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学（psychiatry）是临床医学的一个分支。它是研究各种精神障碍的起病原因、致病机理、临床表现、病程转归，以及治疗和预防的一门科学。
精神障碍（mental disorder）是所有精神疾病的统称，泛指由各种因素造成的大脑功能失调，表现为感知、思维、注意、记忆、智能、情感以及意志行为等某个方面或几个方面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而且这些变化已经使患者的社会功能受损，其严重程度达到了需要医学和（或）心理学干预的地步。
精神病（psychosis）是指精神障碍中为数不多但情况较为严重的几类疾病，如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等。这些患者可能出现幻觉（hallucination）、妄想（delusion）、行为紊乱等较重的精神病性症状，故传统上称之为“重性”精神障碍。“轻性”与“重性”的主要区别在于：与正常的精神活动相比，前者一般是量上的差异，而后者往往是质上的不同。
精神卫生（mental health）又称心理卫生，是与生理卫生相对而言的。它的含义比精神病学更为广泛，不仅涉及如何防治各种精神障碍和心理行为问题，还研究如何维护心理健康、培养健全人格、增强社会功能、提高生活质量。
第二节 精神病学发展简史
历史证明，精神病学的发展不仅仅受到当时的医学科学水平的制约，而且也受到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
一、“精神病学”的起源
第一章绪论精神病学一词，源于希腊语，psyche即精神、灵魂，iatria则为治疗之意。古人认为有不依赖躯体的灵魂存在，灵魂可以生病，也可以受治。
大约在公元前5～4世纪，已有了朴素唯物主义的萌芽。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前460—前377)是科学医学的奠基人，也被尊崇为精神病学之父。他是一位唯物主义的哲学家。他认为脑是思维活动的器官，提出了精神病的体液病理学说。他认为人体内存在四种基本体液即血液、黏液、黄胆汁和黑胆汁，就像自然界存在的火、土、空气和水一样。四种体液平衡则为健康，如果其中某一种过多或过少，或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失衡，人就生病。比如抑郁症就是由于过多的黑胆汁进入脑内，破坏了脑的活动所引起的。
二、中世纪宗教和神学对精神病学发展的影响
公元3世纪后，古罗马文化逐渐衰落。中世纪的西欧医学已沦为宗教和神学的附庸，出现了严重的退步。精神病人被视为魔鬼附体，因而被送进寺院，用祷告、符咒、驱鬼等方法进行“治疗”。此期出现了许多研究魔鬼与精神症状关系的“专著”。中世纪末叶，精神病人的境遇更为凄惨，比如他们的躯体被烙铁烧炙，舌头被长针穿刺，理由是必须要用苦刑来驱除躲藏在他们躯体内部的魔鬼。美其名曰：惩罚其肉体，拯救其灵魂。
三、近代精神病学的发展
随着18世纪西方工业革命的兴起，科学有了很大的进步，医学也逐渐摆脱了宗教和神学的束缚。精神病人不再与魔鬼有关，精神病被看成是一种需要治疗的疾病。法国大革命后，皮内尔（P．Pinel，1745—1826）是第一个被任命当“疯人院”院长的医生。他去掉了精神病人身上的铁链和枷锁，把他们从终身囚禁的监狱生活中解放出来，把“疯人院”变成了医院。从而使医生有可能观察研究精神疾病的症状及变化，使当时法国的精神病学有了显著发展。随着基础医学，如大脑解剖学、生理和病理学的发展以及临床资料的积累，德国的格里辛格（Griesinger，1817—1868）在1845年发表了他的专著，得出了精神失常是一种脑病的结论。他还因此被后人尊称为现代精神病学的创始人。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期，在精神病学的发展史上也是一个重要的时期。德国的克雷佩林（E．Kraepelin，1856—1926）以临床观察为基础，认为精神病是一个有客观规律的生物学过程。丰富的经验和学识使他有勇气澄清当时一片混乱的精神病学问题，提出精神疾病可以分为若干类别，每一类别都有自己的病因、特征性的躯体和精神症状、典型的病程经过和病理解剖所见，以及与疾病本质相联系的转归。
20世纪以后，许多精神病学家分别从大脑解剖学、生理学和心理学等不同角度对精神病的病因、发病机理、临床表现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讨，以期阐明精神现象的实质，形成了精神病学中的各种学派。
