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承鲁（1923年5月17日－2006年11月23日）祖籍江苏无锡，生于青岛，国际著名生物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前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所长。
1947年8月，邹承鲁在去英国的船上
李四光和妻子许淑彬在剑桥参加女儿李林与邹承鲁的婚礼
邹承鲁1923年出生于青岛。1935年，就读于长沙雅礼 (Yale) 中学。1941年，邹承鲁高中毕业于重庆南开中学，同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化学系。1945年毕业后，他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得到了庚子赔款公费出国留学的机会。
1946年，他进入了英国剑桥大学，从师于著名生物化学家凯林教授，从事呼吸链酶研究。在研究生期间，他单独署名的论文在英国《自然》杂志发表。[1]
1951年，他在获得了英国剑桥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学位后立即回国，开始在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理生化研究所工作。
1958年，他与年轻的同事们参与了人工全合成牛胰岛素的工作，负责A、B链的拆分和重组，并于1965年取得成功。
20世纪60年代，他建立了“邹氏公式”和“邹氏做图法”，后为国际上多种教科书详细介绍。
1970年，邹承鲁调到北京，开始在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工作，并发表了文革后中国科学家在《自然》上的第一篇论文。[来源请求]
1978年至1993年，他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993年至1997年当选全国政协常委。
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后称院士）。[来源请求] 邹承鲁曾经担任国内外一些著名科学期刊的编委。1981年─1982年，他应聘担任美国哈佛大学访问教授。1986年─1990年间，他曾分期担任美国国立健康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邹承鲁还致力于越过政治障碍，促进海峡两岸科学界同行进行学术交流、参加学术组织和学术交流。
2006年11月23日5时22分，邹承鲁因癌症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主要贡献
- 世界首次人工全合成结晶牛胰岛素（多单位协作，邹承鲁为突出贡献者之一）
- 蛋白质必需基团的化学修饰和酶活性丧失的定量关系工作（公式及方法分别被称“邹氏公式”、“邹氏作图法”）
- 1958年，他参与发起人工合成胰岛素工作，负责胰岛素A、B链的拆合。他和他年轻的同事们成功地完成的这项工作确定了胰岛素全合成的路线，为中国科学家最早完成人工合成胰岛素做出了重大贡献。工作集体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和香港求是基金会“杰出科技成就集体奖”。
- 为揭示胰岛素A、B链拆合成功的内因，邹承鲁开展了胰岛素A、B链相互作用的深入研究。阐明了A链和B链本身已经具有一定的空间结构，并含有形成天然胰岛素分子正确结构的全部信息，因此能在溶液中折叠而形成正确共价连接的活性分子。对国外科书中有关提法进行了补充和完善。研究成果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捍卫真理
邹承鲁本人一生坚决反对学术造假、学术腐败，追求真理、实事求是。为了维护科学尊严，反对不正之风，他曾经在杂志和报刊上撰文40余篇。
邹承鲁对科学家应该是什么样的人有过一个说法，他认为：“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即便由于种种原因不能戳穿假话，或者无法说出真话，或者可以选择不说话，但至少要做到不说假话，不主动用假话去邀功请赏，去谋财害命。这是科学道德的最低的一条底线。”[2]
“核酸营养”事件
珍奥核酸公司自从1990年代起，就在全国范围内推销他们的核酸保健品。他们为了让人们相信产品的营养价值，还邀请了很多研究核酸的专业人士为他们做宣传。2000年上海工业微生物研究所的一位高级工程师以生化学会工业生化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的名义在上海的一家报纸上发表介绍核酸营养的文章。邹承鲁发现后，立刻给这位学者写了信，告诫他不要用自己学会的头衔发表文章，为商家说话[3]。邹承鲁还在媒体上发表意见，大意就是：第一，核酸到处都有，正常饮食中一定不会缺乏核酸，既然不缺乏，就不必要补充；第二，核酸吃得过多是有害的，尤其是对于痛风病人。 不过，众多学者的质疑还是抵不过珍奥核酸铺天盖地的广告。但是，邹承鲁没有想到退缩。直到晚年多病的时候，他还写文章揭露。他经常强调科学工作者应该遵循的道德底线：“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即便由于种种原因不能戳穿假话，或者无法说出真话，或者可以选择不说话，但至少要做到不说假话，不主动用假话去邀功请赏，去谋财害命。”[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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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四光与家人的最后一张合影，后左起 邹承鲁 李林 女儿
李林、邹承鲁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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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四光与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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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在建国之后的首批院士诞生于1955年,首批总计172人.后来在1957年补选出18人.在此之后的23年中,没有增选过任何学部委员.到了 1980年才又增选了282人.此后又是间隔了11年.到了1991年之后又增选209人.中国的院士数目自此之后以每两年增选不多于60人的速度开始" 稳步增长".
