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保罗·卡拉尼什是一位印裔美国脑外科医生。36岁诊断为4期非小细胞肺癌，37岁去世。
去世前，他写下一部自传体回忆录《当呼吸化为空气（When breath becomes air）》。此书名列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因为他的病情，他没有最后完成书稿。这里摘录的是他的妻子为此书写的后记，记录了他的生命的最后历程。
爱人啊，你留给我两份遗产——
一份是爱情
若将其献给神圣的上帝
他也必然会满意
另一份是无边的痛苦
它像大海那样广阔无垠
在永恒与稍纵即逝之间
在你的思想意识与我之间
——艾米莉·狄金森70
。。。。。。。
第二天，周日，我们祈祷着能继续平安无事地度过周末。如果保罗感觉还行，我们就去教堂，然后带卡迪和堂哥堂姐们去山上公园里的婴儿秋千那边玩。我们会继续消化最近这些令人痛苦的消息，分担忧伤，珍惜在一起的时光。
然而天不遂人愿，时间加快了脚步。
周日清早，我摸了摸保罗的额头，发现烧得厉害，40℃。虽然他看起来好像挺舒服的，也没有其他新症状。几个小时内，我们就在急救室进进出出。保罗的父亲还有苏曼都来帮忙。医生开了抗生素预防肺炎（保罗的胸片上全是密密麻麻的肿瘤，有炎症可能也看不出来）之后，我们回了家，家人都等在那里。
不过，这会不会不是肺炎，而是癌症迅速恶化的征兆呢？下午，保罗打了个盹，还算舒服，但病情显然很严重。我凝视着他睡觉的模样，突然哭了起来，于是轻轻走到客厅，发现他父亲也在流泪。我已经开始想念保罗了。
周日晚上，保罗的病情突然恶化。他坐在床边，呼吸很困难，真是让人心惊肉跳。我叫了救护车，这次，保罗是躺在轮床上进的急救室，他的父母紧紧跟在我们身后。保罗转头看着我，低语道：“也许这就是结束了。”
“我一直陪着你呢。”我说。
医院的各位像往常一样热情地问候保罗，但观察了他的情况之后就迅速开始行动了。他们做了一些初步检查，用面罩盖住他的鼻子和嘴，用BiPAP呼吸机辅助他的呼吸。这种呼吸辅助系统能在他每次吸气时通过机械原理提供大量流通的空气，基本上就代劳了他的呼吸活动。BiPAP的确有助于呼吸机能的正常运转，但对病人来说也是不小的负担，噪音很大，威力很强，每一次呼吸都会把两瓣嘴唇吹得“相距甚远”，就像那些把头伸出车窗外的狗。我站在他身边，斜倚着轮床，保罗握着我的手。呼吸机发出稳定均衡的“呼——呼——”声。
保罗血液中的二氧化碳含量高得吓人，这说明他难以承受目前的呼吸活动。验血结果表明，有些过量的二氧化碳已经累积了几天，甚至几个星期。这段时间他的病一直在持续恶化，肺部也在逐渐衰竭。他的大脑慢慢适应了高于普通标准的二氧化碳含量，所以人还算清醒。他能够观察各种症状和现象。作为医生，他明白这些检查结果预示着糟糕的结局。我也明白。我跟在他身后，医护人员推着他走向重症监护室。从前，他的很多病人在神经手术前后都在这样的病房里痛苦挣扎过。现在，他的家人都聚集在床边，坐在塑料椅上。“我会需要插管吗？”到了病房，他在BiPAP呼吸的间隙问我，“我应该被插管吗？”
那一夜，保罗都在讨论这个问题，和他的医生、家人进行了一系列谈话，最后变成我俩单独的对话。午夜时分，危重医学的主治医生，也是保罗长期以来的良师益友，进了病房，和家人讨论治疗方案。他说，BiPAP只是暂时的缓兵之计。唯一还能再试试的就是给保罗插管——给他上那种大型的呼吸机。
保罗愿不愿意这样呢？
很快大家就意识到关键问题：这种突然的呼吸衰竭可以逆转吗？
我们关心的是，保罗的病情会不会太严重，呼吸机一旦上去就撤不下来了。他会不会突发精神错乱，继而器官衰竭，先是意识丧失，最后身体也跟着消亡？都是医生，这种令人痛苦的场景我们都曾见证过。保罗提出了另一种方案，他可以选择不插管，接受“舒适护理”72，就算死亡也许来得更迅速，更笃定。“就算我撑过了这次，”他始终想着自己的脑癌，“未来也可能没有任何意义。”他妈妈很绝望地打断他：“今晚别做任何决定好吗，保比？”她说，“咱们先好好休息。”保罗明确表示不要进行心肺复苏，然后同意了母亲的请求。
护士满怀同情地多给了他几条毯子。我关掉病房的日光灯。
保罗一觉睡到日出时分，他父亲一直坐在旁边守着。我到旁边的房间小睡了一会儿，希望自己在精神上不要垮掉。因为我知道，接下来也许就是我人生最艰难的一天。早上六点，我轻手轻脚回到保罗的病房，依然是昏暗的灯光，重症监护仪断断续续地响着。保罗睁开眼睛。我们又谈了“舒适护理”的问题，不准备采取任何特别激进的手段去阻止他病情的恶化。而且，他使劲大声问我能不能回家。他病得这么严重，我担心这样动来动去他会太痛苦，还可能在回家路上就会去世。但我还是说，如果他现在最看重的事情就是回家，那我会尽一切努力带他回去。我们互相点头达成共识。现在的方向应该就是舒适护理了。
