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48年开始，就不断有人劝说一谔离开福州，或者去台湾，或者去香港。大伙心里都有数，国民党大溃败共产党坐江山是迟早的事。
一谔心里自有主意，他想先探探华玉的意思，于是对华玉说打算去台湾或者香港发展。华玉一听离开福州，马上反对。她对一谔说：“去台湾要干体力活，两位叔叔身体强壮，搬搬扛扛没问题。你手无缚鸡之力，只懂得看病，到了台湾没法生存。香港也好不到哪里去，还是留在福州把，我信共产党。”
华玉嘴里的两个叔叔，指的是一谔的两个弟弟。他们经常跑台湾帮华玉的纺织厂推销土布，在当地出了雇人，自己也要肩挑手扛送货上门，非常辛苦。华玉的弟弟必成是优秀的中共地下党员（当时还没有对家人暴露身份），姐弟关系要好，在弟弟的熏陶下，华玉从心里拥护共产党的主张。
探明了华玉的态度，一谔心中大喜。他将母亲，妻子，弟弟弟媳们召集在一起，同时搬出《圣经》和私底下收集的共产党的宣传单，将天主教义和党的宣传相比较，得出这样的结论：共产党是为穷人谋幸福的，我们蒙主照顾多年，应当听从主的召唤，顺应大势，将所有的田产分给穷苦百姓，传主之福音，一起留下来建设一个美好的社会。
华玉无条件地支持一谔，又马上跑回娘家，将一谔的提议说了。弟弟必成激动万分，自己将脑袋揣在裤腰带上搞地下活动，不就是为了推翻腐朽的政府，为天下百姓创造一个幸福的明天吗？没想到姐姐姐夫的觉悟那么高，共产党还未坐定江山，他们已经带头分自家田地了。
姐弟俩一唱一和，很快说动了全家人。华玉的姐姐碧玉回到自己家，又在很短时间说服了夫君林守忠（来自长乐金峰的大地主大实业家）。于是三家大地主同时行动，于1948年将家族所有田地无偿分给了附近的穷苦百姓。
1948年，在时势的推动下，我们家族同时出了若干个比尔盖茨和美琳达。那年，我的外公林一谔31岁，外婆刘华玉33岁，他们于锦绣年华散尽千金为乡民造福。尽管他们的下半生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迫害屈辱和贫穷，但他们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的信仰，永远怀着一颗赤诚的心生活着。
而上天赐予我们这些后人的，远远超过了想象：我们有至孝纯良的家人，淳朴的家风，幸福美满的家庭，还有无数个旁人没有听说的家族传奇。我的先辈们代表了旧时代闽商的最高精神境界，他们的故事不应该被我们这些后人遗忘。我将自己知道的一鳞半爪写了出来，算是对大气磅礴的双杭商业史的一个小小补充吧。
去年年末，带着方炳桂的《福州老街》一书，我终于重返福州。
住在仓山的詹主任夫妇带着我去了上下杭。上下杭几乎所有的住户被迁走了，福州市政府准备重新修缮双杭，将它打造成继“三坊七巷”后福州的又一个名片。
我们最先来到横跨上下杭与苍霞洲之间的星安桥，现在的星安桥桥长不到二十米，宽两米左右。它的石拱桥造型令人想起江南水乡的韵味。岸边榕荫蔽日，有的榕树枝甚至横向发展，最终交汇在河道中央的上空，成为一道天然的绿色拱门。从绿色“拱门”下撑出的小木舟在波澜不惊的河面上缓缓行驶，如果不是事先读了一些双杭历史，我很难想象半个多世纪前这里的河道每天要通过上千艘载货商船。倒是福州市政府对古树的保护措施令人赞叹。凡是一百年以上的老树，树身上挂了蓝色的牌子，树龄更长的，则挂了红牌，提醒市民们要有环保意识。星安河的岸边就有几棵百年老榕树，它们暴露在空气中的气根遒劲有力，有的已经和青石板建成的桥身连成一体，成一道自然奇观。
张真君祖殿前的三通桥比星安桥长很多，更加宽阔，也是一座石拱桥。十几年前修复三通桥时，该桥被移了位子，再加上城市改造后有一段河道铺了涵洞管道，圣君殿前河水两头涨的景象已不再现，实为遗憾。张真君祖殿的外观修缮得不错，但香火不旺，我不信道教，也就没有进殿瞅个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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