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国人富起来了，到美国看病、治疗的国人也越来越多。美国的医院，无疑代表了世界医学的最高水平:顶尖的诊断技术设备，先进的治疗方法，最好的药品，还有经过多年严格培训才能上岗的医生。
美国有很多好医生。在美国取得医生资格的来自中国的医生们，更是一群妙手仁心，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
然而，美国天使医生的队伍里也混杂着不少蒙古大夫。不幸碰上了，就是噩梦一场。
美国的医生，有一点值得点赞：不管水平如何，对待病人的态度，绝对好比是人间四月天；不，四月在俺这旮瘩还冷了点，应该是人间五月天。
我是一个脑癌患者，早在2010年底就出现病症，却被一群庸医耽误，拖到2017年才诊断出脑瘤。手术之后，又差点遭受庸医蒙古手断的折磨。
这一辈子，走过许多地方的路，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地方的景，生了这一场病，却在医疗水平先进的美国，于成群好医生中，遇上了占少数的一群庸医。可能是我没有选择医生的经验，也可能是他们就在那里。
长达七年的时间里，一路由庸医们春风化雨般陪伴着，一步一个坑的走过来，受了多年的苦，吃了多年不该吃的药，个中滋味，馨竹难书。虽然早已释怀，却仍然想写下来，记录那段经历，那段万物美好，我却不在其中的岁月。
虽说窥一斑而见全豹，观滴水可知沧海；然而我的遭遇，并不代表整个美国医生的整体，只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有瑕疵。大家就医时一定睁大眼睛，查看医生的背景。
我所在的大学城有州立大学医学院的附属医院和一个地方私立医院两个主要大医院。两个医院是旗鼓相当的竞争对手。
为避免实习医生的打扰，我家选择了地方医院，因为是私立医院，所以收费较贵。
误把癫痫当抑郁的家庭医生
自2010年下半年开始，我心里时不时有难以名状的奇怪且难受的感觉。这种难受的感觉常常在不经意间就会突然袭来，转瞬又消失了。一天发生几次到几十次不等。我很害怕这种感觉，想防备却无从下手。每天都紧张地时刻准备着，然而感觉袭来时我却束手无策，只能默默地忍受。
没过多久，情绪也不对了：我可以坐在那里控制不住地哭上一个下午，心里有说不出的忧伤。然而作为一个开朗的女子，我其实没有可忧伤的东西。我本不是一个多愁善感，悲春伤秋的人，也没有山河岁月空惆怅的情怀。这莫名的忧伤，不知来自何处。
接着又出现一个症状：看东西时，这个东西会瞬间改变形状然后又恢复正常，而且那一瞬间伴随着的又是那种说不出的难受感觉。我真是宁可被戳上一刀，忍受纯粹清楚的痛，也不愿经受那种痛苦莫明的感觉。如果有地狱，那感觉就好比去地狱走了一遭。
实际上，这些都算是癫痫小发作的症状。原因是颅内肿瘤压迫神经，导致大脑异常放电，引发各种奇奇怪怪心情和感觉。
尽管我被这些症状搞得极度崩溃，然而外人却完全看不出来，因为我表面看起来与常人无异。有时看我在与人谈笑风声，其实没准正忍受着这突然袭来的难受感觉。
于是我去看了家庭医生。她认为是抑郁症，并给我开了抗抑郁的药。我吃了大概一周后，没有任何帮助，也就不再吃了。
这些症状一直持续到2011年中，又出现食欲不振等其他症状，而且体重急剧下降，一个月瘦了20磅，平生第一次有了骨感。再次去见家庭医生，她也说不出所以然。因为体重降得厉害，她认为可能是癌症或者糖尿病，于是送我去做此方面的各种检查，结果一切指标正常。
2011年6月份，夜间睡眠中我突然身体抽搐，抽搐完自己还起床梦游了一把，梦游完了又回到床上倒头睡下，对先生的呼叫毫无反应。因为这一切都是在睡眠中发生，第二天醒来除了觉得疲劳外，其他啥都不知道。倒是这午夜惊魂把先生惊醒，看得目瞪口呆，吓得够呛。
第一次发作后先生认为我是做了噩梦。接下来有了第二，三次后，傻子也知道这不是做噩梦了。先生上网查询，作出了癫痫的结论。他将自己的意见告诉了家庭医生。
