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与理性的悖离－－现代文明通向崩溃之路（二）
二 导致悖离的近代政治学经济学原因
近代以来逐渐成型并席卷世界的政治学经济学对历史和人性的错误解析是导致道德与理性悖离的另一重要原因。西方世界的现代政治学经济学启蒙过程中，霍布斯所提出的的人类社会的原始野蛮状态，更广泛地说，就是近代以来对政治社会有压倒性影响的性恶论，是对后世有深远影响的政治学假设。如果自然赋予人的本质是恶的，厌恶秩序的，道德就不可能是人从自己的本性出发而构建的，而是限制人本性的东西，是防止人自我毁灭的契约权宜之计。这彻底否定了道德与理性的来源一致性，将人类社会的道德体系当作人为制定的法则。道德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达成秩序，秩序之最在生命，生命之最在人。人性善的通俗解释是人与人的互爱，如果爱最大的秩序－－人还不能推导出爱一般的秩序，但是厌恶人则必然能推导出厌恶一般的秩序。厌恶秩序的本性恶的人，受何种目的驱使竟然想出契约道德成就了自己反感的社会秩序，则必然是自相矛盾的事情。由此可见，无论人根据自己合于理性的本性还是出于避免混乱的想法而成就了道德，性恶论都不成立。性恶论的症结在于将欲望当成人性的本质了，然而无论从历史看，还是从个人经验常识看，欲望都不是主宰人行为的最核心元素。性恶论对历史的简化臆测曾经推动了人类社会发展，奠定完善的法律体系防止恶的泛滥，或者说防止人类被自己的欲望所毁灭。但是，当人们将过多的信任给予法律体系，而忘记了法律体系的根本在于控制人的欲望泛滥，疏忽之中人类的欲望却在法律框架内泛滥了，或者钻法律的空子害人，或者在法律之内亏害万物天地神灵。驾驭欲望的，应该是如古来一贯所信任的灵魂，法律不过助手而已。
将物质生产生活水平当作评判人类社会发展状况的标准，是现代社会的昏聩之处。人类的道德和智慧并非是随着物质索取能力的提高而线性提高的。物质满足和欲望驱动往往也导致道德的败坏和智慧的蒙蔽。中东丛林政治时期更象是人类社会道德发展的一次低谷，而不是从原始野蛮状态经过道德升级而来的社会阶段。中国历史中礼崩乐坏的社会倒退也比较常见。东周的春秋时期相对于西周是道德滑坡的，而战国和秦时期相对于春秋又是道德沦丧的。三国两晋相对于东汉是败坏的，而中国大跃进时期文革时期的政府丧失了对生命对同胞的最基本怜恤，而改革开放以后由于之前道德教育的缺失和传统伦理的破坏，整个社会处于道德崩溃的危险之中。上帝所塑造的人是多方面的平衡，精神与灵魂的澄澈和欲望的满足一样是上帝所赐予的自然禀赋，而不是在满足了一定欲望之后才会顾及到的所谓高级追求。在现代政治学经济学背景下，社会中压倒性多数认为道德是非逻辑的，是人为设定的，是在人类的实践中为了防止种内竞争的损耗而通过成文不成文甚至民俗的契约而构建的。古代传统宗教对神的臆测和将道德神秘化，与近代以来对道德伦理的肤浅理解，最终导致了道德和理性的悖离。
同样是在近代开端，另一种道德哲学观在西方发展起来。斯宾诺莎的伦理学用逻辑推理的论证方法，以欧式几何的编排方式来分析伦理道德。从中我们可以体味到作者坚定的信仰：道德伦理如同几何学一般，完全可以理性地归溯到世界的唯一实在－－神。关于这一点，老子富具东方韵味的话有异曲同工之妙：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哲学倾向影响了大部分的政治家，而认为伦理取决于上帝的自然规定的思想则主要在严谨的哲学家那里有发展，如康德、黑格尔、爱因斯坦等等。器用水平的提高导致大多数人在自然面前信心爆棚，而在肤浅的思考中沾沾自喜。资本主义的逐利本性则致使人们在自己思维惰性的同时还要扼杀其他人透彻的辩驳，以便为自己赢得安心点钞票的空间。所以，几百年来对资本主义不利的追求精神的哲学被压抑或者闲置了，片面偏激的哲学如自由主义唯物主义等在全球化过程中发挥得淋漓尽致。唯物主义所衍生的政治学经济学在人民的数十年心理演化过程中最终崩溃，而自由主义政治学经济学所造成的自然环境危机却依旧在节节攀升。人类的希望其实就在何时能够翻然悔悟，从欲望的魔掌中逃脱出来，进入到精神乐园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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