四、现代精神病学概念的充实、延伸和发展
现代科学的发展导致了生物医学技术的不断革新，从而使我们对许多疾病的生物学问题有了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我们几乎可以用偏离正常的生物学变量来评估、判断、解释和说明各种疾病，因而生物医学模式便成了现代医学的金科玉律。疾病变成了一大堆数据的集合。遗憾的是，这种纯生物医学模式没有给疾病的社会心理方面留下太多的余地。作为疾病的载体──人本身被忽视了。为此，有识之士提出了医学模式应该向“生物—心理—社会”三合一的模式转变，这种新的医学模式，在精神病学中显得最恰当、最适用，也最需要。
同时，越来越多的人主张精神病学不仅要研究传统意义上的精神疾病，也要（或者是更要）关注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和行为问题；精神病学不仅要服务于精神病院之内，也要(或者是更要)着眼于全社会的心理健康。
于是有人用“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悄悄地替换了“精神病学”，也有人主张用“精神医学”（psychological medicine）一词取而代之。
总而言之，关注心理健康，尤其是关注大多数人的心理健康，已被越来越多的精神科医师担为己任，他们不再只是固守着精神病院的那方尺天寸地，也不仅仅只是囿守着那些哭笑无常、语无伦次的朋友们。他们有一种使命感，他们站得更高、看得更远、管得更宽。
实际上，这种改变不是好高骛远，更非舍本逐末。心理健康与精神疾病构成了人类精神活动的两极，而在两极之间的是占绝大多数的正常人。精神病学的泰斗雅斯贝斯（K．Jaspers，1883—1969) 曾经说过，研究极端是理解常态的钥匙。所以，从研究两极起步，而将服务全体作为最终目标。顾此不会失彼，充实只能提高。
第三节 精神病学的主要流派
由于精神活动的极端复杂性，对许多精神疾病的病因、病理机制至今尚无定论，因此出现了各种相关学说并存至今的局面。
一、描述性精神病学
对精神症状进行描述古来有之，但通常都很零散肤浅。以临床观察为基础，系统地描述了各种精神病的症状、病程和预后的人，首推克雷佩林。他第一次将早发性痴呆（dementia praecox）作为一个疾病单元来描述，并认为其中的青春痴呆、紧张症、妄想症，虽然表现不同，但同属一个疾病单元。躁狂症和抑郁症表现虽然完全相反，但本质上亦同属一个疾病单元。克雷佩林认为早发性痴呆是慢性病，易恶化与退化；躁狂抑郁症是急性病，可复原。克雷佩林观察入微、描述清晰。他尽量避免假设和推测，而采用自然科学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精神疾病。他强调，精神病学家不应只注重个别症状的观察，也不应只注重疾病横断面的描述，更应注重疾病的发展过程和结局。克雷佩林对精神病学最主要的贡献是其分类学系统。他提倡的以坚实的临床事实为基础，至今仍然是精神疾病分类系统的原则之一。
布洛伊勒（E．Bleuler，1857—1939）非常尊重克雷佩林对早发性痴呆的研究成果，他首先使用了“精神分裂症”一词。他根据自己的观察，描述了精神分裂症的原发症状和附加症状，认为思维不连贯（incoherence）、思维松弛（looseness of association）、自闭症（autism）、矛盾意向（ambivalence）等属精神分裂症的原发症状。
雅斯贝斯是另一位著名的描述性精神病学的代表人物。他首先提出，原发性妄想和继发性妄想是性质不同的两类病理现象。雅斯贝斯对心因性反应的描述至今仍有实用价值，他提出心因性反应必须符合三点：（1）反应的起源是某种生活体验；（2）反应与作为起源的生活体验之间存在着可以理解的关系；（3）反应有自然恢复的趋势。雅斯贝斯对于人格的描述也是非常详尽生动的，尤其是对癔症人格的描述，历来被视为经典。
施奈德（Schneider）对精神分裂症特征性症状有独到的观察和精辟的描述，提出了著名的精神分裂症的首级症状。这些症状是：思维鸣响（thought echo）、争论性幻听、评论性幻听、躯体被动体验、思维被夺、思维插入（thought insertion）、思维被扩散、妄想知觉以及被强加的情感、冲动、意志等。他认为，这些症状对于诊断精神分裂症具有特殊的意义。
迈尔-格罗斯（Mayer-Gross）的《临床精神病学教科书》在精神病学界很有影响，也曾译成中文。他对精神分裂症的临床表现、躁狂抑郁症的易激惹症状以及对梦幻状态，都有很精彩的描述。