没想到，庸医十分不屑！我现在还清楚的记得家庭医生当时的表情和所说的话 “癫痫？不可能，癫痫会倒地抽搐十几分钟，她才一两分钟，肯定不是癫痫。”
真不知道哪本医学教科书告诉她一定要抽搐十几分钟以上才是癫痫。我先生，一个医学门外汉通过网上查资料都做出癫痫的结论，一个经过多年医学训练的医生却无法判断。可悲乎？可悲也！
不是癫痫！这个结论，我当然乐意听。癫痫发病时可能丑态百出，名声不好，我可不愿意往癫痫病人的队伍里钻。
虽然不认为是癫痫，但家庭医生还是送我去做了24小时的脑电波测试。然而，测试并没有发现明显的脑电波异常，这更坚定了她的结论。
这之后，我又在夜间发作过两次。再次去见家庭医生，她依然不认为是癫痫，只是告诉我，再次发作时，打911，送去医院检查，也许能查出什么。
于是，在2011年11月份半夜再次发病后，先生打911把我送到了私立医院。
在住院的3天里，我头上带着电极，仪器时刻监控着脑电波，终于捕捉到了异常放电信号。于是，医院神经内科的专科医生确定我患了癫痫。
病确定了，下一步要明确病因。先是做了脑部MRI（核磁共振）排查肿瘤。片子出来了，放射科医师研读后，结论是脑部一切正常，没有发现肿瘤。
于是我又被送去做脊髓穿刺检查，看是否有颅内感染，结论依然是一切正常。
检查结果一切正常，我却不正常。
抽完脊髓后，我在床上躺了一周，不能直立；坐或站，头都天晕地转，疼痛异常。卧床一周后，这个脊髓穿刺后遗症才慢慢消除。
6年后，为我做脑瘤切除手术的外科医生重新读2011年所拍的MRI片子时，一眼就看到了片子上的肿瘤，并且告诉我，肿瘤影像很清晰。
为了验证他所说的，我又把片子拿去给大学的附属医院其他神经内科医生看，大家都清楚的看到了肿瘤。
而且肿瘤在6年时间里，并没有长大，始终保持着不到2公分的大小。
一个放射科专业读片医生，却没发现片子上的肿瘤？他不是庸医，谁是庸医？
不负责任的专科庸医
一般情况下，放射科医生读完片，给出报告后，专科医生仍然会亲自看一下病人的片子。这样，即使是放射科医生漏诊，没发现肿瘤，专科医生还是会把第二道关，发现肿瘤。
然而，我又不幸遇上了一位既不负责，水平也差的神经内科庸医，他自然也没发现肿瘤。
当我询问他为啥找不到癫痫病因，他微笑着，耸耸肩，风趣地告诉我：有些病就是没有原因，或许只有上帝才知道是啥原因。
2011年底到2013年，我每半年见他一次。每次见他，就做一些最简单的，如转转眼珠，抬抬手脚的检查。
因为服用了抗癫痫的药，不再有癫痫大发作了。
2014年开始就一年见他一次。2015和2016年，他干脆不见我，只派出护士见我。
我每次都告诉他或者护士，我依然有难受莫名的感觉，他们认真地听了，但建议和处理意见是没有的。
在6年多时间里，这位专科庸医没有再让我做过任何检查，也没有根据症状对药物作出任何调整。
服抗癫痫药后，不再有癫痫大发作，但难受的感觉依然存在，一天至少十多次。
虽然我服用的是最先进的抗癫痫药，但由于其机制是抑制神经兴奋，其副作用也是蛮大的，很摧残人。每次回国，我妈总说，你看起来好憔悴，老得好快。
2016年，我又出现一个新的症状：“失神”。
与人交谈时我会突然停住，对外界的一切失去反应。别人叫我，我听不见，也没有任何反应。
每次“失神”持续从几十秒到2分钟不等，失神时，我对外界没有反应，但内心却是清楚明白的，伴随的又是那种难受的感觉。
我把这个新症状也报告给了专科庸医，他仍然无所作为。
那段岁月，就像走在长长的，憋屈的黑暗隧道中，既看不到光明，又充满着恐惧战惊，不敢往前走，但又不能停下。
那段日子，我甚至不盼望明天，常常想如果明天早晨不再醒来该多好；或者幻想有见义勇为的机会，我去救人，人救出来了，自己也顺便挂了，这样就解脱了。
在我看来，能够喊出来，呻吟出来的病痛，都算不上最痛苦。
最痛苦的莫过于你在痛苦，却说不出来；别人既看不见，也不能理解。
难过时，我就读圣经，抄写圣经。靠神的力量，信仰的力量来托住自己。
我尽量让自己从容淡定的坚强。为了我的家人，我幼小的孩子，我得活着。
