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病毒的来源关于责任在谁之类的问题，每个人一定都有自己的看法。而绝大多数人的看法并非来自“事实”或“证据”，而是来自自己的信念。譬如立兄的信念就是，我一直在坚持理性思考。没有去考察过理性思考的具体含义，但立兄的文章里满篇都是“我推测”，“我觉得可能”，“我并不是一定说”之类的话。
实在不想再花时间逐条去驳了。只说这段吧：我考虑的一个可能是，在下面的政府和国家疾控中心之间，在制度设计上出了问题。武汉官员隐瞒压制信息是错误的应对疫情的行为，但如何有效应对疫情，以及当时的疫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可能还是需要国家疾控专家指导。所以，二者脱节了。下面看到国家下来专家了，就不管了。而专家拿到资料回去后光写文章发表到一流期刊去了。结果疫情就被放在那里没人管了。疾控中心专家研究结果出来之前，即在投稿之前就应该向中央上面，（如果不能自行向公众透露，介于中国具体国情），很难想象中央那时会不重视，不安排抗击疫情，尤其从第二次调查结果出来后，中央的措施来看，在一月前两个星期中央可能不是太清楚武汉发生了什么。如果这样，疾控中心似乎就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可是，疾控中心不上报光写论文也是几乎不可思议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外交部应该公布一下对美国的告知内容。
如果对中国的官场稍稍有所了解的人，即便没吃过猪肉只见过猪跑的人，也不会写出这样的话。即使现在有关方面拼命想要为自己找替罪羊，也不敢明确地说这样一段话。曾经有一位地方芝麻官告诉过我这样一句话：反腐哪有这么容易？你抓了我的人，我能不去咬你的人吗？谁没有上级下级亲朋好友，哪那么容易善罢甘休？疾控中心也是有上级领导的，指责疾控中心就是打一些人的脸，这样打来打去对谁都不好，所以最后的结果不过是含糊其辞，把责任推到个人的头上。
中国官场其实纪律是很严明的，上报最多不过换个地方做官，不上报就要想想自己扛不扛得住为谁而扛。而且“外事无小事”在中国是一条铁的纪律。涉及到对外通报，无论是地方或疾控中心在回报情况时绝对不敢稍加隐瞒，而且看起来既然疾控中心也没打算隐瞒，否则怎么会去投稿？
最最关键的是，“在下面的政府和国家疾控中心之间，在制度设计上出了问题。。。”这话如果深究，有人逃得开责任吗？如果逃得开，中央不如现在就站出来说，不是我的错，我真的不知道啊。。。
分析起来，立兄满篇都是这样的想当然似是而非。看起来考虑格外周全。如果旁人说，独裁不好，立兄会说，我早就说过终身制有问题；旁人说，疾控中心不可能不报，立兄会说，我说过，“不上报光写论文也是几乎不可思议的事情”；旁人说，要让人说话，立兄会说，我说过，不让人说话很不好。。。看来这就是立兄所以为的“理性”：你们没想到的我全想到了。说“史诗般的”这样的话，立兄肯定是第一人。因为哪怕连政府现在一定都捏把汗，绝大多数人都在无比痛苦中等待疫情的结束，而且担心中国经济就此倒退数年。即使立兄先知先觉也请考虑一下那些正在病痛煎熬中的人正在因为无法打工生活受到影响的人的感受。毛也有伟大的异象，但有多少人愿意活在毛时代？
我并不想要声讨谁。而我所问的恰恰是，制度设计一定会有问题，而人在这个过程中是在弥补制度的问题还是在扩大制度的问题？至少我还给立兄举过一个中层官员的例子来说明“人”如何出了问题。我顺便再举一个例子：立兄住在北京，知道北京楼顶的广告牌全拆了吗？因为习有一次坐飞机从上面往下看，说怎么这么乱啊！下级如此揣摩上意，立兄不会告诉我习是全然无辜的吧？而立兄却坐在书宅里，一厢情愿地相信习全然不知情。我终于明白啥叫“反贪官不反皇帝”了。如果他真的不知情，他该站出来承担“失察”的责任。这才是希望和信心之所在。
任用能干的人，让上下的信息可以通达，以重建政府的公信力而不是抓人的方式减少“谣言”的传播。这样的要求过高吗？这样的教训不该汲取吗？我相信史诗般的赞歌迟早会响遍中国，因为瘟疫一定会过去的，生活还要继续。惟愿我们可以从中学会点什么。。。我知道，立兄一定会说，我早就说过。。。我觉得，生活如凿井，挖得越深，越可能找到水源。四面出击往往白费力气。
当然上面这些也是我自以为的“聪明”。最后必须要说，我不同意立兄的说法，但我发自内心地尊重立兄说话的权利。而且，如果不是知道立兄多少有接受不同意见的气度，我也不会说这些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