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更新：2012-08-18 08:43:04 来源：南方周末胡适的“糖尿病”及其他
无论胡适当年是否真的得过糖尿病，至少可以肯定的是，胡适向中医求助诊治，并且得到治愈本是无可争论的事实。图为1929年的胡适。 （肖伊绯 供图/图）
胡适的“糖尿病”，作为其对待中医的态度的一个典型案例，已经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一桩文化公案。事情原本很简单，胡适1920年患病，经名中医陆仲安治愈，有胡适本人的日记、题记及其弟子友人的忆述作证，可以说是确证无疑的事。
胡适在1921年时为一幅描绘陆仲安研读医书的画像题跋，明确证实了传统中医的疗效与他本人的感激之情。在这幅原本是大翻译家林纾为感谢陆仲安治愈 家人病症而赠送的《秋室研经图》之上，这位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以一贯严谨的“实证精神”，写下了他对中医疗效的真实感受，他写道：
林琴南先生的文学见解，我是不能完全赞同 的。但我对于陆仲安先生的佩服与感谢，却完全与林先生一样。我自去年秋间得病，我的朋友学西医的，或说是心脏病，或说是肾脏炎，他们用的药，虽也有点功 效，总不能完全治好。后来幸得马幼渔先生介绍我给陆仲安先生诊看。陆先生有时也曾用过黄芪十两，党参六两，许多人看了，摇头吐舌，但我的病现在竟好了。去 年幼渔的令弟隅卿患水鼓，肿至肚腹以上，西医已束手无法，后来头面都肿，两眼几不能睁开，他家里才去请陆先生去看。陆先生用参芪为主，逐渐增到参芪各十 两，别的各味分量也不轻，不多日，肿渐消灭，便溺里的蛋白质也没有了。不上百天，隅卿的病也好了，人也胖了。隅卿和我的病，颇引起西医的注意，现在已有人 想把黄芪化验出来，看他的成分究竟是些什么？何以有这样大的功效？如果化验的结果，能使世界的医学者渐渐了解中国医学药的真价值，这岂不是陆先生的大贡献 吗？
我看了林先生这幅《秋室研经图》，心里想象 将来的无数《试验室研经图》，绘着许多医学者在化学试验室里，穿着漆布的围裙，拿着玻璃的管子，在那里作化学的分析，锅子里煮的中国药，桌子上翻开着： 《本草》、《千金方》、《外台秘要》一类的古医学，我盼望陆先生和我都能看见这一日。
胡适究竟得的是什么病？“或说是心脏病，或说是肾脏炎”，当时西医给出的诊断也不明确；而擅用芪参治疗疑难杂症的陆仲安，其实也没有给出明确的病理 说明。胡适的感激之情，在上面这个长篇题跋中表露无遗，但始终也没有说清楚自己究竟得的是什么病。不过题跋中提到与胡适患有同样症状的马幼渔之弟马隅 卿，15年后死于心脏病诱发的脑溢血。41年后，胡适也因心脏病猝发而死，如果不是巧合的话，胡适在陆仲安那里诊疗的“怪病”，倒的确可能有心脏病的因素 掺杂其中。
一桩1920年代中西医结合治病的大好事，如果是普通患者，这原本应是喜形于色的口碑美谈。却因为胡适的新文化运动旗手身份，更因为胡适在就诊前后 以及后来的忆述中态度的突变，引发了后人的好奇。各种意见与评判莫衷一是：说胡适相信中医的是一边，说胡适压根就不相信中医的又是一边，甚至还有人说胡适 是中医西医都不信的“实用主义”者等等，可谓林林总总，蔚为大观。
白吉庵所著《胡适传》，以及华蓓苓所撰《大剂芪参治消渴——记陆仲安太老师治愈胡适糖尿病案例》，详述了这桩“公案”的始末。华文中写道，1920 年夏天，胡适经常患病，一用脑脚底就痛，说是脚气病，但据西医诊断为心脏病。到1920年秋，胡适请北京协和医院诊治，西医认为病已不可治，但尽人事而 已，另嘱家人准备后事。胡适回家后忧虑万分，以为“劫数难逃”。周围朋友纷纷劝他不妨延请中医一治。胡说：“中医治病无科学根据，不足凭也，何况西医也已 束手。”然几经劝说，胡抱姑妄一试的态度，由马幼渔介绍就诊于北京名医陆仲安。
不过，胡适晚年对这桩医案的认定却来了个三百六十度的大转变。在1958年给一位中学生的信中，胡适写道：“你看见一本医书上说，我曾患糖尿病，经 陆仲安医好……我也曾见此说，也收到朋友此信，问我同样的问题。其实我一生从没有得过糖尿病，当然没有陆仲安治愈我的糖尿病的事。陆仲安是一位颇读古医方 的中医，我同他颇相熟。曾见他治愈朋友的急性肾脏炎，药方中用黄芪四两，党参三两，於术八钱。（慢性肾脏炎是无法治的，急性肾脏炎，则西医也能疗）但我从 没有听见陆君说他有治糖尿病的方子。造此谣言的中医，从不问我一声，也不问陆仲安，竟笔之于书，此事真使我愤怒！”
