。对那些难以分解为单元部件的字，笔划虽较少，亦难辨认”。（《中国大百科全书·智能藏〈识字心理〉》词条）。这里的实验结果表明，识字的难易程度跟笔划数目、笔划种类和结构有关；但是笔划数并不是绝对的因素，如果小学低年级儿童认识了相当数量的汉字以後，笔划的多少对於他们来说已经在辨认和记忆方面作用不大了。而简化字和繁体字的根本区别就在於减少了笔划。另外心理学专家朱晓平、顾泓彬（1992）在面对笔划数效应的说法时认为必须注意以下两个问题∶1。笔划数并不是汉字特徵的一个理想指针，因为它忽视了不同笔划间复杂程度的差异；2。笔划数效应并不是绝对的，研究表明在高频字或被试阅读技能较高时，并不存在笔划数效应，在这种情况下，汉字是以整体单位被识别的。（《结构对称性汉字认知》第4页）这里所说的“笔划数效应”是认为笔划数越多，学习和记忆所花费的时间就越多，也容易出错；“高频字”，是多次出现被熟悉了的字；“被试阅读技能”是参加实验被测试的人具有的阅读水平、汉语程度。
对於高频出现被熟悉的汉字来说，笔划数效应不存在。这个结论很重要。想一想，几乎所有被简化的偏旁都是高频度出现的比较熟悉的汉字成分，例如马、鸟、页、见、贝、龙，以及“汉”字的一半等等，如果对於这些成分来说，笔划数效应不存在，即笔划虽多也不影响认知和记忆，那麽汉字简化还有多少存在的价值？
笔划数效应不是绝对的，就是说，有的时候笔划虽多，却并不难记住；有的时候笔划虽少，还不一定记得住。举例来说，矗和鬯这两个字，对於每一个学过一些汉字的人来说，虽然矗字多达24笔，而鬯（音chang,去声，古代一种祭祀的酒），只有10笔，可是反而觉得矗立的矗好记，而鬯字难记。因为直是个常用字，三个直字排布在一起，上一下二，简单明确；鬯字上半陌生少见，下面的匕也不是个很常用的字。理论上如何进一步解释这个现象呢？
心理学研究告诉我们，人类的记忆有短时记忆和长时记忆两个部分。“短时记忆是信息通往长时记忆的一个中间环节或过渡阶段”。“长时记忆是一个庞大的信息库，它能贮存的信息在理论上可说是无限的”；“而短时记忆只能保持少数几个项目，其数量根本无法与长时记忆相比”。“短时记忆容量（指加工信息的能力限制）为7加减2，即一般为7并可在5-9 之间波动”。（王稣、汪安圣《认知心理学》第90页）。也就是说，例如阅读一次，大概可以记住7个项目。关於这个容量问题，存在著一个十分奇特的现象。就是这些项目并没有一个特定的单位。它可以是字母、数字，也可以是音节、字、词、边旁。这一个心理学发现，Miller(1956)从信息加工的角度出发，提出了“组块”Chunk概念。所谓组块，作为动词，就是将若干较小的单位（如字母、笔划）联合而成熟悉的较大的单位（如字、词）的信息加工；作为名词，就是这样组合而成的单位。
短时记忆的过程有一个有趣的例子。 例如101001000100001000100，共21个数字。人们很难一下子记住这麽长的一个数字。但是如果我们将它分解成六个组块，10，100，1000，10000，1000，100。我们就能轻而易举地重述这个数字。（参看Robert J. Sternberg著《认知心理学》 118页）。又例如，tothepark 这个字符串对初学英文者来说，是九个字母，即九个记忆项目。但是对於已会英文者，就可以视为to the park, 仅三个组块而已。（参看郑丽玉著《认知心理学》59页）。（如果将上述数字的组块理解成二进制的数据，它们所包含的信息内容更加大得惊人）。依此类推，我们学习英语的时候，先学会了new 新和news新闻，然後学会了paper纸，再学newspaper 报纸，就很容易掌握了。