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就是这样，你失去一些，也会得到一些，不必太在意得失。》
我和马云是在一个英语角认识，估计在1991年左右，那时我准备出国，我是浙大研究生，无线移动通信专业，他是学英文的，很流利， 早就有洋名Jack, 比较牛。我太太（那时的女朋友）家在松木场附近， 所以我们就互相留了家里电话。我1992年就出国了，一出国才发现e-mail在国外非常流行，而国内才没几个有电子邮箱，忘了那时杭州用什么邮箱，好像xxx.public.hz.xx. 我每年都回杭州一两次，所以一回来就把我国外的邮箱告诉Jack, 以后我们就经常通过e-mail联络，谈了很多不同的想法，方案和计划。但我一心一意攻读博士和博士后，希望在国外成功（那时候很少有人愿意回国，毕竟差距实在太大），也没有想法回国合作。
记得在1995年（忘了是春季还是秋季，反正记得是不冷的季节），Jack要我回国讨论一些事，正好我每年都回国来母校作学术报告，并看望父母， 所以我就从柏林飞回上海，再回杭州。那时我在德国政府的核心研究机构GMD工作，接触到的都是欧盟的核心最新技术，包括Wireless LAN, Mobile ATM, TCP/IP/SNMP Stack等。 他要我帮忙开发一个互联网上的搜索平台。这个要求对我来说太容易了，但我不能把德国的东西拿回来，所以只做了一个简单的，个人的，公开的PPT， 打印出来带回国以给他些建议。
回家第二天我们约好去他在延安路的公司见面。那时他在搞“中国黄页”，把江浙沪一带主要城市的黄页（yellow book)一页一页扫描到网上，帮助企业在网上推广和宣传。我一进他公司（就小小的房间，但在延安路核心区）发现，他就趴在地上扫描黄页，真辛苦啊。我知道他的本意是让我考虑帮他，并考虑和他一起干，但不好意思出口，毕竟我那时是留德的海外人士，那时在杭州非常吃香，家人一般不会同意放弃海外回国做个体户，除非有病。但我还是答应在国外帮他，包括寻找一个允许的技术资料发给他，帮助他开发搜索平台， 其他就不能多说了。
我在德国非常顺利，工资也涨到每月八千多马克，两人在德国过的很潇洒。有一年来美国开会申请美国签证（那时签证必须附上德国的工作合同，工资单，专利和文章出版和个人简历等主要成就），在柏林美领馆面试时，签证官邀请我去美国，他说美国欢迎我去美国发展并估计很快拿到特殊绿卡，要我保留好这些材料。由于那时的德国还很封闭，工作签证可以永久，但绿卡不发，所以我可以工作，但我太太就无法工作，所以决定去美国试一试。美国人抢人才绝对是世界一流，果然我来美国才一个月我就委托律师申请特殊人才绿卡，五个工作日就拿到批准，好像绿卡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那时候我已有德国和美国作后盾，又有绿卡，国内的机会非常多，但美国的机会也很多，正赶上美国经济腾飞的上升延。 我们把在德国省下来的10万美元左右用来买湾区的房子，再借点钱或贷款，所以房子也有了。毕竟是浙江人，脑子活，再做点小生意，在美国也过得很潇洒。
所以这一切更坚定了我们不准备回国和Jack 一起干了，同时也因为老大才不到一岁，也不希望折腾了。那时，国内的机会也很多，包括浙大也希望我回去，邮电部也希望我回去报效祖国（那时是推荐我做某司长级，估计现在也是部级了，或者也进去了，毕竟当官最不安全）， 因为那时国家很重视海外人才，通信界的又特别少， 我又是留德的， 中德关系特好。
尽管后来我和Jack还继续联络到大概2000年左右，以后各自忙自己的事，就不怎么联络了。仔细想想，即使我们当初合作，估计也不到两年就分了，因为我们各自的性格差别太大：Jack和Jobs一样，太夸张，我受不了。 我是搞技术的，喜欢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而他喜欢飞来飞去，不踏实。
后来我们只在2011年后再次相逢，以后见了几次，现在几乎见不到他了，每次说好的去他的私人书房等了一天都不见，因为他现在确实是身不由己了，都被各种各样的领导人“绑架”了。
在杭州时，我一有空就去他的私人会所喝茶，去他的私人书房翻翻他看的书和他画的画，还真有读书人的雅兴。Jack的大管家陈伟是我的师兄，所以老马在不在已经不重要了，咱们师兄弟一起喝茶，吃饭就够了。
人生就是这样，你失去一些，也会得到一些，不必太在意。我失去了在阿里发大财的机会，但得到的是美满的家庭，健康的生活和活泼的孩子，生活也不差，至少也是小资，而且自由自在。老马虽然发了大财，但失去的也不少。当你过了50岁，只有健康才算数。
以此鼓励那些还在拼搏的年轻人 - 人生很短，不要太在意得失！
卢伟(杭州人），已退休在美国家，兼浙江大学Chair Profes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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