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启德先生是精现代医学的科学院院士，成为现代医学界的顶尖人物，但是他说：“中医比西医不知道要高多少倍，而且西医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的西医，竟然占领了医疗的大本营。当然，并不是什么也没有，而是带来了外科做手术的技术。不过，做手术是外科“修补”身体的技术，不同于治疗发于身体内部的疾病，我们中的一些人并不知道如何区分它们的道理，却跟着一些打坏主意的卖西药的商人瞎转转，还以为这就是科学。
医疗是为了保障人民健康一种实践行为。搞得好确实能救人性命，搞不好却会使人糊里糊涂送命。现在很多人是被糊里糊涂送了命的，知道的人却不很多。例如梁启超先生和鲁迅先生，都是只有五十多岁时就死于西医手中，都不是明明白白的死，而是死得糊里糊涂。由于，高级文化头子尚且如此，一般人等稀里糊涂死在医学医疗中里就更不用说了。医疗被利益集团所利用，送命的多了，积怨也多了，医生也是成为糊里糊涂的牺牲品——被杀了。这是因为，西医的对抗(即压制)疗法不符合生命自身的规律，故治死者远比救活的多，但又为利益而垄断了医疗权力，导致医学走上邪路，求医适得其反。
我们的医疗权力全部被现代医学所垄断，好些地方的中医中药连报销都不准。“以加拿大为例，政府每年以人民交纳所得税的40%用作医疗开支，结果竟有高达30%的住院病人是由于压制疗法所导致的医源性疾病而住院，真是劳民又伤财。又根据1978年的美国科技评估办公室对全国医疗科技安全与效能的调查显示：只有10%-20%的传统西医（即现代医学）治疗方法经过对照科学实验来鉴定其实际疗效和安全性。换言之，80%-90%的美国传统西方医学治疗手段并没有科学家的根据和安全的鉴定。难怪欧、美医疗大国会有如此多的医疗事故，传统西医和患者纷纷转向顺势疗法和中草药等到自然疗法。”（《顺势疗法》56页）
既然它“只有10%-20%的传统西医（即现代医学）治疗方法经过对照科学实验来鉴定其实际疗效和安全性。换言之，80%-90%的美国传统西方医学治疗手段并没有科学的根据和安全的鉴定。”那么它当然不是个小数字，正说明我上面说的它只戴了一顶“科学”的小帽子，就把自己叫做科学医学，而80%-90%还不科学，不是骗子是做不出来的。
一、加速对现代医学的认识和批判
文化批判的力量最大。
（一）从哪里跌倒，从哪里爬起来
现代医学是戴上“科学”的皇冠进入中国，以批判中医“伪科学”为目标而起家的。那时候，中国文化界正好犯了极端自我侏儒化的病，闭眼高唱欢迎“德、赛”两先生的颂歌，却不知道戴着科学帽子现代医学也混了进来。文化界的一头子胡适先生说：“中医虽然能治好病，但却讲得不明白，使人活得稀里糊涂；西医虽然不能治好病，但却能讲得清楚，死得明白。”这位胡先生真有意思的是，他不愿糊糊涂涂地活，却要明明白白地死。我的想法不一样，宁可糊糊涂涂地活，不愿明明白白地死。郑板桥先生不是说“难得糊涂”吗？此话掷地千金。而胡适此话，却一文不值。他误导了中国的文化界。胡先生当然是个很好的人，但好人也会讲错话的。但此话却被人拿着当棍子，以为自己掌握了所谓的“科学”武器，以此来批判中医。因此，要想恢复和发展中医，也同样需要拿起批判的武器，首先解决思想问题，当然要防止“过激”。
我国治癌先驱郑文友先生发布《全民声讨“合法杀人”的檄文》：“病毒遗传致癌的病因学说，是愚弄世界人民的大骗局，据此而产生的化疗、放疗的治癌措施，推行这种措施的人，等于是合法杀人的刽子手。——郑文友”（郑文友编著：《世纪大交锋——三十年中西医治癌方略大辩论记实》（香港《人类福音报》社）手术、化疗、放疗的谋财害命，已逐渐被国人知道。有统计数字表明，每年发现的癌症病人，80%给治死了。于是，就有了“患癌必死，不死勿是”的结论。然而，既然“必死”，又何必治疗？人们为什么不想，是不是给治死的？不治就不会死！
西方自上世纪70年代就做出了结论：不治疗者比治疗者生存的希望要大。加州大学有个琼斯教授，经过十多年的癌症治疗结果调查，得出结论：不治疗者比治疗者活着的希望大4倍。然而，看现在医院里，癌症病人排队求治，是不是都不想活了？当然不是。但这些病人们为什么不选择生存希望大4倍的“不治疗”，而却是选择“治疗”？这是什么道理？
这说明，我们的社会舆论导向出毛病了。广大老百姓是不知所以的。新近我这里一位报社记者，也因多次手术和化疗而丧命。舆论不帮反对派，而是帮主流医学又为了什么？为什么人们不会想，即使你是个以主流医疗获利者，这灾祸轮到自己亲人怎么办？还有一点人们没有想到：这样做下去，整个社会的道德因医疗而遭受破坏，人类没有了道德的制约，会重新返回可怕的野兽时代——人吃人的时代了！
只单讲医学也还有偏差。医学的是非，那是学术界之事，与患者没有直接关系。患者所计较的就是医生。现代医院里的医生，只是医疗流水线上的具体操作人，是一个可怜的、不由自主的马前卒。你到医院里去看病，必须有一个医生来接待你，或开单子或操刀子。但你却不知道这些个医生不会看病更不会治病，它只是这个赚钱机制中的一个被动的小窗口，医疗流水线必须通过这个窗口才能完成成交任务，如此而已。否则，病人就不会把钱拿出来，国家更不会把医保款子打入医院账号。看样子，医生是够倒霉的。倒霉的并不是医师这个职称太晦气，而是现代医学太幼稚而且无能，又被宣传成科学的代表，什么病都能治，不过，就是什么病都治不好，要一辈子吃药。
人们之所以生医生的气，是因为他所占据的位置太敏感，是直接从事忽悠病人的工作的。“如果你认为医生给你开处方时都以科学为依据，那你真是太天真了多数医生并不知道药物是怎样被研究开发出来的。当医生掏出纸笔又处方时，他只记得医药公司代表介绍的那些药物，或是那些医药公司广告中宣传的药物。医生再也不是一种职业了——这个事实够残酷的，今天的医生仅仅是制药公司市场部的附庸。一度受人尊敬的医生，如今为了免费的午餐、赠送的礼品和免费打高尔夫球赛而心甘情愿地让自己的灵魂被制药公司所收买。”（《别让医生杀了你》第7页）