这样的例子还比较极端，其它很多英文单词是由多个拼写范型建构起来的，take, make, lake; pro-, por-, -dry, -ty, 虽不一定具有意义的逻辑关联。汉字的组成也基本上是这样，而且不会像英文、德文那样，有些单词特别长，无法一口气看完。汉字无论怎样复杂，总还在一个方块之内。上述的心理学理论都是外国专家的结论。他们想不到的问题是，西方文字的组成都是由左向右排列的，是单一线性结构。而汉字却有多种不同的组合结构。上下、左右，上双下单，或上单下双，三层或四层迭加等等。这样的话，分解汉字成为若干记忆项目的时候，就必须加入“结构排布”这个项目，包括汉字的结构和部首的结构。
所谓7加减2个记忆项目，应该也不是绝对的。根据各人智商的不同，会略有差异，九个项目应是指通常水平。根据上述这些原理，我们可以知道，矗立的矗之所以反而容易记，是因为直，值、植，以及真、填等都是常见字，上一下二的品字模式也是常见结构。而鬯字的上半仅见於卤、郁的繁体，本身这个古代祭祀用酒这样的概念也是罕用的文言词。所以一多一少笔划相差十四笔，反而记得住笔划多者，记不住笔划少者。同样道理，将汉字的偏旁简化，把言字旁变成“讠”，把报字原来的幸字旁改成“扌”，在心理习得上并不减省心力和时间。仅仅减少了部分笔划，认读的心理记忆过程根本没有简化或易化。依此类推，所有门字旁，言字旁、食字旁、金字旁和绞丝旁的简化（ 门、 讠、饣、钅、纟），在认知习得的记忆心理过程上没有简省作用，不论繁体或简体，经过学习很快就成为固定组块被储入记忆库，与笔划数无关。简体仅仅是在抄写方面省略了若干笔划。（注意，本章仅论述所谓汉字难认难记的心理习得问题，关於书写简省问题容当另章论述，在阅读本章内容时务请掌握这个分野。）而且早在1923年中国心理学家艾伟已经观察发现，对称结构的汉字比非对称结构的汉字更容易观察，後人更发现对称结构的汉字也容易记忆。（《结构对称性汉字认知》第17-18页），可是1956年的简化运动偏偏将门字旁，言字旁、金字旁、车字旁和绞丝旁这些左右对称的成分都改成了不对称。
本来是一个曲，下面加一个辰，组成一个农字，很容易分解成两个组块，简化（草书化）以後反而成了一个无中生有的独体字“农”，必须一笔一划地特别记忆。
格式塔心理知觉原则告诉我们，在观察周围环境时，我们易於把相近的物体看成一类（相近原则），或把相似的物体看成一类（相似原则），或以整体而非部分看待物体（闭合原则），或把线段看成连续的而非断裂的（连续原则），或把对称的而非不对称的物体看成一类（对称原则）。（Robert J. Sternberg 著《认知心理学》第94页）。对於学习汉字的人来说，会把一些相近於偏旁、部首的汉字部分，想像成完整偏旁、部首的一部分，或把一些相似又不尽相同的汉字成分归为一类。
心理学和教育学者发现的笔划数效应、部件数效应虽然不是绝对的，毕竟还是发挥作用的。那又如何解释呢？应该说，这些效应发生在早期加工阶段。例如，一个没有启蒙的孩子，一位从未学习过汉字的外国人，初次接触汉字，当然觉得笔划少，构造简单的汉字，容易掌握，出错少。还有，一个已经学习了一些汉字的人，又接触到一个新的带有从未学过的笔划或偏旁的汉字，当然会感到笔划数和部件数效应。针对这个汉字他又要开始早期信息加工的过程。但是经过学习，反复操练，一旦陌生的笔划和部首被熟悉，多笔划字和多笔划的部首就变成了新的组块，笔划数效应骤减，或者只剩下组块。如前所述，这样的转变不仅会出现在大中学生那里，实验表明也会出现在小学低年级学生那里。当然，就像千百年来中国的教育所注重的那样，在给初学者和启蒙儿童的教材中应该尽量选用笔划数较少，结构简单的汉字，循序渐进，逐步深入。必须指出的是，不论是简化字还是繁体字，情况几乎一样。