实际上，上述精神病学家的学术观点不尽相同，有的甚至分歧甚大，但他们都注重描述这一方法。他们的主要贡献就是对许多症状和综合征进行了精彩的描述，对许多相似而实不相同的精神病理现象作了细致的鉴别。描述性精神病学一直是欧洲精神病学的主流，而且对整个现代精神病学仍有巨大影响，就连更新最快的美国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简称DSM)，也大量采用了描述性的方法，刻意避免滥用病因学的术语。
二、动力精神病学
动力精神病学（dynamic psychiatry），即强调人的意识活动内部各种力量矛盾运动的学说。对立、冲突的概念贯穿这一学说的各个部分。最基本的对立是人在本质上的二元属性的对立，即作为生物学的人与作为社会学的人的对立。
动力精神病学由弗洛伊德（S．Freud，1856—1939）首创，它建立在精神分析的理论之上，所以又称为精神分析学派（psychoanalytic school）。
动力精神病学遵循精神决定论的原则，认为人的一切思维、情感和行为都有其内在的原因。口误、笔误、记忆错误这些日常生活中的心理现象好像是偶然的，其实都有在意识层面上不能自我觉察的动机。另外，动力精神病学还认为人的精神活动尤其是情感活动也是能量活动，也遵循能量守恒的原则。如果积蓄的能量没有正常的发泄渠道，这些能量并不消失也不减弱，它会顽强地以另一种形式改头换面地表现自己，比如形成神经症（neuroses）的各种症状。弗洛伊德有一个比喻：一条河分流两条，一条被堵塞，另一条就会泛滥。
动力精神病学的基本理论有四种：（1）意识和无意识理论；（2）人格结构理论；（3）本能的理论；（4）心理防御机制。
三、精神生物学派
精神生物学（psychobiology）派的代表人物是阿道夫·迈耶（Adolf Meyer，1866—1950）。他结合了心理学和生物学的双重观点，有别于当时其他的学派。精神生物学派主要观点如下。
1.进化论的观点。一切生物都是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进化而来。人体大脑皮质的结构及其功能是进化的产物，是进化的最高水平，但人类同时又保留着较低级的神经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当高一级水平的功能受到损害时，所辖低一级水平的功能就因脱抑制而突出化了。
2.整合的观点。人虽是由各种器官组成的，但人体的功能不是各个器官功能简单的相加。在活体上，器官并不是在单独工作，所有的器官都在神经系统的支配下作为一个整体在行使功能。所以，器官的功能不能仅仅以单一的、离体器官的实验结果来解释。人类的精神活动极为复杂，更无法为每一种精神活动进行简单的机械的器官定位。
3.强调社会文化的观点。迈耶强调，研究精神疾病不应该脱离患者所在的社会环境。他认为，许多精神疾病都与社会因素有关，有时候文化背景比精神症状更为重要。他还倡导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精神疾病，并发现某些种族与某些精神疾病的特殊关系。虽然他也经常提到人格，实际上他更倾向于环境决定论，他认为人的行为和精神疾病都是一种反应形式。
四、行为医学派
行为医学（behavior medicine）的产生完全基于实验心理学的成果。行为医学者对传统的心理学，尤其是精神分析学说持严厉的批判态度。他们认为把变幻莫测的心理活动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是一个根本错误，因为所谓意识、潜意识等心理活动不能直接地被观察、被测量、被记录，这样容易造成解释上的随意性和多样性。而行为是外显的、客观的，并且可以被测量和记录，因而行为才应该是研究的主要内容。
行为医学是由很多研究者不约而同地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他们依据各自的研究提出了各自的学说，如巴甫洛夫（И．П．Павлов，1849—1936）的条件反射学说、华生（J．B．Watson,1878—1958）的学习理论、桑代克（E．L．Thorndike,1874—1949）的强化理论以及斯金纳（B．F．Skinner,1904—1990）的操作性条件反射。行为医学各个派别的共识是：人的行为主要受外部环境的影响，是对环境中各种刺激的针对性反应。因此，人类所有的行为，不论是正常行为或是病态行为，都是通过学习获得的。学习获得的行为，自然也可以通过重新学习予以削弱或消除。根据这一理论，行为医学家们创建了许多消除病态行为的方法，如系统脱敏疗法、冲击疗法、厌恶疗法、阳性强化法等。