“现代医学不是艺术家或科学，它只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工业，其基础是细菌和药物，现在病毒又差不多成了其基础。因此，当艾滋病出现以后，目光短浅的人，便摇篮寻找病毒看成了医学研究的方向，而且认为这种病毒不受大自然规律的支配，不是等到某人疾病抵抗力降低后才起作用而是自己出来降低某人的抵抗力。由于迫切需要这种发现，因而必须使用相当多的发明才能达到目的，以致大量传统的研究准则被宣布无效了。”（《现代医疗批判》第88页）
现代医学给疾病确定一个病灶之后，医学根据病灶定出病名、病因，请专家研制与病灶对抗，或切除；与病因对抗，则采用化疗放疗。慢且说这种对抗方法的对否，单讲有生病的病灶就切除，能不能解决生病的问题呢？当然不能。我国古人早就有个成语等着它了，叫做掩耳盗铃。再说与病因对抗，但这种西医所说的病因不是真正的病因。例如认为癌细胞是癌症的病因一样，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如果这样做得对，病早就给治好了，哪有治不好的？治不好尚在其次，人给治死了。人死是不能复生的。
“20世纪初，在加速癌症研究的时期内，洛克菲勒研究所证明，某类小鸡特有的癌症，能从一只小鸡传染给另一只。这种发现导致许多研究人员不仅认为病毒”是所有癌症的原因，而且认为癌症是传染病。不过，从未有人证明情况属实。”（《现代医疗批判》第89页）不过，对制药公司来说，管他是不是病毒，医疗不能等待发现得到确实的证明才能开始，因此，化疗杀病毒的药品就生产出来，而且被医生马上执行。这是因为，制药业与医生一样，都需要马上赚到钱。为了这种需要，他们才会把还没有确实证据可以证明是不是病毒引发癌症，当做千真万确之事把化疗药品制造出来投入市场，由它们的属下——医生执行使用，这就是病人为什么死于化疗（包括放疗）的原因。
（二）生理异常的对抗疗法
西医的医疗，面对每一个不同生命的疾病，却并不知道每一个不同的生命的自组织能力的不同，每一个不同的生命都依据自己的能力与疾病抗争。现代医学的医生会认为是自己的能力或药物治好疾病，治好病人，因而是自己救了病人；中医认为病人表现出各种不同的症状，是因为各个生命不同，表现出来的症状信息也各不相同。中医通过四诊，综合各种信息，以八纲分析它的阴阳偏颇而进行调整，依靠病人生命的自组织能力战胜疾病。因此，中医会很坦率地告诉病人，病是他自己战胜的。这就是中医与西医治病的立足点不同，治病的目的和方法也就各不相同了。
中医的通过望问闻切来收集这些信息的；西医是靠仪器测定什么疾病的病名的。照理说，没有病名，西医无法给药，但他们用药了，用药的方法称为对抗疗法。其实，病人所表现的症状，只是一种生理异常，是生理为抗击疾病而产生的异常，西医西医用对抗的方法，实则与人的生理对抗，也就是压制这种异常的表现。这种方法在一定的时候，它会使病人感到暂时的舒服，却留下永久性的后患。有的时候，还可能立即产生不良结果，西医把它解释为过敏，掩盖医生是根据病人因生病而发出的信息进行治疗活动的。没有这些信息，医生就等于一个瞎子。
现代医学只凭据与症状对抗来制造药物，“创造”了当今药物使用最大的灾难，就是对抗怀孕妇女的呕吐表现：“德国药厂格吕能塔的安眠药沙利度安（Thalidomide），服用此药物会在孕妇怀孕初期诱发胎儿严重畸形。1958年~1961年间，世界各地出现约1万个肢体扭曲变形的婴儿。药厂无视医生的警告和需求，使这种畸形儿的状况延续了好几年。后来该药厂还威胁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卫生当局，要是沙利度胺被查禁，就要提出损害赔偿诉讼。直到1961年11月26日《周日世界报》刊登了一篇文章，才终于迫使药厂将沙度利胺撤出市场。”（《无效的医疗》第26页）这里说明，药厂是破坏医德的“总指挥”，它不怕卫生当局。医院是它的战略据点，医生只不过是它的一个小卒子。
药厂是为赚钱而建立的。因此，药厂必然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条件赚一切可赚到的钱。正好，西方的医学本早就与行政权力结合在一起的，权与钱本早就实行联姻。为难的只是平民百姓了。在权力保护伞的强势维护下，药厂与医院狼狈为奸，不仅会制造假象，而且能够弄假成真；而倒霉的人——懵懂求医而不知医学之幼稚的人、被医保网络裹胁的人、被健康检查圈进的人以及被摩登保健蛊惑的人，则没病被整成有病，一病被治成多病，小病被治成疑难病，大病被治成必死病。于是乎当今世界就形成四大奇观：科学医学被大大摩登化，全球世人被大大医疗化，各国国库被大大掏空化，人类健康被大大促退化。然则，举世皆浊，醒者几何，至今尚难认清市场医学真面目。因为，人人只有百年寿命，普通人谁也不可能去“审计”西方医学医疗后效的好坏；医学又被微观科学打扮得越来越“专业”，一般人谁也没能耐去追踪研判药/械遗患的历时变数。这才使得盖伦的放血治发热的疗法延用了2000余年之久，三素（抗生素、激素、维生素）之类对抗疗法风行几十年而且仍在走俏，而众生茫无所知，茫无所省。
在美国，满怀希望投身服务于医疗行业的年青人，其目的是维护人们的生命健康。可是，经过艰苦努力获得行医资格后，却突然发现自己几乎成了领有执照的、为国际药物卡特尔公司工作的药物推销商。一段时间的实践之后，他们发现自己被愚弄了，不仅没有达到拯人于疾病水火之中的目的，反而成了利用病人的苦难，为自己的生活以及制药公司谋利的药品销售员。很多医生因不得志而自杀了。这就是医疗市场化的现实。因此进行反省的，却被同行认为是破坏现行体制的怪人；有的医生则投身写作，揭露现代医学的内幕，医学生会发现它们是最优秀的读物。他们的作品虽然被医学生认为有价值，却被挡在医学图书馆之外，学生们看不见，任何医学图书馆都找不到这样的著作。