西方的拼音文字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多笔划效应，例如l 和w，这l只有一竖，而w却有三个弯折，初学读写的孩子常常一笔根本画不好一个w来，也需要不断读写练习才能熟练。学中文的小学生总是被教导注意生字的笔顺、边旁，老师总要介绍一些简单的汉字知识。1983年国家语委公布了《汉字统一部首表》草案。将部首统一为201部，基本回到《康熙字典》的时代，水和氵，言和讠，食和饣，金和钅重新合并。教学中，老师必须把这些简化偏旁的原形告诉小学生；他们还是必须学会并记住这些繁体范型。中国大陆和港台的小学老师努力的要点几乎一样，港台的学生在短时记忆早期信息加工阶段会遭遇多一点笔划数效应，大陆的学生相对少一点，（简化字平均笔划从16画减少为10.3画，但是并不是全部如此，两千多个简化字之外，常用汉字还有四千多并没有简化），对於机械记忆力最强的学龄儿童来说，多这一点点笔划数效应根本不是问题。这样的认读和记忆汉字的操练正是对於中华民族汉字文化认同的热身训练的第一套动作。
前面介绍，认知心理学证实，第一，大脑处理汉字信息是同时进行平行加工；由於汉字的信息熵高，冗馀度大，从大致的轮廓就可以辨认汉字，不需要全部都一一涉及具体的笔划，就能依照格式塔原则认读并理解。如果遇到有疑问的信息，再进一步深入分解字中部件，然後综合辨认之。第二，一般学习语文总是循序渐进的，也就是说由简单到复杂，温故而知新；先学“人手口刀牛羊”，认知许多偏旁部首，就有利於深入提高。偏旁部首就是认知心理的“组块”。第三，在短时记忆中，记忆项目不超过五到七个，最多不超过九个，就能同时留下短时记忆，然後进行阅读抄写应用，便能过渡到长时记忆。这类记忆项目，具体到中文里面，包括笔划、偏旁部首，还有就是他们相互间的结构排布模式。 第四，偏旁部首出现的次数增加，就能加强记忆，反复训练就是让低频字印象，逐步成为高频字的印象，频繁度高的，我们就称它们为常见字、常见偏旁部首。这样的记忆组块既节省心理反应时间，也不容易出错。
1956年对汉字进行简化的基本原则是“述而不作”，大致上分成八个部分。根据以上介绍的心理学原理，我们一一分析这些简化字为什麽没有必要简化。
第一，简化字采纳了一部分笔划简单的古字，从、众、礼、尘、云、无等等。这些字都是《说文解字》已经加载的俗字。当时就已是被淘汰了的非正体，这类淘汰一定有相当的原因，今天只是我们缺乏史料很难论证而已。繁体的正字延续了大约两千年，又去恢复此前的古字，这些古俗字没有正式承载过跨越千年的历史文献，这类“恢复”本身就是一种割断历史的做法。任何民族的文字都强调延续性，改革也不应忽略延续性。简化字的理论强调的历代简化俗体的运用，其实是十分片面的。俗体字是民间的而非官方用字。正式的古典字书往往都标明它们是俗字，也就是不认为是官方文字；宋元话本明清小说，都是民间俗文学，不登大雅之堂，当时的小说作者一般都不敢堂皇署名，以免为恶名所累。其作者队伍鱼龙混杂，良莠不齐，抄缮刊刻原非严谨，在用字方面是根本不能跟官衙文献、史书方志、科场试卷和楷书碑帖相提并论的。拿这些字书俗字和俗文学文本作为历史上已经广泛使用的例证，本身就十分牵强。而且从认知心理过程来分析，它们也不比繁体简省心力。从字比从多了两个成分，一个是双人旁，一个是走字的下半，两者都是常见项目，共三个部分，结构左一右上下；从字则两个人字并排，成份和结构都常见，简繁两体的记忆项目都少於五个。认知心理过程相同。众字本来是众，上面是横写的目，下面的则是众字的变形，三个人勾肩搭背在一起。上下结构。简化的众字由三个人字组成，常见部首，他们的记忆项目都是五个以下，认知心理过程相同。礼字，礻字旁加竖钩。繁体为礻字旁加上曲下豆，记忆项目都不多，都是常用偏旁。按认知原则分析，繁体并不难记。云字的繁体是上加一个...字。雨字很常用，下面云字又简单，上下结构，繁体也不比简体难记。无字的繁体是无，简繁两体都比较特殊。如果一个没有学过这个字的人，不论学简体还是繁体，都要从头记忆。无，要记住它既不是元，也不是天，末笔平伸再上挑，这样一个独体字。无，要记住上面一撇，然後三横四竖下加四点的结构，下面四点也是常见部首。也只有九个记忆项目。
