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前面的话题，话说文革期间，天下大乱、烏云滚滚。在大革命的洪流中，我却成了黑六类。看到同学们兴高采烈地去内蒙古兵团，而我却没资格，不让去。那就去内蒙草原吧，我很想去骑马，还准备了一顶草原牧民的帽子，但一问才知，这两个选择我都没资格，也不让去。无奈之中，只好躲在家里吹打彈拉玩儿音乐。同时，又迷上了练拳习武，每天一大早就去公园向老师傅请教……。
最不能叫父亲容忍的是，我还天天晚上去一位老北京邻居老关家”玩儿票“唱京剧。那老头儿会拉琴——京胡，招来一些戏迷，多半是北京人。他老伴儿老关太太也无聊，白天忙居委会，晚上帮老头儿接待”票友“，唱的都是样板戏！我当时的嗓音洪亮，都说我的声音像童祥苓。我还想借此参军，当文艺兵呢！
父亲时不时地被关“牛棚，白天挖地沟，晚上写检查。看我这样”吊儿郎当“的样子，不放心。就用对待其他兄长一样的方法，有天晚上突然对我也棍棒相加，母亲在一旁咳声叹气，爱莫能助……。父亲把手杖打断了，就将木凳子摔在我的腿上，迄今仍留有伤疤……。禁止我玩儿别的，不许在外面”胡混“，勒令我学中医。我看到当时落魄的老父亲如此动情，甚至气氛，既怕气坏了他、又怕累坏了他老人家。邻居老官太太拖着京腔，也来劝我……，无奈之下，只好勉强答应他学中医，一学就是三年多……。
上山下乡运动如火如荼、势不可挡。出身干部子弟的大多参军了，其他人也都去了兵团或内蒙草原。这时，该轮到我了。不想去，也没招儿没辙。在居委会和派出所共同威逼之下，我只好打起行李卷儿，带上了针灸包、艾绒子和酒精，在无人相送之下，没有眼泪，也没有悲伤，只身一人登上了那一拨知青的大卡车，一路烟尘，直奔远方的人民公社去了……。
到了农村，在那昏暗的灯光下，我也没停止学习，而且边劳动、边为社员看病。有问题，就写信给父亲，父亲都耐心仔细地一一回复、指点。凡吃我开中药的，大多反映较好。而且，也给人针灸。幸运的是，距离那个村子不远的小镇上，有个中药店。
生产队的小队长郎永厚的李姓岳母罹患脑中风偏瘫，半拉身子不能动弹，也无知觉，麻木不仁。我除了每天坚持下地干活儿，每天晚上收工后就去为她诊脉、开药方并且实施针灸治疗。坚持了个把月之后，李妈妈的手指能动了，紧接着胳膊能动了、腿也能动了。我心中窃喜，她的家人平时愁苦的脸面也都开始露出了笑容。再坚持治疗一阵子，李妈妈居然能站起来了，开始走动啦！这消息不胫而走，乡亲们奔走相告、四处传颂，我从此对中医也有了信心。一位朋友为我和康复后的李妈妈拍下了这历史性的黑白小照…。
为人看病是免费的，而我的报酬就是能吃上白面饼、炒鸡蛋，另加红薯干酒。我那时饿得像瘦猴，三根筋挑着一个头…。
一进入老年，就开始怀旧。这些天回忆起那些陈年旧事，有些激动，不由得我想把这些陳皮子、烂谷子与大家分享。罗嗦至此，必须打住，还望大家多多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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