这样看来，无论胡适当年是否真的得过糖尿病，至少可以肯定的是，胡适向中医求助诊治，并且得到治愈本是无可争论的事实。然而，胡适晚年否认曾患糖尿 病，又让这一事件复杂化了。有的研究者据此认为，这是胡适根本不相信中医的表现，他在半信半疑之间选择中医本属无奈之举；另一种观点认为，为了表明其一贯 尊崇西方科学精神的立场，胡适晚年的矢口否认属言不由衷之举。所有这些揣测，站在研究者各自的立场上，均给出了看似合理的细节推敲与定性分析；但据此断定 胡适完全不相信中医，或实际上非常信服中医，似乎都还缺乏足够的理据与说服力。
公案之外的公共话题
众所周知，胡适一生推崇“科学”精神，治学强调“尊重事实，尊重证据”的所谓“科学方法”。在这样一种治学理念中，中医与西医的比较研究、实证分析 与实事求是的科学结论，与其一生孜孜以求的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研究的各个专题一样，当然不会是一日一时的心血来潮；即或是有“截断众流”式的阶段性假设前 提，在日后的研究中也完全有继续修正与改判，甚至推翻的可能。因此，对胡适一生中各个阶段的某种学术立场及治学结论而言，绝不可以点代面，绝不可用其60 岁时的言论代言其30岁时的观念；也不能就其晚年言行反推出某种看似客观必然的规律，再以这样的“规律”去串联其一生的学术生涯，得出所谓的“盖棺定 论”。
如法炮制，关于胡适对待中医的态度，要么抓住其早年的《秋室研经图》题跋不放，认定其相信甚至推崇中医；要么抓住其晚年谈话灵的只言片语，认定其从 不相信甚至敌视中医；围绕这两种非此即彼的观点，搜集各种证据加以论证，当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但这样来论证胡适对待中医的态度，乃是把活生生的人当作了 钉死的靶子。
理解一个活生生的人，理解一个人的学术观念，一定不能作静止僵死的符号式理解。换句话说，我们现在理解与探讨胡适的学术观念，往往陷入一种共时性怪 圈；即把胡适符号化、象征化，好像胡适是从石头里蹦出的齐天大圣，生来就是一副砸烂一切传统的先锋模样。可以说，不运用历时性视野，去映照与拟合胡适一生 不断更新的学术生涯，是难以充分切实理解胡适的学术观念的。在这一历时性视野中，胡适对待中医的态度，当然是需要打破的怪圈之一；分执两段的极端评判都是 需要重新审视与反思的。
但如果说胡适对待中医始终是一种“将信将疑”的态度，抑或胡适始终希望将中医理论纳入西方科学体系加以重新审视与评判——这样的观点又无疑是不够鲜 明的，是有点是“中性”色彩的，似乎也是“左右不讨好”的一种判断。有朋友让我拿证据来说话。遗憾的是，除了上述有利于分执两端的诸种“史实”之外，我当 时实在拿不出别的更有力的实证来。
1919年，胡适开讲中医
机缘巧合的是，新近发现的胡适所著《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中）》讲义本，揭示了胡适对待中医的学术态度。
在讲义本第六章“迷信与科学”中，28岁的胡适，报告了他对于中国医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在将中医理论纳入世界科学体系中加以考察之际，可以看到，他 并没有歧视或忽视中医的历史地位，也没有过分推崇西方科学的偏见。虽然不至于为中医摇旗呐喊，滥发一通“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之豪言；但其观念并没有想象 中的剑拔弩张、置传统学术于死地的那种先锋做派。他开篇写道：
研究西洋科学史的，知道科学的出身是很微贱 的。古代的天文学是祭司僧侣的遗赐，近代的天文学是从星命学（Astrology）出来的。化学是从炼丹术与炼金术（Alchemy）出来的。物理学与医 学也是如此。我们从这个观点来看汉代的种种道士的迷信，也可以寻出一些很有价值的科学上的贡献。
在讲义中，胡适将汉代科学技术纳入世界科学史的视野，加以阐论。他认为在古代种种迷信自然神力的思维进程中，汉代的医学逐渐从迷信程式中脱离出来，开始成为系统的专门学术：
求长生、求仙药、求神丹，都与医药学的进步 有关系。那时代的医学何以能成为系统的学问呢？依我看来，这是全靠那时代的思想里有几个重要的观念，可以用来把医药学上许多事实贯串起来，故能成为系统。 这些观念头之中，最要紧的是，（一）阴阳的观念；（二）五行生克的观念；（三）五脏分配五味、分应四时、五方、五色、五行的观念；（四）气的观念。
胡适以《黄帝内经》为立论的基础，对汉代医学的形成乃至中医的基础理论加以阐释：