行为医学不但研究行为形成的各种模式及其消长规律，也特别关注与人类心身健康有关联的某些行为，如攻击行为、自杀行为、成瘾行为、冒险行为、赌博行为、禁欲行为、纵欲行为、迷信行为以及很多社会适应不良行为。
第四节 精神病学的发展现状
一、临床精神病学方面
（一）诊断标准
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精神疾病的诊断是没有一个公认的标准的。诊断主要是根据患者的临床表象和医生自身的临床经验作出的，随意性和可变性都很大，因而诊断的不一致性在精神科医生之间是一个司空见惯的现象。
1972年，美国华盛顿大学的精神科医师费纳（Feighner）制定了第一个操作性较强的精神分裂症的诊断标准。此后美国的DSM、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简称WHO)的精神和行为障碍的国际疾病分类（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Classification of Mental and Beha-vioral Disorders,简称ICD）及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Chinese Classification and Diagnostic Criteria of Mental Disorder,简称CCMD）均制定了较全面的精神疾病的诊断标准，尽管不同系统的分类理论和诊断标准不尽相同，也尽管每个系统的诊断标准都还很有必要进行不断的完善和修订，但是，诊断标准为消除医生之间、学派之间的诊断分歧功莫大焉，对精神病学的临床和研究工作是一个划时代的进步。
（二）评定量表
观察个体的情绪、行为等临床表现，并将此印象数量化，称做评估。用于评估的标准化程序的版本就叫做量表。几乎在制定诊断标准的同时，精神疾病的评估量表也用于精神科的临床工作和基础研究。
这种方法不是现场观察的直接记录，也不是用文字去描述被观察者的行为，而是根据心理测量学的方法由评估者个人的判断来评估被观察者的行为。这样使精神病理现象的记录更加规范、快速和简便，使临床观察或临床研究更具有客观性、可比性和可重复性。
（三）治疗手段的进步
可供选择的精神药物不断增多，药物的毒副作用不断减轻，服用的方法有所简化，如从经典的抗精神病药物到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从三环类抗抑郁剂(tricyclic antidepressants,简称TCAs)到选择性5-羟色胺（5-HT）受体回收阻滞剂及其他不同机制的抗抑郁剂，从依赖性较强的抗焦虑药物到依赖性较弱的抗焦虑剂。
非药物的治疗手段也有进步，如心理治疗的广泛运用，生活技能训练等方法的引入，改良的电抽搐治疗(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简称ECT)。
二、生物学研究
(一)精神障碍的神经生化研究
近年来，由于新技术的应用，神经科学对神经细胞形态、神经突触、突触膜和受体的结构和功能进行了大量研究。神经生化的主要研究成果之一，是揭示了大脑神经元是以特殊的化学物质为媒介，在神经突触部位，通过与受体的结合，将兴奋或抑制性冲动或信息，从上一个神经元传递至下一个神经元。这些特殊的化学物质即中枢神经递质。不同神经元，由不同的神经递质传递信息，司不同的功能。如乙酰胆碱（Ach）、去甲肾上腺素（NE）、多巴胺（DA）、5-HT、γ-氨基丁酸（GABA）等。若其合成、储存、释放或降解的某个环节受到干扰，或受体功能的变化，便可能导致相应的神经精神功能异常。这些研究揭露了某些神经精神障碍的生化基础，并为临床诊治开辟了新的领域。
(二)精神药理学的研究
由于神经科学和分子生物学技术的进展，推动了精神药理学的迅速发展。传统的抗精神病药氯丙嗪、抗抑郁药异烟肼，最初被发现是具有偶然性和经验性的。在研究这些药物作用机制的过程中，才发现这些药物主要是通过影响脑内神经元突触间单胺类神经递质(NE、5-HT和DA)的功能而发挥作用的。