第二，假借字。同音假借，如把面孔的面借作面粉的面。其实原来的面加上了麦字是合乎逻辑的偏旁。麦字本身是来字约略变形下含夕字，都是常见偏旁。山谷的谷借用为稻谷的 。原来的 是壳字头下加禾旁，右边加殳（没有的没的主要成分），部首常见，仍属於容易分解的字。谷字分解为三个项目，谷字分解後也仅有四个项目。假借斗作斗争的斗，卜作萝卜的卜，发作头发的发，都是非常没有道理的假借，而且是不同音假借。原斗字有一种最简单的写法类似繁体的门字，左右都由一竖加一个王字组成，相向对称，是典型的对称结构型汉字，最易於观察和记忆，完全不需要简化。萝卜的卜本来上面是菊字头，里面是福字的一半，也很容易分解成好记的组块。发字的问题非常多。本来是登字头，下面加弓和殳，容易分解和记忆。结果废止这个发字，借用头发的发字的简化字，原本上面是髟（右边是长字的变形，左边三撇），下面是友字加个点，不难分解记忆。结果简化後发字一身而二任，变成了一个多音多义字。发展的发和毛发的发古音都是入声，到了普通话里，发展的发成了阴平，而毛发的发则成了去声；这样的不同音假借纯属倒退。
第三，形声字。1）形符简化∶刮风的刮，原字是风字加舌，都是常见字，逻辑性强，其实并不难认，肮脏的脏，原本是骨字旁，改为月字旁。从认知心理过程分析，月字和骨字都是同等常见偏旁，记忆的难易相仿。2）声符简化∶袄原来是衤字旁加奥，改成袄，声符失准，夭和奥都是次常见的偏旁，记忆难易相仿。衬衫的衬，原来是衤字旁加繁体亲（亲加见），改成衬，声符失准，（本来不准，改後仍不准） 亲、见和寸都是常见偏旁，记忆难易亦相仿。础原来是石头旁加楚，改成础，声符声调不准。楚虽然不如出常用，但是楚是完全准确的声符。础的记忆难度未必输於础。3）声符和形符都简化∶脏和惊。脏原本是骨字旁加葬。改为月字旁加庄。声符失准；而且跟心脏的脏撞到一起，造成简繁转换时，心脏变成了心“（肮）脏”。惊原来是上敬下马，形容马匹受惊状貌，简化後从心，从京，改为形容人心受惊的状貌，敬和京、竖心旁同马，都属於同类常见度的偏旁，从认知心理分解来说，难度相同。4）非形声字形声化∶邮和窜。邮原来是垂加右耳旁；简化後获得了声符，但是垂（常用字睡的一半）常见程度与由字相类，认知难度亦相若。窜原来是穴字头加鼠，形容老鼠急穿洞穴，十分形象。简化後，声符失准，串chuan,，窜cuan。在常见度上，串和鼠相类，认知心理亦应相若。
草书楷化字。东、车、专、贝、农等。这类简化字都是独体字，或者草书楷化以後，成为独体字，除了简省若干笔划外，因无法分解成已认知的部首偏旁，所以在认知心理上没有任何简省作用。反而还要重新花费精力作特别的记忆。东、车、贝这样的繁体字原本都是典型的对称型结构汉字，最易辨认和记忆，简化後显得不三不四。草书的笔意，楷书的笔触，十分别扭。
第五，特徵字。去多留少∶医、声，舍弃的是殳、酉、耳等部首；去少留多∶垦、阳、际，舍弃的是豸、一勿、登字头等部首；半去半留∶录、号、丽，舍弃的是金、虎、鹿等常见偏旁。按照上述心理认知原则，这些被简省部分原来都不是认知的负担。