本来以为今生今世就这样惨淡渡过了。然而一切都有神的美好安排。
2016年底，一位国内中山医科大学毕业的神经内科周姓女医生来到了大学医院。她是好友的师姐，于是，六年来我第一次想到了要换医生看看。
周医生立即接收了我，并调看了我以前的病历。
现在还记得周医生看到我那简单得可怜的病历时的气愤和难以置信：“这么多年，你竟然没做过任何检查？你没再照过MRI，没做过血检，没检查过药物对你有何副作用，没调整过药量，你的医生在做什么？”
我懵了！这当头棒喝，让我第一次知道，我以前遭遇的医生是多么的不堪，而我竟傻傻的信了他6年。
随即周医生就让我复查头部MRI，那个躲藏了7年的肿瘤，这次被揪出来了。
马上，我被转到了大学医院的神经外科。
这次不敢掉以轻心，先生上网查询了解相关神经外科医生的资历背景，避免再遇上庸医。
我们还咨询了医院里熟识的中国医生，最后把手术交在神经外科主任的手中。
他是一位条理清晰，经验丰富，判断准确，技术高超的大牛，很快安排手术，切除了肿瘤。
用大炮打蚊子的肿瘤科庸医
手术后，活检的结果很快就出来了。 很不幸，肿瘤不是我自己到处宣称的良性，而是恶性的。
这意味着，我是一个癌症患者。于是我又被转到了大学的癌症中心。
先见了放疗医生，第一次见面，他就拿出一篇打印好的科研文章，引经据典地告诉我: 根据最新的研究表明，这种脑癌，手术后如果做放疗，10年存活率可以提高32%。
他让我立即着手放疗。而那时候我手术还不到一个月，头部伤口都还没有完全愈合呢。
接着又见了化疗医生，初次见面，他的住院医助理就拿出了治疗方案。然后，他再款款登场，鼓励了我一番，让我尽早开始化疗。
事后我把化疗方案给其他医院的专科医生看，才得知其方案是目前最狠的化疗方案。
然而对于我这种肿瘤已经切除得很干净的病人，即使做化疗，也只需采用较温和的方案足矣。
如果一只蚊子停在人身上，打死这只蚊子，只需轻轻拍一巴掌就行了。然而这位医生，却动用了一门大炮，蚊子打死没有，不确定，因为炮弹不一定打得着蚊子。但确定的是，人要被打个半死了。
不管病人的病情，直接上最狠的方案，是一切庸医的蒙古手段。
疗效怎样，天知道，但于医生而言是最保险的。病人不幸死了，死个癌症病人，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病人侥幸挺过来了，则是自己医术好。
医生好友推荐了全美排名前十的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脑肿瘤医生，也是一位中国女医生，温婉知性的白衣天使。
医生让我再次做了头部MRI，在确定肿瘤切除很干净的情况下，建议我不做任何放化疗。
“放化疗对你有多大帮助，作为医生，我不确定，但对你身体有多大的伤害，我很清楚。”
医者，父母心也。
于是我没做放疗化疗, 也没吃任何药物。手术后不久我就重返职场。
手术做完后，难受的感觉再也没有了。
什么叫”得自由释放“？我是深刻的体会到了。
癫痫像个恶魔控制了我7年，肿瘤去掉后，这个恶魔再也没有施虐的权柄了。
记得手术第二天我醒来后，忐忑不安地等待着，终于，多年来第一次迎来了没有难受感觉的一天；第二天，也没有难受感觉。
我欢呼跳跃，那份喜乐，难以言表！ 我自由了！解放区的天，从此是明朗的天！苦尽甘来，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
然而癌症是否从此离开我，不再回来？我不知道，也不去想，生命在神手里！我自己过好每一天就是。
回过头去看看这7年因为遇医不淑而吃过的苦，受过的罪，没有怨恨，也没有悲戚，只是不明白为什么，但我深信，一切都有神的美意！
如今近两年过去了，一切安好。万物美好，我又回到其中！
看着院子里青青的树木，绿绿的草地，红彤彤的花朵，生命，很美好！
活着，很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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