药业帝国的大佬们深知，只有把医生们打造成为没看病能力但又忠于西医拜物教的医盲，他们才能心甘情愿地成为制药公司的终身销售员。所以，医学院是给年青学子洗白脑袋用的机构。西方医学不仅只是想把读西医的孩子培养成医盲，还想把读中医的孩子，同样培养为医盲。故老中医李今庸教授无奈地说：“吾人生性太愚钝，发展中医愧无能。三十多年教学苦，培养自己掘墓人。”中医后继乏术，后继乏人，是因为，中医学的基础教材中，充斥着西医的基础课程。由此可见，殖医主义的渗透力和席卷面实在惊人。
中医始终认为，病人是医生的老师。医生是通过病人的信息反馈获得治疗经验，医生只有通过不断的治疗实践，才能逐渐提高自己的治病能力，因此，行医经验丰富的老中医是最宝贵的财富。西医医生本身不是决定病人能不能治好的关键，他们只是把药物卖给病人流水线上的一个环节。药用在病人身上后，会发生何种反应，信息反馈对他没任何用处，不需要以病人为师。西医老了，药也变了，检查方法也变了，他也就什么都不懂了，不能再当医生了。坐在医政机关里的西医，却专门想办法如何扼杀中医。
马克吐温说：“越是失去目的，就越是加倍努力。”
一个和谐社会，权力、医学和市场都是相互需要、相互制约、相互尊重又相对独立的。我说这是一个理想社会，是人类理应不断追求的理想社会，尽管目前阻力重重。阻力来自何方？就在于人的自私性。但，自私也不是绝对的不好。既然所有的人都是个体生命。个体的自私行为，也是生命天生的一种自我维护，不可或缺的特性。如果没有这种特性，哪能自我维护？
（三）西医民主制度的恶性赘瘤：医德教育缺失
人类的个体生存能力很差，必须组成社会。所以，社会也是人类的需要。这就是一种矛盾。人类在一起需要和谐，却又因自私而难以和谐。这才产生了道德。道德乃是维护社会生存的纽带。如果这个社会的医疗体系没有了道德的约束，那么必将完蛋！在社会中谋生有各种各样的职业和学问，每种职业和学问都有自己的职业道德。医学的道德是一切为病人着想，启动它的不是金钱，而是一种奉献的精神。因此，中医才有“悬壶济世”之说。开药店是做生意，做生意面对病人，也同样要遵守医学的道德。开药店的不能盼望生病的越多越好、而是把社会中别人的健康摆在第一位。即使你是个做生意的，首先要以医德为重，而不是以利润最大化为鹄的，也就是医德高于商德。尊重别人的生命和健康是至高无上的道德。中医学之所以能完全成熟，医德的完善十分重要。我们不排除一些利用医疗手段作伪欺骗患者的不法分子，但这与医学本身无关。
医学是研究治病的学问。医生运用医学知识行医是为了治疗疾病，这就是说医生行医既是运用医学知识治病，又是需要为了维持生活而赚钱。因此，既要使医生正确运用医学知识进行医疗活动，又要使他们通过医疗活动能赚到钱来维持生活，就需要进行监督。监督的方法不外于两种：一是通过建立制度和规章来约束医生；二是通过道德教育使医生自我约束。前者称为外求；后者称为内求。我国自古以来没有建立什么规章制度来约束医生，从未发生过医生与病人的激烈冲突。这说明，医德主要靠医生个人的自我约束。但社会进入现代，单靠医生自制约束是不够了，需要一定的规章制度来辅助了。我们必须知道主次。因为，利用规章仍是一种外求，也一定有“副作用”——被权势所利用。
医学的路只有一条，要么走医德之路，要么走赚钱（利润）之路。既然利润成为医学的方向了，那么医德只能是嘴皮讲讲的，不能成为重心了。
失去了医德的西方医学，幼稚无能却在不断“胀大”，大到了统治全世界的规模，它成了西方民主制度的一个赘瘤，展露了民主制度的虚弱面。只有民主制度才能产生这个怪模怪样的怪物。这里有一则扎记，可以给我们提供思考：
当顺势疗法在美国逐渐兴旺之际，传统西医们在1846年成立了美国传统西医学会，该学会成立的主要目的是与与顺势疗法医学会宣战。原因是顺势疗法医学会日渐强大，投奔顺势疗法医学会的传统医生日渐增多，病人也因传统西医疗法的多种不良反应感到不满而纷纷转向顺势疗法医生求诊。加上顺势疗法医生屡屡对传统西医所使用的疗法公开批评，使传统西医对顺势疗法医生的仇恨日渐加深，终于成立美国传统西医学会，并与传统西药制造商联合起来，公开与顺势疗法医学会挑战。这期间，更是使用各种卑鄙的政治手段来压制顺势疗法的发展。（陈树祯：《顺势疗法》第282页，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9.7）
上世纪90年代初，德国规定血压值在160/100mmHg以上必须治疗；根据这个标准全德约有700奶高血压患者。后来德国对抗高血压联盟（1974年由医生和药厂员工成立的利益团体）建议新的正常值为140/90mmHg，一夜之间，高血压病人涨了3倍——私人团体的胡闹，把高血压变成全民疾病。（[德]耶列格?布勒希著，张志成译《疾病发明者》第65页，南海出版公司，2006年6月）
这就是民主制度的弊端，它会被某些群众团体所表示的“民意”所欺骗所左右。某些利益团体就利用“民意”来胁迫驱使政府，实现它的获利图谋。政府首脑候选人为了获得强势群众团体的支持，就会在制订政策时，向这些“民意”倾斜。也许有人认为顺势疗法也有个医学会，而传统西医也只是一个医学会，这有什么不同？问题在于这个传统西医医学会的成员是原有的从业人员，人数大大超过这个新兴的顺势疗法医学会。而且，这个医学会还有药业大老板作为靠山——有钱又有势。它背靠权力，利用权力制订管理政策，很容易将对方扼杀。顺势疗法之所以没有被完全消灭，能重新复兴，最重要的是它的实际疗效在某些疾病的治疗上胜过对方，同时也说明传统西医本身的无能，基础错误、方向错误、疗法错误，在错误的泥淖中越陷越深，越深越犟，没办法改进没办法回头。经过一个多世纪的较量，如今在老美国内不得不败下阵来。