DNA重组技术在体外得以进行，使药物与受体相结合部位的分子结构能够得以进一步阐明，可分出不同受体亚型。当前精神药物的作用机理研究已经深入到信号传递（signal transduction）和基因表达的水平，以期进一步探讨精神药物的神经生化作用机制。精神药理的研究不仅指导了新药的合成，也推动了精神疾病生化机理的理论研究。如有的研究工作者根据抗精神病药物主要通过DA受体的阻滞而发挥治疗作用，提出了精神分裂症的DA功能亢进假说；根据抗抑郁药物有提高受体部位5-HT和NE活性的药理作用，从而提出了抑郁症的5-HT和NE功能低下的假说等。
(三)精神疾病的分子遗传学研究
遗传流行病学的调查资料表明，某些精神疾病，如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简称AD）、精神分裂症、情感障碍等有明显家族聚集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分子遗传学的技术和理论在精神病领域的应用相当活跃，已发现一些相关基因。如对家族性AD的研究，已发现四种相关基因。AD病人脑内淀粉样蛋白的前体（amyloid protein precursor，简称APP）基因定位于21号染色体（1991）。以后发现早发性家族性AD基因定位在14号染色体，又称早老蛋白1（presenilin 1，简称PS1），并发现了早老蛋白2（presenilin 2，简称PS2）基因，位于1号染色体。继之又发现位于19号染色体的载脂蛋白等位基因（APOEε4）与晚发性AD的发生有联系。这方面的研究正在深入进行中。
有人用分子遗传学的方法寻找精神分裂症的易感基因。1988年，英国的谢灵顿（Sherrington）用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restriction fragment length polymorphism，简称RFLP）方法研究英国的两个家系，报道本病与位于5号染色体的两个基因标志（genetic markers）有连锁。此后已进行了大量研究工作。但不同研究者在高发家系样本中发现的易感基因分歧较大，有十余种之多。同时亦发现精神分裂症和双相情感障碍的易感基因有重叠之处，说明本病分子遗传学的复杂性。多数学者认为精神分裂症是多基因遗传，是若干基因累加的作用。
（四）应激的基础研究
应激的主要效应器官是神经内分泌系统的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激素（corticotrophin-releasing hormone，简称CRH）和蓝斑去甲肾上腺素（locus ceruleans-noradrenalin，简称LC-NE）系统。人体内分泌系统的功能受下丘脑和垂体所分泌的因子控制，对精神刺激十分敏感。机体处于应激状态时，通过下丘脑促进CRH的分泌，通过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素（HPA）轴激活肾上腺皮质功能，使血浆皮质醇激素水平上升，后者对某些免疫细胞起抑制作用，这是应激抑制免疫功能的主要途径之一。
应激引起的第二类神经内分泌变化，是通过激活肾上腺髓质的功能，使血浆中的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浓度上升。
应激的研究不仅有利于我们对精神疾病病因的深入理解，也推动了心身疾病的研究。大量的临床观察和研究说明，心理和社会因素在某些躯体疾病的发生、发展和结局中起着重要作用。
三、社会学研究
（一）精神疾病的流行病学调查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社会学家的参与，社会文化和环境因素对精神疾病发生的影响日益受到重视。公共卫生学研究慢性疾病的流行病学的调查方法和技术开始应用于精神病学，作为研究社会因素对精神疾病发生影响的手段。
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的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Dohrenwend,et al．,1982,1992）：第一阶段是从20世纪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利用病历资料和重要知情人来确定病例；第二阶段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末，通过对社区样本的全部对象直接交谈确定病例；第三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改进了抽样方法，建立了有足够信度和效度的病例筛查工具、统一的分类和诊断标准，并采用了标准化的精神状况检查工具，提高了调查资料的可比性和科学性，对精神病学的研究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社会心理因素与健康