或者，有没有可能把这里变成家呢？在BiPAP呼吸的间隙，他给出了答案：“卡迪。”
卡迪很快就来了。我们的朋友维多利亚去家里把她接来了。懵懂的她欢天喜地地开始“看护”爸爸，舒舒服服地躺在保罗的右臂之中，拉扯自己小小的袜子，小手拍打着爸爸身上盖的毯子，一会儿咧嘴微笑，一会儿牙牙学语，丝毫没受BiPAP的影响。而这台呼吸机继续工作着，维持着保罗的生命。
医疗团队一次次地来查房，在病房外讨论保罗的病情，他的家人和我也加入讨论。保罗的急性呼吸衰竭，应该是由癌症急剧恶化引起的。他血液的二氧化碳浓度还在上升，要救命的话，需要立刻插管。作为病人家属的我们矛盾万分：保罗的肿瘤医生打电话来，满怀希望地认为这种急性的问题能够得到缓解，但在场的医生就没那么乐观了。我恳求他们，尽量准确地预测他从这次急性衰竭中恢复的可能。
“他不想接受只是保命的治疗，”我说，“如果他还能度过一些有意义的时光，他想把面罩摘下来，好好抱抱卡迪。”
我回到保罗床边。他看着我，盖着BiPAP面罩的鼻梁之上，那双深色的眼睛炯炯有神。他用轻柔而坚定的声音，清楚明白地说：“我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他的意思是：准备好撤除呼吸辅助设备，准备好注射吗啡，准备好去世了。
一家人都聚集在一起。保罗做了决定后，我们抓紧珍贵的分分秒秒，表达了我们的爱与尊重。保罗的眼中泪光闪烁。他感谢了父母，并且让我们保证，他写的东西能以某种形式出版。他最后一次对我说“我爱你”。主治医生走进来，用尽量坚强的语气对他说：“保罗，你去世以后，你的家人会伤心崩溃，但他们一定会振作起来，因为你给他们树立了勇敢的榜样。”吉旺凝视着保罗，苏曼说：“安心地去吧，我的弟弟。”我强忍着心碎，最后一次和他同床共枕。
我想起那些年我俩一起相拥过的床。八年前，还是医学生的我们也是这样躺在一张单人床上，旁边是我生命垂危的祖父。他在家里，病入膏肓。我们没有过完蜜月就回来分担照顾他的重担。每过几个小时就起床喂他吃药。我看着保罗俯下身子，凑近去听祖父小声提出的要求，对他的爱又加深了几分。然而那时的我们又怎能想象眼前的场景，竟然在如此近的将来，我们就一起躺在保罗自己临终的床上。
二十二个月以前，我们在同一家医院另一层楼的一张病床上相拥而泣过，当时保罗刚刚被确诊癌症。八个月以前，也是在这家医院，我们一起躺在我的病床上。卡迪出生了。我和保罗都在睡觉，互相枕着对方的手臂，那是卡迪出生后我的第一个长长的好觉。我想起家中那张空空如也的舒服的床，想起十二年前在纽黑文与保罗坠入爱河。那时我特别惊讶，两个人的身体四肢竟然如此契合，从那时起，我们都是互相拥抱时睡得最好。我用自己拥有的一切祈祷，愿他此刻也感受到和我一样的舒适与安心。
一个小时后，面罩摘了，监视器也撤了，吗啡流进保罗的静脉输液管。他的呼吸很稳，但也很浅，看上去挺舒服的样子。
尽管如此，我还是问他，要不要多打点吗啡。他点点头，闭上双眼。保罗的妈妈就坐在旁边，爸爸的手放在他头顶。最后，他陷入了昏迷。
九个多小时，保罗的父母、兄弟、弟妹、女儿和我，我们这些家人全都围坐在身边，看顾着不省人事的他。他的昏迷愈发加深，偶尔呼吸一两下，眼睑紧闭，脸上是如释重负的表情。他长长的手指温柔地盖在我手上，保罗的父母先是把卡迪放在摇篮里，接着又把她安放在病床上，摇摇她，哄哄她，让她甜甜地入睡。病房里弥漫着浓浓的爱，就像多年来一家人团聚的很多节日与周末。我抚摸着保罗的头发，低语着：“你是个勇敢的圣骑士。”“圣骑士”是我对他的昵称。接着我在他耳边安静地唱着一首歌谣，是我俩过去几个月来一起编的，旋律简单，朗朗上口，中心思想就是“谢谢你爱我”。关系很近的表亲和叔叔也来了医院，接着我们的牧师赶到了。一家人分享着特别有爱的趣事和只有彼此才懂的笑话。接着我们相继哭起来，忧心忡忡地端详保罗和彼此的脸。我们沉浸在此时此刻的珍贵与痛苦中，这是与保罗最后的团聚时光。
温暖的夕阳从病房西北向的窗户斜斜地照进来。保罗的呼吸变得越来越安静。卡迪的睡觉时间快到了，她举着胖胖的小拳头揉揉眼睛。一个朋友到医院来把她送回家。我把她的脸颊凑到保罗的脸颊前。父女俩有着一模一样的深色头发，都是这里一簇那里一簇地歪斜着。保罗的面庞平静安详，卡迪有些古怪地做着鬼脸，但也很平静。他所深爱的宝贝完全想不到，这一刻就是永别。我轻轻唱起卡迪的安眠曲，不仅是对女儿，也是对保罗。接着我松手把卡迪交给朋友。
夜幕降临，病房暗下来，一盏低低的壁灯发出温暖的光。保罗的呼吸更为缓慢艰难，没有节奏。他的整个身体都很平静，四肢也放松了。快到九点的时候，他的嘴唇微微张开，合上双眼。他深深吸了一口气，又长长地呼出。这是他最后一次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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