http://scitech.people.com.cn/GB/53753/398497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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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化界泰斗邹承鲁：一个说真话的人走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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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11月30日11:49 南方周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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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凌 邹承鲁几次提出想吃冰激凌都被女儿拒绝了，因为他有糖尿病。最终还是给他买来了。吃完这杯甜美的冰激凌后，83岁的邹承鲁心满意足地睡去，再也没有醒来。 11月23日凌晨5点22分，著名生物化学家、中科院院士邹承鲁在北大医院安详离世。自
终去世。 女儿邹章平在给父亲友人们的电子邮件中写道：在过去的一个月里他一直在病痛当中，医生竭尽全力，他自己也竭尽全力，但终究无力回天。 邹承鲁被誉为中国生化界的泰斗，他最广为人知的成就是上世纪60年代作为主要贡献者成功完成人工合成牛胰岛素。这一重大成果，使他成为中国生化科学界的权威。 中科院讣告说邹承鲁一生淡泊名利，学识渊博，远见卓识，维护科学尊严，反对不正之风。在其生平介绍中，更是罕见地评价他是“刚直不阿的斗士”。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中科院院士翟中和说，“他的品质是我们的楷模。”
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邹承鲁的声名开始从学术领域扩展到公众空间。他将严厉目光投向科学界学术腐败，以院士之高位自揭学界家丑，批判不良学风。 这种改变却引来微弱非议——研究上做不出什么名堂，只好靠学术打假出名。女儿邹章平说，说这话的人显然并不了解我爸爸，他这一生还需要名吗？ 1946年，西南联大化学系毕业后，邹承鲁在招考英庚款公费 出国留学生的考试中，以第一名成绩赴英，并师从英国剑桥大学著名生物化学家Keilin教授。研究生期间，他已在Nature(英国《自然》杂志)单独署名发文。剑桥几年，他共发表论文7篇。
自1950年代以来，邹承鲁因其成就获奖无数，多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以科学界惯用的衡量标准来看，他创造的数字可算非凡：研究论文209篇，其中被Science(美国《科学》杂志)收录98篇，引用次数3200余次。 尽管获奖无数，但邹承鲁却淡泊。他说，做研究的时候就没有想得奖的事情，为得奖而工作，不可能成为好的科学家。他还说，国外也没有像中国这么重视诺贝尔奖，一些学校诺奖学者很多，是稀松平常的事。 2004年在北大医院接受治疗的邹承鲁曾对本报记者说——我已经老了，不会像年轻人那样怕挨整。无非是以后不给我这奖那奖的，我这一辈子得的奖已经够多了，真的不需要了。 说此番话时，他刚刚和美国西北大学教授饶毅、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实验室主任鲁白联名在英国《自然》杂志发表文章，严辞抨击人治下的中国科技体制。文章认为计划经济时代的科技管理体制已经严重阻碍了中国科技的创新和发展。 这是邹承鲁在晚年向中国科学界投下的最后一颗重磅炸弹。和其他两位身在海外的学者不同，邹承鲁当时在国内孤身面对看得见的赞扬与看不见的责难。 早在1957年，34岁的邹承鲁就提出“应该由科学家管理科学院”。在那个恐怖年代，他的“错误理论”还包括：不应该歧视有海外关系的人，允许研究生和导师相互选择。 女儿邹章平说，祖父和父亲同有留英经历，同为科学家，但两人最大区别在于，前者委婉，后者张扬；一个含而不露，一个直来直去。邹章平所说的祖父是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 1948年邹承鲁和同在英国剑桥留学的李林结合，在英国伯恩茂斯海边，李林的父亲李四光主持了二人婚礼。 这段姻缘成就了日后科学界独有的一家三口皆为院士的传奇佳话。李林是中国知名的固体物理和材料科学家，2002 年5月先邹承鲁而去。 1981年，当选中科院院士不久，58岁的邹承鲁便首次在科学界提出“科研道德”问题。“科学研究来不得半点虚假，可是有的人却弄虚作假，用以追逐名利。