现代人生活在极其复杂的生态、社会和文化环境中，其精神状态和行为不仅受到自身生物学规律的制约，而且受到外界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调控。这方面的研究逐渐增多，目前至少已在以下两个方面基本形成共识。
一方面，社会、文化、心理因素不仅在个体心理和行为的正常发育中发生影响，也在精神疾病的发生、表现和转归中发挥作用。跨文化的研究还发现，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中，人们对精神疾病的认识态度、求助行为和治疗方法不尽相同，结局自然也有不同。
另一方面，心理因素在人类调节自己和适应环境的功能活动中有很大的能动作用。人体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哪怕是极其恶劣的环境）的适应过程不完全是被动的，或不总是被动的。可以通过认识过程或行为操作作出一些主动的适应性努力。如果得法，不仅可以改变对环境因素的评价，继而改变这些因素对个体影响的程度甚至性质，还可以维护心理的平衡、提高心理和生理的免疫力，继而增强个体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因此能达到这一目标的心理辅导、心理咨询、心理治疗、危机干预、生活技能训练等，眼下已成百花争艳的局面。
（三）精神疾病服务机构的变革
旧式以监管为主、与社会隔绝的精神病服务机构已在改变。社会精神病学家致力于社会生活环境对病人精神活动影响的研究，发现长期生活在与世隔绝的环境中的病人，精神活动容易衰退，说明社会心理因素对健康精神活动的重要性。由此推动了精神病院的管理模式的改革，从庞大的、严格的集中管理开始向分散的、宽松的社区和综合医院转移。开放性管理、庭院式病房、日托夜归等多种形式的精神卫生服务机构，为病人早日回归社会创造了条件。
（四）社会科学概念的引进
社会科学，特别是人类学、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工作者参与精神病学的实践和研究，使社会文化、心理社会因素对精神疾病、心理和行为问题的发生发展的影响日益受到重视。一些社会科学的概念也不断被引进，如“疾病谱”和“死亡谱”。根据WHO、世界银行和哈佛大学对全球疾病负担的调查，采用残疾调整生存年（disability adjusted life year, 简称DALY）这一新指标来衡量某种疾病造成的负担，指出神经精神疾病在DALY中所占的比例近20年来明显上升，如1990年为10．5％，1998年为11．5％，推算2020年将上升到14．5％。
已有的研究成果似乎表明：精神病理现象并不只是大脑一个或几个区域的功能失调，而且涉及与认知过程有关的数个不同区域的整合功能。按照此观点，神经生物学的研究应当去探讨有关脑区间复杂的相互作用的动力学情况。
精神药物并非简单地直接地作用于某一特异性受体而影响中枢神经系统，而很可能是：药物通过调节广泛分布在大脑皮层和皮层下区域的神经通路的联系而发挥作用。
精神和物质的转换关系、转换形式和转换过程至今仍属于“暗箱操作”，如幻觉、妄想等精神症状的物质基础，精神应激致病的中介因素，心理治疗的生理机制，心身疾病的病理机制等，都有待探索。精神活动的物质载体和运动形式之谜至今尚未破译，尤其是其关键环节和核心内容。
精神病学的未知问题很多，从宏观上对精神疾病本质的认识到微观上对某种疾病的诊断和处理都很有必要加深探索和研究。
一、目前的重点、难点和热点
(一)精神病理学过分简单化
研究精神疾病的病因和发病机制是当前和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的热门课题。具体疾病的前沿问题可读本书的相关章节，但总体来看，精神疾病病理学机制的过分简单化思维是阻碍本学科迅速发展的瓶颈。