另有一个问题，西方为什么没医闹？西方没出现杀医事件。他们知道，治病能否痊愈，其实不完全是医生方面医疗的问题，更有病人方面思想的问题和环境方面的问题，是几个方面同时起作用的。这一点，只要病人能够理解，矛盾就不会白热化。西方的开放性的文化教育与我们不一样。这说明，文化教育也是医闹不容易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上个世纪我们强调白话文而舍弃古文，因而几千年的固有道德教育也随之被丢弃了。过去孩子四五岁就读《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这些经文都在讲做人的道理和道德，现在却改做念“上学了、放学了”等等毫无用处的句子白耗费孩子的时间；以识字数目多少作为孩子进步的标尺,难道怕他们长大后不知道什么叫上学和放学吗？孩子们从小欠缺固有道德的教育，长大不知道怎么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即使我们文化教育们与西方一样，教育的教材也还是有问题的。这当然不只是患者的道德，尤其重要的是医生的道德，何况医生也可能成为患者。
当然，任何职业，都有它自己的道德标准，凡是违背了它的道德标准的，必然会受到相应的惩罚，这是千古不移的规律。如今很少有医院的医生讲道德的。他们为了赚更多的钱，把不该做手术的做了手术，不该放支架的放了支架，把不该装起搏器的装了起搏器……对病人使用恐吓的言语，打击病人自愈的信心。我有个姓徐的肝癌患者，为了迫使他住院，医生说如果不住院，他只能活5个月了。后来，他听了一个朋友的话，只住一个星期，就出院到我诊所治疗。因他是个建房子的，承包在建一幢私人房子的建筑，服中药后问我能不能继续干活。我见他行动如常，哪像个重病患者？就说“可以”。所以他一直在干活。年初，他在我诊所里说笑：“医院的医生说我只能活5个月，现都4个半月过去了。”在医院里，医生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已司空见惯，再也不希奇了。其实，主流医学的道德败坏绝非偶然，它从一开头的路就走错了——权力、市场与医学结合，形成了政医一体。
医患矛盾的激化，闹到杀医案接连不断，首先是医生的道德出了问题，这才有开大方、捞回扣和收红包，医务人员高高在上服务态度太差，幼稚的对抗医疗经常出事故而没有妥善处理。这些现象只是在我国出现在西方却很少发生（西方国内对医生管理极为严格，发生个案及时依法处理，一般不会积累社会怨气形成群体怒潮）。大家知道，这些怪象乱象只是自有“医疗市场化”之后才产生的，以前即使是文革期间也没有出现这等情事，这是什么道理？
笔者认为，医政领导应该从杀医案中接受教训，应该借此机会采取正确的措施，加强医德教育，强化医药管理，落实医疗责任，净化医疗环境，斩断市场黑手，回归仁慈本位，才能防止类似事件继续发生。如果认为只要把医闹说成是犯罪（其实不说，闹的人也知道是犯罪，还用得着说吗？），只要让医院加强防卫，以医卫对抗医闹，就能保证医生的安全，那就未免简单化。一个15亿人口的大国的医疗事业领导，像个不懂事的孩子一样天真，真是让人不可想像！
谁搞坏了医患关系？是医生吗？非也！西方医学中的医生，也就是医疗行为的终端执行者，实际上他们只是医疗流水线中的一个环节，看病有那些各种各样的仪器，医生就不是个看病的了；治病有制药公司的各种各样的化学药品说明书，医生只要对号入座开药单子的，也不是个治病的了。仪器和药品都是等着医生给它们开业务单的。病看得准不准，药能不能治好病，都不是医生说了算的。但是，医患之间只有这个交叉口，病人却会误认为病看得准不准和药能不能治好病，只与这个交叉口上的医生有关。这种假象的形成，尽管舆论、媒体或者各种各样的信息误导，责有所关，但最后人们还是看医生医疗的实际疗效。进入医院的病家本为弱势，巴结求医唯恐不及，谁敢无事生非找麻烦？但是，发生了与原来应诺相反的疗效，再加上医生在诊疗过程中所表现的恶劣行径诸如恐吓欺骗等等，那就不能不激怒他们了。
哈尔滨医院杀医案敲响现代医疗体系——政医一体化的丧钟。它表明人们对现代这种医疗体系已经极端不满。不满原因是多样的，它导致医生的医德和治病能力的极度降低，服务态度极度官僚化，因而造成医患关系极度紧张。腾讯的民意测验给出了答案，为杀医高兴者竟然达65%，这说明人们应该重新审议我们对现代医学和政医一体化的态度，重新审视并纠正我们的医学/医疗研究和实施的方向。重新评价并振兴我国的医道文化。丧钟声声，也从反面证明了我国中医的成功和伟大，可见，中医复兴的时机已经到来。
二、甘肃“打通任督”是现代医疗导出来的对策
甘肃省是个穷地方。穷地方医疗经费当然不多。卫生厅无法让他省的人民享受现代医学的医保。只能让他们享受中医方式的医保，不是让他们天天做身体健康检查，以便于早发现、早治疗。没钱不检查，便发现不了癌症、艾滋病，诸如此类的疾病，也就不需要支出外科昂贵的手术费和放化疗费用；如果钱还多一点，还可以发现人们身体里的HIV病毒，就要卖昂贵的AZT来治疗了。所好因为穷，美国制药公司还瞄不上这一块，给漏网了。
（一）穷地方的穷办法
但是，有人的地方就会有病，有病就需要医疗。甘肃卫生厅长刘维忠采用了省钱又省力的方法：打通任督，维护健康。健康了就不会生病；不生病就不需要医疗。这就是中医的“治未病”的方法。这种“治未病”的方法与西医的“防重于治”完全不同。西医的“防”是找到某种微生物，说它会令人生什么病，然后利用现代科学培养这种微生物，制成疫苗，再宣传这种病的厉害，鼓动政府强迫免疫，买他们的疫苗。刘维忠开辟了一条医疗改革的蜀道。这可扰怒了以卖药维生或发财致富的利益集团，因而群起而攻之。