个别人甚至不择手段剽窃他人成果，就更令人不能容忍。” 多年以后，邹承鲁坦言当年说这番话其实心有所指，是批评当时的三件学术腐败，而且是涉及高位的重要人物。 当年剑桥求学，邹承鲁在向《自然》杂志投的第一篇论文中习惯性地署上导师的名字，却被导师删掉。为人师后，邹承鲁打破了中国科学教育界导师署名的潜规则。他曾说：“最可恶的是仗势署名。我当这个实验室的主任，这个实验室所有的文章都把我的名字写上，不管你同意不同意，并且写在最显著的位置，仗势欺人，这是一种欺人的方式。” 2001年，那场著名的“核酸风波”中，邹承鲁提出核酸营养没有任何科学依据，他还公开指责生化学会一位副秘书长为核酸营养品作商业宣传。 2003年中国科协年会，邹承鲁总结了中国科学工作者违背学术道德的七宗罪：伪造学历、工作经历；伪造或篡改原始实验数据；抄袭、剽窃他人成果；贬低前人成果，自我夸张宣传；一稿两投甚至多投；在自己并无贡献的论文上署名；为商业广告作不符合实际的宣传。 身为院士的邹承鲁坦言中国院士选举最大的毛病就是不透明。去世前20天，邹承鲁完成了最后一篇文章《必须严肃处理学术腐败事件》。文章说，“学术腐败问题已经蔓延至院士群体。” 邹承鲁表现出来的焦虑远远大于他的恐惧，至少外界和身边亲人从未能窥见过他的恐惧。或许正是有这种坦白无惧的心理垫底，他永恒地将自己定位为一个捅破窗户纸的人、一个充满风险的人、一个泄密者、一个同盟中的异端、一个孤立者、一个被谩骂者、一个悲壮者。 这个有性格的老人“不识时务”的举动，使他在公众中赢得“科学界真理斗士”的名字。科学圈外人因此知道了邹承鲁，也因此知道了科学界并非净土。 邹章平说父亲把全部时间贡献给了工作，对她的教育便是放任自流。邹承鲁和李林并不强求她子承家业。后来的邹章平确实也并未从事科学。但在邹承鲁生命垂危的最后时光，有一天他突然对女儿说，如果你搞科学多好，那我们家的墙上说不定就可以挂上四张院士像。女儿欢快地安慰父亲，没问题，过两天我就拍一张。 女儿未能从事科学并非邹承鲁心中最大的遗憾。他曾经尝试了一段退休的滋味，但不久又去所里上班了。他说，在我头脑清楚、身体健康的时候不让我工作是不可思议的事情。邹承鲁无数次表达，他人生最大憾事是自己真正用在科研上的时光太短了。 1951年邹承鲁取得剑桥大学生化博士学位后回国，进入上海生化所工作。他曾痛心地计算过，“从1951年回国一直到1978年，这27年中能够做工作的加起来不到10年，2／3的时间被运动花掉了。即使在不搞运动的1／3的时间，也是难以开展工作的——不断要开会！” 邹承鲁和他的同道恰恰是在政治风云变幻、科技条件简陋的情况下成功完成人工合成牛胰岛素。但他仍不无遗憾地坦承，自己最重要的科学成果都是在1960年代做出来的。“文革”结束迎来科学春天的时候，邹承鲁已近花甲。 以邹承鲁的天资、努力以及对科学真诚的热情，或许可以做出更多的事情来，但他无法逃脱时代给他的局限。 1970年，为了结束12年的两地分居，邹承鲁由上海调到北京生物物理所工作。“当时正值‘文革’，工作条件很差，既没有分光光度计，更没有可控温的离心机，再加上‘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所遇到的困难远远超过第一次创业。当时我甚至没有一间实验室可以进行工作。” 所幸中美建交后，邹承鲁的师兄美国E.Smith教授率领第一个美国科学家代表团访问中国，行前他向中方要求参观邹的实验室。于是在代表团抵京前三个星期，在院领导指令下，邹承鲁获得了一间实验室。他马上四处借实验台柜、玻璃器皿等，连夜布置实验室。 “在Smith教授访问当天，所有的试剂瓶，无论标签是什么，里面都是自来水。幸运的是Smith教授访问后，我被允许保留这间实验室，这才有了一个容身之地。” 邹承鲁的实验室陆续得到一些最基本的装备均得益于他的剑桥师兄弟们的先后来访。若干年后，邹承鲁访问美国，见到Smith教授谈及此事。教授说，当时我一眼就看出来你什么也没干。 邹承鲁一直在一种追赶时间的心态下工作。所以他拼命，所以他着急。他的痛苦在于旧时没有安定的科学环境，如今有了，人却浮躁了。所以他愤怒、所以他批判。 北京万寿寺路上有一个静谧的院落，那里便是李四光纪念馆，这个私人性质的纪念馆也是邹承鲁和李林的寓所。2002 年李林去世后，邹承鲁便独居于此。 女儿邹章平说，晚年的父亲总是摔跟头，腿摔断后里面打了五个钢针。在岳父李四光和夫人李林画像中投下的目光里，在这个空旷家中，孤独的邹承鲁每天拖着拐杖踟蹰前行，仍在走路，仍在工作。而如今，他那被黑纱缠绕的遗像终于并存于他的亲人当中。 一位以“敬仰邹先生的后辈”自称的年轻人发来唁电：学术打假斗士去世了……希望他一路走好，也希望中国的学术腐败有所遏制！华人科学家饶毅曾说，在中国社会讨论学术界不良风气的背景下，邹承鲁这些人的存在，说明中国科学界好的传统仍然在继续。 如今邹承鲁走了，他留下的精神空位谁又能填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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