第六， 轮廓字。卤，省去其中四个点；龟，省去其中的复杂笔划，仅保留一个轮廓。简化字中，只有这类繁体字，笔划很多，又是独体字，省去若干笔划，变成在九划或七划以内，可以便於记忆。但是，例如乌，省去其中的两个短横，下面四点改为一横；本来笔划就少於九划，四个点并列是常见偏旁，很容易记忆。乌字原本与鸟字字形很近，简化以後两个字仍然差不多。虑，本来可以分解成虎字头，田字和心字，是思想的思，义符的逻辑意义显豁，决不难记。爱，本来其中含有一个心字，其馀皆是常见部首，简化这类常见部首，无助於记忆。只有这里的龟字是一个特例，後面将专门讨论。
第七，会意字。将原字中笔划较多的部分简化成笔划较少、又与字义有一定逻辑关联的部首。尘尘、笔笔、泪泪，这三个字，原来的组成部分是鹿、聿和戾（戾可以分解成部首户和犬），十分常见。如果已经学习过这些部首，这类简省就对记忆并没有帮助。繁体的尘是描绘自然界鹿奔跑时，绝尘而去的景象；笔的繁体，竹字头下面一个聿。聿的本意就是古代的笔。泪的繁体是三点水加戾。戾代表声旁。吴方言至今仍然戾泪同音。简化所精简的都是宝贵的历史文化传承信息。
第八，符号字。用没有形声意义的简单符号代替许多繁体字的偏旁，汉汉、叹叹、艰艰、难难、欢欢、观观、权权、劝劝、仅仅、鸡鸡、邓邓、戏戏、对对，用又字作替代符号；还还、环环、怀怀、坏坏，用不字作替代符号。省略的部分分别是汉字的一半，灌字的一半、登字等等，都可以分解成较小部首∶廿、口、夫，草、口、佳，登字头、豆，虎字头、豆，业、八、王等等。还字系列的核心偏旁可以分解成四、一、口、衣等等。都可以帮助记忆。这些部首比较常用，一旦学会，就可以成为以後学习的基础。再以邓字为例，原是登字加右耳旁，跟简化後的又字加右耳旁相比，都是用两个常见的记忆项目，对记忆过程并无简省，反而失去了合理的声旁。而且跟原来的以登字为偏旁的系列脱离了关系。（灯字的情况是将登字换成了丁，登原是准确的声旁，丁仅是近音而已，对习得记忆没有帮助，反有干扰。证字原来的登字简化为正，声旁准确了，但是依然是两个记忆项目）。原来这些汉字都有自己比较完整的音韵系统。符号字把这些系列彻底给搅乱了。诚然，汉字的形声系列因历史演变已不太准确；但是改革的目的是什麽？就是要让不够系统、不够准确的地方变得更合理、更准确。汉字简化的结果却使得这些符号字的系列关系更加面目全非、更成一笔胡涂账，这样的改革怎麽能说是成功的呢？
龟、郁两字是两个著名的实例，很多简化字拥护者都拿著两个字来举例。其实这两个字刚好证明了认知心理学的结论。龟字不仅笔划多，更加不好记的是它是一个独体字，完全没有什麽常见的偏旁部首可供分解，结构也独特，即使是中文基础很好的人，也必须死记硬背它的笔划和结构。龟字的简化也简得不好，保留了上面的鱼字头，下方的部分却不能归於任何一个偏旁，应该改为甩，既便於称说，又很形象，好似甩尾而行。郁字的繁体不仅笔划多，而且即使分解部首也找不到常见的部首。双木林中间插入一个缶，很陌生，无点宝盖头下，鬯字也很陌生。只有三撇简单一点。二十九个笔划，几乎无所依傍，当然很难记。这样难记的汉字才是应该简化的少数对象。而前面分析的许多字，即使笔划多，仍然可以分解成常见或比较常见的偏旁部首，就能减少记忆项目负担。汉字改革不需要如此大面积地改变，只要按照认知心理学的理论，改掉极少部分像龟郁这类确实过於繁难、无法分解成常见部首的汉字就可以了。五十多年的实践证明，为了少数难写的相对冷僻的汉字，去改变大部分的偏旁，进而改变了整个的正字法系统和传统的检索系统，实在是得不偿失。
简化对於认字没有帮助，最雄辩的例证就是小学的学制始终无法削减，仍然是六年。这是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大陆各地各级学校教育实践的结果，是大约三代人共二、三十亿人次的认知实践的现实结果，（少数经过考生精选入学的学校不足为训），决不随个别领导人的意志而转移。毛泽东在六十年代多次关於教育革命的讲话（例如与毛远新的谈话）和文革中的《十六条》中都强调过“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之类的说法，可是小学的学制始终无法缩短。德国的初级学校（小学）只有四年，可是深入了解德国的国语教育就会发现，他们的德语语文听写一直持续到中学阶段，几乎到八年级才结束，大约相当於中国的初中二年级左右。