现在的媒体，大多数是向钱看的，大多数都被制药利益集团收买了的。中医拿不出钱去疏通媒体，因此，媒体都会靠向西医。甘肃拿不出钱给病人治病，利用中医的简便廉验造福甘肃人民，还使中医的振兴发出曙光。刘维忠不只是做了一件有益于甘肃人民的大好事，也是为复兴中华文化立了大功。中医学是中华文化中唯一最完整、最灿烂、最成熟的成果。自20世纪以来，中华文化被自己的文化界损害到皮包骨的时候，当这个世界陷入文化危机、医疗危机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在甘肃重现的曙光。所以，在甘肃掀起这维护中医的苗头，做中国人，有中国人良心的每一个公民，应该用心去维护，免它受摧折。“打通任督”只是中医维护健康千千万万能耐中的一点小技，它不是小说家笔下的什么长生不老或压倒武林的秘诀。“打过任督”的速成法，是李少波先生对甘肃人民的贡献，也是对中医文化的贡献。甘肃卫生厅的“打通任督”引起了现代医学的大反击，不是某个个人的动作，也不是某种组织有意鼓动的活动，而是现代医学妖魔化的表演。
中医似已山穷水尽，唯一靠无钱的人来看病，无钱的地区来继续它的事业了。例如贾谦说的艾滋村，那些人无钱买药，中医在那里就免费治疗，把艾滋病人治好。但这件事给西医听到了不行，他们没本事治病，却有本事整人。他们派来了调查组，不是调查中医怎么治好艾滋病，而是调查有无他们颁发的许可证。你这些医生没有我们的许可证，这叫做非法行医，都要滚出艾滋村。让我们有许可证的，不会治好，只会治死艾滋病人的西医“合法”治疗。按此说，医疗的目的在医者的“合法”地位，而不是病者的健康诉求。
我们中医在中国大地行医五千年，现在“被非法”化了，原因就是因为会治好病。你中医把艾滋病治好了，我们的鸡尾酒、AZT卖给谁？（如果读者有兴趣，请阅笔者的《捕风捉影的艾滋病》一文）本文说西医不会治好、只会治死艾滋病人的依据是最近一个报道，是说现在的西医所认定的艾滋病，全世界第一个艾滋病人给治好了。这就说明，以前的病人都给治死了。
从1992年宣传AZT用于治疗艾滋病起，到现在已整整有20年了，但却只治好了一个病人。而因使用AZT、干扰素或治疗C型肝炎的新药，都会产生与使用AZT相似的毁灭性的后果，其副作用：抑郁、皮疹、白细胞计数降低等。可想而知，这20年来，因服用这些药物免疫功能被抑制而死亡者到底有多少，这是个算不清的数字。因为，罪行归于HIV病毒，与AZT无关了，犹如被化疗药物杀死者的罪行，归于癌细胞，没人去问罪化疗了。在服用AZT后的这么多的人，没过好健康有质量的日子，只是为了让制药公司的药能销出去，并赚了大钱。
本文说远了，我们还是返过头来说甘肃的事。现在甘肃的人民太穷，西方医学在这省里宣传艾滋病也赚不来钱，这才使得甘肃人民避免了艾滋病假说的困扰。否则，它仍会通过卫生部门有组织地自上而下地进行广泛“科普”，弄假成真。那么，进行大规模的血液HIV抗体检查，一定又会查到许多身体十分健康的“病人”，他们会成为AZT的服用者，然后由于免疫功能被抑制而导致身心逐渐衰弱，最后死于“艾滋病”。他们死了还不要紧，他们的家属、朋友，尤其是异性朋友，这下又要倒霉了。我借艾滋病为例在这里告诉大家的是，西医说你得什么病，这个病名，实际还是假说，不是真的就有这种病。假说就是：是真是假还没弄明白，大家切莫不要过于相信。就像癌症也还是一种假说，有的人过于相信，这才会给吓死了。
既然是假说，治疗是最没把握的，也就是“治治看”，与天师画符捉鬼一样的没准。如果这种“治治看”不带有伤害性，那就治治看吧！可惜的是，所有的西医西药检查和治疗，都带有伤害性，像治癌症的化疗、手术、各种放射治疗，都会伤人，伤得厉害还无药可救。这就是如前所说的“当代社会传播最快的疾病”——医源性疾病。这种疾病在我国要比西方传播得更快，因为，中国的政医一体，结合得更紧密，更利害相关，更狼狈为奸。
如何发展中医，甘肃已经做出了榜样。全国都应该向甘肃看齐，那么节省出来购买化学药品和医疗器械的钱，就足够作为发展中医之用而大大有余。中医的发展必然会使中国成为世界医学大国，成为世界的医院，成为世界人民敬仰的医疗圣地，成为国际大花园。同时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大发展。
现代医疗背离了医学的宗旨——普济的慈善，反而借它的名义对患者进行强盗式的掠夺。弄得全世界无法忍受而掀起医疗改革。但是在西方没有可对比的医学，改革找不到出路，政府只能谋求分摊解困。我国则地广人稠，有富得流油的广东，有穷得挤不出水的甘肃，更重要的是有完全成熟的中华医学。不管广东如何富，也不甘肃如何穷，凡是有人的地方，现代医疗都雁过拔毛，使人们的经济生活受累；而中医治疗效验价廉都能普施济世甘霖。
中医学是在医道上是完全成熟的医学，几千年来它的普济众生的慈善性质从未发生改变；它的医疗方法适应每个不同的个体生命；它的开放性适合吸收任何医学的长处。因此，发展中医，取代现代医学医疗的主流地位已恰逢其时。如何发展中医，甘肃已经做出了榜样。全国都应该向甘肃看齐，那么节省出来购买化学药品和医疗器械的钱，就足够作为发展中医之用。中医的发展必然会使中国成为世界医疗大国，成为世界的医院，成为世界人民敬仰的医疗圣地，成为国际大花园。同时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
全世界都在进行医疗改革，但都是盲目的——没有正确的方向和目标。因为，作为主流医疗方法的西医对抗疗法，目的不是为了治病，而是发病难财。主流医疗形成体系性之后，由于有强大的经济做后盾，它已经成为一个具有自组织能力的生命体，因此，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它就像潘多拉盒子里放出来的恶魔，一幌而大，控制权力的制高点，导致世界各国，都陷入了医疗危机。
美国改革的目标指向经济分摊，意思是国家负不起这么重的负担，老百姓多担一点。美国方式仍是“空对空导弹”——找错了目标。中国把目标指向“医疗享受平均”，让还没有医保的人群“享受医保”。澳大利亚把让中医合法化，让到个体中医那里看病的人，也能得到报销。每个国家都根据自己的情况分别进行所谓的医疗改革。不过，目前还都看不出成功的苗头。我的猜测还是澳大利亚的方法好，不仅能减省医疗负担，还会使中医得到发展。将来吃甜头的澳大利亚会使它的方法影响世界各国。