由于近百年来生物医学巨大的进步，使人们觉得彻底认识和控制疾病的美好前景似乎为期不远。这种海市蜃楼式的幻觉和急功近利的欲望使得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自信，对疾病的本质往往强烈地倾向寻求单一化的解释，对疾病的发生往往强烈地倾向寻求单一的原因，而对多元化解释和多因素致病的观点不以为然甚至嗤之以鼻。这种简单思维使得我们对本来就知之不多、极其复杂的精神疾病更难明真相、难究其因。最新的精神分裂症家系连锁研究还在继续证实和强化着这种简单的“逻辑推理”。所谓基因组扫描的连锁方法，确实能有效地绘制出由主效应基因导致的罕见的遗传疾病的相关基因位点，但对绘制参与复杂遗传疾病的、病理效应较小的多个基因，其效力就非常有限了。这就使得不同的家系之间、不同的研究之间，很难得到可以重复的结果。
精神分裂症，也许所有的精神疾病，是多基因疾病，有着复杂的遗传体系，如位点和等位基因的异质性（即存在多个基因和一个基因的DNA序列存在一个以上的变异）、上位性（即基因间无积累的相互作用）、多效性（即同一等位基因的表型多种多样，以及不完全外显和环境修饰）等。这种极端的复杂性意味着：临床诊断和某一基因型的相关程度很弱很弱。也就是说，以特定的等位基因或基因型来预测临床诊断的可能性很小。
是不是可以得出这样的深刻印象：遗传是导致精神分裂症及很多精神疾病易感性的重要因素，但其遗传风险并不是简单地服从孟德尔方式，而更可能是在多基因和环境因素共同作用下使然。
（二）诊断的敏感性、有效性尚需改善
精神现象很难用现有的、科学界常用的方法记录和估量。因此，基本上是依赖临床观察而作出的精神疾病的诊断，就不可避免地容易出现分歧。诊断标准的出现是精神病学的重大进步，诊断的信度已大幅度提高。但诊断标准的制定缺乏可供参照的“金标准”，往往是由众多的专家们综合不同学派的观点，并达成共识后制定而成的，标准本身就是折中的产物，具有很大的可讨论性，因而留下了不确定性的空间。
同时，诊断标准条目的制定突出了统一性、可辨认性和可操作性，对那些有争议的、辨认模糊的临床现象或操作困难的诊断条目都只能舍弃。因此，诊断标准实际上是建立在部分信息基础上的，不是全息诊断。顾此难免失彼，信度的提高是以牺牲效度为代价的。
目前亟须解决的是，能否寻找到一些有效的指标把一种精神疾病同另一种精神疾病区别开来；能否较少地依赖“排除法”，独立地诊断出“功能性”精神疾病，而不是躯体疾病或脑器质性疾病“继发”的精神症状。
（三）如何减少治疗方法的试探性和危险性
精神疾病病因复杂、种类多样，而治疗方法却相对简单，尚不丰富。
治疗精神疾病的主要方法之一是药物治疗，但精神药物的选用、剂量的大小、疗程的长短，往往要在不断的试探中摸索和修正。原因有三：病人的个体差异很大；医生的观点、经验和习惯不同；药物缺乏明确的治疗指征。期望有可供参考的科学指标以提高用药的目的性、准确性和结果的预测性。
另外，药物治疗和电抽搐治疗均有较大的风险。大部分服药的患者都会出现明显的药物不良反应，这使患者对医嘱的依从性大打折扣。而且少数患者还可能会出现肯定有风险却不一定有疗效的情况。
心理治疗的疗效太受治疗者个人的水平、声望乃至心境的影响。大多数心理治疗的技巧和要领不易掌握，故常常是起效慢、疗程长。期望有简单易行且行之有效的心理治疗。
二、 解决问题的思路
（一）专业化与大众化相结合
研究精神疾病的根本目的是预防和治疗精神疾病。精神科从业人员的专业化与精神卫生知识普及的大众化相结合是防治精神病的必由之路。
（二）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
整合与分解是辩证统一的。纯生物医学模式导致现代主流医学的研究思路是不断地分解，个体—器官—细胞—分子，乃至更细微的结构。它使我们对许多疾病的本质认识不断加深。可以设想，物质的分解可以无穷尽，如果能把某种物质分解到最简单的构成形式时，也是物质和物质之间的区别最小的时候。如果不把它们还原到物质的本来状态，这种研究也就有悖初衷，失去了它本来的意义。例如，如果复杂的思维、情绪都可以用最简单的元素来表示，怎么能体现丰富多彩的精神活动呢？所以，除了分解之外，还一定要还原，一定要整合，一定要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
（三）多学科相结合的研究
精神现象无所不及，所以精神病学定会涉及许多学科，包括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甚至与宗教、艺术也不无关联。仅仅着眼于精神病学本学科的研究，一叶蔽目，不见泰山，单科独进，难有大的突破。所以联合相关学科的跨学科研究非常重要。
尤其是要及时地了解科学界最新的动向和进展，要创造性地把最新的科学成果(不论是思想、方法、技术或材料)结合到精神病学的研究中来，才能使精神病学的研究跟上现代科学发展的潮流，不至于夜郎自大、故步自封。
（张亚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