《汉书·艺文志》有医经二百一十六卷、经方 二百七十四卷、房中术百八十六卷、神仙二百五卷、总名为方技。论曰，“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又分论医经曰，“察人血脉、经落、骨髓、阴阳 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汤火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至齐之德，犹慈石取铁，以物相使。”又分论经方曰“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 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辩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这些议论都是西汉末年、东汉初年的话，可见汉代已有一种有系统的医药学。现有 的《黄帝内经·素问》照《艺文志》的叙论来看，大概是汉代的著作。后来的中国医学经验的方面，自然很有进步，但理论的方面总跳不出内经的系统。
在对《黄帝内经》作了分析之后，胡适得出结论：
中国医学与药学的基本理论，只是把五脏分配 五行，把五味也分配五行，（此说起于晚周阴阳家，《吕览》说得很详细，《淮南王书》采用他，变为道家的一部分。大概到了汉代，这种学说始完成）又把五行相 生相克的道理来使用针灸药石的疗法，又把阴阳的观念来总括一切气血、脏腑、药性、针灸。初起时，自然是很浅陋的迷信。到了后来，虽然经验技术进步了，这些 阴阳五行的观念已渐渐的成了医学上一些不可少的符号。有了这些符号，这种学问便更容易领会记忆。所以直到如今，这些观念仍旧盘踞在医学界里。这些观念在现 在看来，自然是阻碍进化的东西。但从历史上看来，阴阳五行等观念在当时，确是很有功效的工具。有了这些观念，方才可有假设的学理，方才可有系统的理论。中 国医学的基本理论，只是《内经》所说“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正者正治，治反者反治”一句话。（希腊古代的医学也是以一个“调”字为基本观念。此 语见《至真要大论》）但这个观念全是根据于阴阳五行的学说，若没有阴阳五行的学说，中国也许只有许多零碎的、完全经验的方技，但必不能有个系统的医学。 （中国自古至今，有了许多化学常识和物理学常识，但没有化学，也没有物理学。这都是因为没有几个基本观念做假设的根据，故不成系统的知识。）
在后人看来，对古代迷信的批判，当然是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学术成果”之一。但在这份93年前的讲义本中，我们看到，古代迷信体系重要概念之一的 “阴阳五行”，并非真那么一无是处。胡适并没有武断地将这一概念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而是小心翼翼地将其中的“历时性”功用剥离出来，将这一看似僵死的“共 时性”符号重新唤醒。在他看来，中医正是将“阴阳五行”的概念活用于人体，并将其衍化为一种学术语言范式与理论体系；对这一概念的特定解码运作，使中医在 汉代成为系统的学问。
新发现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中）》讲义本，揭示了胡适对待中医的学术态度。 （肖伊绯 供图）
“历时性”的胡适
通过讲义本的上述内容，胡适早年对中医的系统研究及其学术评判渐次浮出水面。或许，我们还不能据此证明，胡适一生均持其28岁时在北大讲义本中的观 念；也不能据此说，这即是他对待中医的明确态度。但至少有一点可能揭示出来，胡适思想的先锋性，并不是以其对传统文化破坏程度为指标的；胡适对待中医的态 度，中性却非妥协，有批判也有认可，其“历时性”考察史料的眼光，有一针见血处，亦有融会贯通时。
至于胡适后来所患顽疾是否即是“糖尿病”；中医为其治愈的是“糖尿病”还是“肾脏炎”；胡适晚年的矢口否认是否又意味着其有某种不可告人的言不由衷 等等，所有这些考证背后的极端观念倾向，则实在是可以休矣。关于“胡适信不信中医？”“胡适支持还是反对中医？”这样的伪命题，也实在可以到此为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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