真正吃到医疗改革甜头的是甘肃省卫生厅。甘肃省好在它的穷。它没钱使老百姓“享受”对抗疗法昂贵的医疗费用，只能寻找使老百姓不生病或少生病，或即使生病了，也只能少用贵重的化学药品的方法。这种方法叫“打通任督”——中医保健养生方法之一种。因为，中医不仅能治好病，还不会使服药者留下后患——并发症。这里可以见到医疗改革的成功目标和方向。我相信讲实效的美国必然迅速兴起中医。但从大时空的视角看资本主义的文化土壤，它无法产生中医这样的哲学性的医学。它只能在中国才能发展和完善。
（二）“打通任督”被一帮无知专家造反
中医的真正复兴对西方医药利益集团来说是个巨大的威胁。因此，利益集团出于利益的自我维护，必然出此一策。中医与西医的不同在中医治未病而西医治已病。刘维忠找的就是如何治未病之路。
中医认为人生病的根源在自身生命不平衡，而不是外来“病原体”，邪之所凑，其气必虚，这一原理适用于一切生物。阿尔伯特?霍华德爵士说“21年来，我研究了营养充足的牲畜对流行病的反应。像牛瘟、口蹄疫、败血症等等，都经常给乡村带来大劫难。我未隔离一头牲畜，也未给一头牲畜接种；它们还可以经常与病畜接触。然而，却没有一例传染病发生。营养充足的原生质带来的好处是强大的彼抵抗力，有人可能称之为免疫力。”（《现代医疗批判》第19页）
只要人健康，就不会生病，就不需要去治病。不只是“打通任督”，还有其他的许多气功导引方法都可以强身。但现在，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却以“打通任督”作为主要攻击缺口，借确定任督二脉的存在与否来攻击中医。
甘肃动用省行政权力来推广中医，对西医来说，这好比云南起义的反旗揭起，就可能有各方响应，洪宪倒台之虞，其后果之严重无法估量。于是，是凤凰卫视请来三位嘉宾：冯世良是个没治好一个糖尿病人的糖尿病专家和糖尿病医院的院长；张功耀是个不知道中医学、中医医疗、中医生、中药这些概念如何区分的哲学家；卓小勤是个不懂西医立法和中医立法有不同的律师。这一帮“消防队员”们不得不急急如丧家之犬来否定任督的存在，否定甘肃卫生厅的成绩，达到推翻中医的目的。
现在，甘肃带头推广中医，如果做成样板，那西医一个世纪的努力就失败了。故他们就借“打通任督”这个把柄开起贬论会来。中医不像西医。西医的药物要用不要用，医生控制不了，完全由制药公司研制和控制的。西医像个大机器。医院则是个部件。医生只是部件中的零件，在治病中，他们的有无起不了多大的作用。但是，我国却非常努力地去发展这样的“人才”。而对能完全独立可以治很多疾病的中医则处处压制，不让发挥。这才是导致“看病贵，看病难”的真正原因。
现在全世界都困惑于医疗经费大攀升，而治疗效率大下降的局面，各国都在为医疗改革寻找道路。然而，各国都找不到出路。这是必然的，是命中注定的。因为，世界各国没有像我们中国一样的有一种“有系统理论的医学”做背景的医疗基础。它的简便廉验的多种治疗方法和治疗效果，一个医生可以治各种各样的疾病的治疗能力，无论哪个国家无法与之匹敌。如果真的普及到全世界，中国，不仅可以成为世界的大医院、大花园。还可以籍此成为经济大国和旅游胜地，不同的意识形态也可以彼此和谐存在，不会用战争来解决了。
我国的医疗矛盾出现的现象与民主国家不同。我国卫生行政在为“治病难，治病贵”伤尽脑筋而不得其法。甘肃省卫生厅因为穷，被“逼上梁山”而异军军突起，运用中医的各种简便廉验的疗法做出了示范。实践检验的结果是，这几年来全省的医疗经费直线下降，全省健康水平大为改善。因为用药少了，药害也就相对减少。实践证明甘肃省做对了。做对了还为什么有人反对？而且势头很大。这说明社会的复杂，有受益者必有受害者，这个受害者就是靠人生病多发病难财的医药利益集团。
“医疗费正迅猛增长，其增长率超过了人口增长率的十五倍。尽管日益精密的仪器能准确地诊断疾病，但开支也越来越大……传统医学手段基本上失败了。”（这里的“传统医学”指的是西医学——笔者）世界各国出现的矛盾是医疗效率与医疗经费支出的不平衡。例如日本，医疗费用快速增长多倍，而医疗有效率停留在1/5不动，这才引起了不满。日本的解决办法是，把被立法取缔了一个世纪的中医平反。并规定从2006年开始，对已经开诊所的西医进行中医基础理论的年检，并于2008年开始，对申报开诊所的医生都进行中医基础理论的考试。（见《日本终为中医平反》载于2004年香港《亚洲周刊》）所以，不管冯世良讲中医怎么贵，最后还是以统计显示的数字为准。
美国的解决办法则是让人民有自由选择医疗方法的权利，也就是原本到替代性医疗机构诊治的费用不好报销，逐渐要转为好报销，各州正在进行立法。2007年2月27日，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新发布了一项与中医药密切相关的指导性文件草案：《补充和替代医学产品及FDA管理指南》草案。该草案的一个重大调整是对补充和替代医学(又称另类医学)涵盖的内容进行重新划分，将替代医学体系从CAM中分离出去，称为“整体医学体系”。传统中医药与阿育吠陀印度草药医学都隶属这一范畴。借用NC与CAM的定义，整体医学体系是“有完整理论和实践体系、与对抗疗法(传统疗法)独立或平行发展而来”的，有着独特的文化传承背景，它们具有一些共有的元素，如相信机体有自愈能力、治疗可涉及应用意念、机体和精神的一些方法等，例如传统中医药和印度草药医学。
对西医来说，甘肃的可怕，在于以省一级政府组织出面，有立法权。如果搞好了，就很容易被复制而传播全国。所以，卓小勤就拿法规法律来威胁。他认为“打通任督”没有科学的验证，甘肃省出面推广没法律依据。那么请问：现在西医所做的这些疗法，“根据1978年的美国科技评估办公室对全国医疗科技安全与效能的调查显示：只有10%——20%的传统西医治疗方法经过对照科学实验来鉴定其实际疗效和安全性”。换言之，80%-90%的美国传统西方医学治疗手段并没有科学的根据和安全的鉴定。”，（《顺势疗法》第55-56页）现在医院里的疗法，都是美国学来的，全国普遍在使用，是否要追究责任？追究谁的责任？美国在1938年就撤除了安基比林的使用，我国迄今为止，仍在使用，伤害购药者的健康，是否要追究责任？