认知心理学要求语文学习尽量循序渐进，先学会简单的汉字和偏旁部首，然後逐步接触偏旁部首比较不常见的汉字。世界各国的语文教育可以说都离不开这个规律。但是也要承认，初始发蒙的学童并不能保证一定是循序渐进地学到汉字词汇。例如，港台的小学生一开始就不可回避地要认读学生的“学”字。上面的偏旁足够复杂，小学生不可能有什麽分析基础，就得死记硬背，学会它。然後忽然有一天又遇上睡觉的“觉”。他就觉得不怎麽陌生，改变下半部就可以了。我们横看世界，外文世界也不能避免类似的情况。德国小学生入学，也会不可回避地接触到字母较多的单词，例如∶故事Geschichte, 有趣的interessant, 幼儿园Kindergarten, 不好玩（没劲）langweilig, 圣诞节Weihnachten, 梦想乐园Schlaraffenland（这些单词都是德国儿童非常熟悉的概念，竟都超过十个字母），低年级的小学生不一定很早就能掌握分析单词，将长词分解成词根、词缀和词尾等若干部分，仅是机械地记忆而已，多字母效应、有字母却不发音的现象也会困扰他们。随著年龄的增长，小学生积累的词根、词缀和词尾变化形式多了，分析、综合的能力也开始逐渐成熟，理性的习得和认知自然水到渠成。
在汉字部首中，即使是繁体字，超过九划的也并不算多。台湾比较权威的《国语日报词典》的部首索引中，十划和十划以上的部首共二十八个。其中马、鱼、鸟、鹿、鼠、龙等动物名称，黄、黑等色彩名称，还有一些麦、麻等植物名称，骨、齿、鼻等器官名称都是常用字，剩下的还有高、齐等常见形容词，还有鬼、鼓、鼎等次常用名词，和斗这样的常用动词，随後是一个现代已不太常见的植物名称黍，剩下的则是比较难认的髟、鬯、鬲、卤、黹、黾 、龠，其中几个是组成鬓、发、隔、绳、钥等常用字的组成部分，而鬯、卤、黹则很少使用，一般不会进入小学课本。说到底，在一个人记忆力最强的童年时代记住二十几个最难记的汉字和偏旁，实在算不得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而且起先比较繁难地认识了马、鹿、鱼这样的多笔划常用汉字或部首，嗣後在进一步学习汉字的过程中就可以受用无穷，并不是什麽吃亏的事情。
经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凡是可以分解成常见和比较常见偏旁部首的汉字都不难学习，跟外国人学习母语文字的情况，没有本质的区别。少数笔划比较多的部首偏旁，存在多笔划效应，必须多用一些心力，如果是常用的记忆单位，一旦记住，以後终身受用。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认定汉语汉字比外国语文难学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同理，简化字只是减少了笔划，并没有改变汉字的基本构成，所以简化字的习得认知记忆过程跟繁体字基本相同，除了少数特别的例外，并不比繁体字更容易。从以上的论证出发，“汉字简化有助於更方便地认字”这个説法完全不是一个经得起推敲的科学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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