卓小勤先生是个律师，言必遵法也不错，可惜他既不懂中医也不懂西医，更不知道中国的历来没有关于医疗法律，而西方，早在3700年前就有了汉谟拉比法典，其中就有关于解决医疗错误和纠纷的立法。但是，这立法只是管外科医生而不管内科医生的。道理就在于外科只是一种手工技术，很容易使病人受到伤害；而内科则不同，因为内科医生除了用药，还需要心理诱导，伤害亦不明显，责任很难判断。病人如果不听医嘱或有其他环境、思想、生活因素，也可能影响治疗效果。这使得内科病的治疗，分不清担责的一方，因而没有立法。
中国引进美国的现代医学，这医学又把持了话语权，即制订法律、法规的权力。但美国的法律、法规是管做官的，也就是官员不能管法律法规规定之外的事。例如我国有个王中医在美国用针灸治病，被起诉非法行医。但法院无法判决。因为，法律没有规定针灸是非法的。后来因针灸在实践中有效，美国重新修订了它的法律，把针灸列入医疗许可的范围之内。这个问题说明，医学医疗很多像个事后追究派，一切还得看实践。卓先生的矛盾在于他有时候是遵照事先规定之法，有时候是个事后追究派，何依何从，看他自己的需要。
我国的医疗法律是从美国移植而来的，不符合管理中医的实际。本来只能管西医而不能管中医的。现在不仅用来管中医，还管出它的范围以外。例如卓小勤曾说过张悟本是非法行医。他说的是食疗，没有给人治病，怎么可以与非法行医挂钩的。敢问卓先生，宣传食疗，有法律规定是非法行医吗？做律师不知法而成为知名人物的，也许只有他最出风头了。
病人来治病，并没有想永远吃药，而是想治好病不再吃药。我只是个普通中医，从来不自称糖尿病专家，却多多少少也治好了几个糖尿病人，不相信有记录为证。唯有你做西医的糖尿病院院长、糖尿病专家冯先生治不好一个糖尿病人，还有脸上讲台吹泡泡。你的糖尿病医院，则应该尽早关门才对。如果你要勉强留着，又要能治好病的中医撤出，那你的良心，岂不大大的坏了。
糖尿病医院是专治糖尿病的场所，如今这个场所却没治好一个病人，专门从事卖西药赚钱，那能叫医院吗？专家是比普通医生更有本事的医生。这个本事当然是讲治糖尿病的本事。你治好的糖尿病人比普通医生多，才能称为糖尿病专家。谁都不会生下来就是专家的。他必起始是个普通医生，然后由于有疗效才升为主治医生，继而升为副主任医生，又升为主任医生，还有专长，因而成为专家。你现在已经升为专家了，请问你的疗效是不是已经治好了比副主任医生更多的糖尿病人？如果没有，你这个专家头衔是怎么获得的？看来还得请方舟子给你打打假！至少，不能称糖尿病专家！
现在糖尿病的专家说糖尿病是治不好的，那么你这个专家没有治好一个糖尿病人才这么说。如果我没治好一个糖尿病人而被人称为糖尿病专家的话，真的就会羞死。冯先生不羞，是不是学过厚黑学？如果你没学过却能如此天生厚黑，还可增加一个名称：天生厚黑专家。这样拿名片出去，岂不是更为显赫？
当然这没治好一个病人的某某病专家，在现代医院中多的是，也不是只有冯先生徽号，但我却治好了几个糖尿病人。这些，都有记录为证。有意思的是一个被医院里治了20多年没治好的糖尿病人，由于长期吃药，指标仍在升高。经我连续治疗三年，不服降糖药降压药，专服用中草药，逐渐减轻药量。现已停药，血糖从18降至10左右。尿糖长期保持在2+。
（三）批判“打通任督”——害怕健康的现代医学
这次甘肃省卫生厅“打通任督”的消息，引来了全国性的大辩论。究其实，“打通任督”只是一种利用意识的可自控性，练习控制内气的运行，使它们有意识地、有序地循任督二脉打转转。这阴阳二脉的意识自控可与它自己无意识的运行不同，它控制了任督二脉，就是提纲挈领，抓住大纲，统驳全身阴经和阳经，因而能达到全身平衡。全身阴阳平衡，就是健康。
但是，人们健康了，不用生病了，不用吃药了，那么西方药/械公司生产出来的药品医械谁来买？国内的众多医药代理群体包括医托媒体吃什么？这是利益的争夺，是撒布健康与撒布疾病之争。几乎大多数媒体反映的都是负面的说法。这些舆论的导向目标一致：把“打通任督”这有利全国人民保健的好事弄臭。它的幕后老板自是西方药/械公司，它的前台武打，是医药利益者群，它的招牌是现代科学医学。
制造事端的就是这台世界性的，靠病人发财的国际吸金托拉斯——以美国药/械集团为首的药业帝国。“打通任督”不花多少钱就能使人健康，那么，靠人生病才能发财的利益集团不得不狠使毒招。我看了许多媒体报道，都具有倾向性和煽动性，目的只是为了否定“打通任督”。总结这些招数如下：
经络原本就有，他们一定说没有。如果真的没有，针灸如何产生？针灸如何被全世界接受？国外不同于国内，他们相信实效。没有实效，根本不会被接受。针灸所依凭的是经络、经穴、经气。不承认有经络、经穴、经气，先必须否定针灸的效能。中国的大医院基本都设针灸科你得先要他们撤掉！本就无任何人说过的“打通任督”成武学高手等，却成为辨论的主要内容。这种颠倒是非的舆论导引，就会把不明真相的民众发动起来，共同对付刘维忠，就能早日让他下台。
今年，6月6日晚，凤凰卫视请了张功耀等为嘉宾，公开说任督两脉是没有的，任督二脉如果不存在，打通之说自然是个骗局了。然而，当不同意见发表的时候，主持人就不让讲完，经常中途打断。其实，作为媒体，并不是不知道事件真相，而因为带有倾向性，才故意进行弯曲。这些言论确实很吸引眼球，有利于它们制造气氛，让无知者跟着起哄。
但是，就任督二脉的有无问题，毕竟中国不是外国。中国是一个有很多人练功保健的国家，不只是甘肃一省。关于任督二脉的存在与否许多练功者都可以证明，杭州体育局局长都写文章证明它存在，你张功耀死不承认顶什么用？凤凰台想在中国否定中医和针灸，还是另请高明吧！这次的辩论会，最有意思的是与张功耀一起来的东北某糖尿病医院糖尿病专家冯世良院长。他在辩论会上演了一出自打嘴巴的滑稽剧。他说，糖尿病是治不好的。话是老实话，但从一个糖尿病医院的糖尿病专家口里出来有点“不像话”，既然治不好，“糖尿病专家”不能治好糖尿病，那么“专家”是从哪里“生产”出来的？专业的糖尿病医院就应改名为专业卖降糖药公司才是。糖尿病专家则应改名为专业降糖药推销员，这才能叫做名副其实。否则，就只是骗子一个。
当然，医生不是自觉地去做骗子。例如冯世良先生。他真的以为自己是个糖尿病专家哩！否则，他怎么当起糖尿病医学的院长来的？因为，社会承认了他是，他就是了。但是，我们想不到的是：他既然是谓之糖尿病专家。你问他治好多少个糖尿病人？答复：一个也没有。那么，人们为什么不问一问：这个“糖尿病专家”的称呼是怎么来的？专家与普通医生的不同应该是治好的糖尿病人比普通医生多。
如果我这话是错的，那么，你拿出一个专家与普通医生的比较标准来。糖尿病人到医院里去，专家的挂号费比普通医生高。如果不是以治病的本事好做标准，那凭什么要高？除非病人到医院挂号不是为治病，我好像想不出另外一个理由来。善良的人们都不知道这就是现代医学设计的骗局。
这个骗局已经骗了我们一个世纪，冯世良先生只不过是陷入这个骗局的一个可怜人。其实，不只是糖尿病，其他各种内科病无不如此。这是医学的问题，而不是医生的问题。原因是医学被资本绑架了。医学如果是一门科学，它当然会按科学的要求：每一个概念都需要认真推敲。患者到医院里找医生，从普通医生到主治医生、副主任、主任，会以为医疗本事是从职称看出来的：职称一级比一级高，治病的本事也一级比一级好。可是我发现，现代医学几乎所有的概念都经不起推敲，其划一化对抗疗法的治病疗效实在不敢恭维，职称高低并不说明其疗效高低，而仅仅是挂号费高低之别（与之挂钩相连的当然还有工资和奖金，但那是其内部差别）。
中国的医疗保健知识自古至今就不带有市场性。这就给西方药/械业老板和它的中国代理人的一个可乘之机。他们把自己的技术提到不可仰止的高度，又可把我国的医疗保健知识说得一文不值，拿制药业广告费的媒体，非常自觉地成为他们的应声虫。看他们如何贬低中医保健知识价值的：
“李少波真气运行研究所”自称是由甘肃省科委批准成立的医疗保健科研机构，但记者调查发现，这里更像是一家以教学培训和售卖相关书籍光盘为主的盈利机构。”“担任培训任务的是一名叫做李天晓的女士，她的头衔是兰州李少波真气运行研究所所长。记者昨天赶赴这家研究所，竟然发现所谓的真气运行学不仅是强身健体，俨然已经成为了包治百病灵丹妙药，同时学费价格自然也不低。”办10天的学习班，收2000元就算高了？李少波真气运行研究所把他们的长期悟得的窍门进行传播，使学习者迅速学会，减少了学习时间，减轻了学习负担，收了这点点费用，有何不妥？
“不低”是什么意思？当然是说收费太高。难道他们就不应该赚些钱来支持自己的生活费用和搞发展吗？在医院里一根化疗输液插管，只要一分钟时间，几角的成本，现在要收2000元，这个标准怎么计算出来，根据什么地方部门批准的。至于那些支架的利润更无法言说，高得吓人，有的是一个农家一年或几年都赚不来的。“一个小感冒要花上几百元，许多老百姓对此已‘当怪不怪’，但是安装一个心脏支架，患者要支付比出厂价格高数倍甚至十几倍的钱。”
其实西医这些药/械的利润高于毒品好几倍，而且“合理合法”，怎么没有听见媒体们放个屁呢？这种只许自己放火，不许别人点灯的说法，理在哪里？研究所于主任说这种真气运行法是经过“70多年的探索，40多年的临床观察，10多年的科学实验。这不是气功，这是真气运行，专门养生治病的。我们这里治好的肝癌和肺癌都有，食道癌都治好了。练功是十天时间，学会方法，然后你回到家以后，按照老师教给你的方法继续练功。在经络运行的过程中，慢慢的给你调理。有一个肺癌晚期，他是广州的，是一个很有钱的大老板，已经晚期了，至多活三、四个月，但是到现在已经活十几年了。”
上述的这个大老板花了2000元钱的学费，治好了癌症，也会觉得太高？也许有人会发疑问，真气运行真的能治好癌症吗？是真是假，现在有电话，一查就明白。李少波研究所教人学“真气运行法”已十几年了，我相信获益者决不是一二个人。记者如果有心揭假，或真正是为了他新闻的客观性准确性，还可以实地调查多人，这样才有可能作不带任何有偏向性的报导。
全国政协委员董协良在提案里揭露了医疗器械市场上存在的黑幕：“一个国产的心脏支架，出厂价不过3000元，可到了医院便成了2.7万元；一个进口的心脏支架，到岸价不过6000元，到了医院便成了3.8万元。”董协良说，9倍的心脏支架暴利已经超过了贩毒。（3月14日《中国青年报》）
它还包括装支架医生的20%的“业务费”。这20%的安装提成，实际是鼓励他们将不需要安装支架的人多多安上，也是争取业绩的推销费。这不是明里医院，背地黑店吗？因为，装心血管支架可不是开玩笑，装进去就拿不出来了。
当然，这是合法的黑店，财大气粗的黑店。媒体们仰其鼻息过日子，眼见其黑也只好装聋作哑不吱声，面领其命也不得不昧着良心给李老真气运行法抹黑，给甘肃练功康复者抹黑，给带头推广者刘厅长抹黑。不过，仔细揣摩，我很为这类记者担心，似这等窝窝囊囊憋憋气气讨生涯，内外压力特大，肝气难免郁结重重，日子一长，恐怕病魔就悄悄上身。到时候可别忘了偷偷上门学习打通任督大法，获致神清气爽，身心具泰之效噢。
“专家要搞研究、个人想练一练，那无可厚非，可卫生厅作为省一级医疗卫生主管部门，如此高调介入其间，设专门办公室、办骨干培训班、官网文章链接气功网站，无疑有用公权力为之“作保”甚至“推销”之嫌。据报道，此次受到力推的真气研究所不过是家社会培训机构，办班如云，收费牟利，如医务人员们参加的骨干培训班就收费2000元/人，而这笔钱被要求由各医院承担。”
“用公权力匆匆打开这个尚充满问号的气功市场，是不是让类似培训机构成了最大受益者？尽管在有关官员眼中，自己倡导的只是一种锻炼身体的方式，可谁能保证谁来监督鱼龙混杂的培训机构不打着政府作保的金字招牌，满嘴跑火车招摇撞骗呢？”
“这件事情值得质疑处，绝不在于真气运行学是否属于伪科学，而在于，身为卫生厅长，刘维忠可否因为自己特别相信这个，就“要求各医院积极组织医务人员进行培训学习”并“应用到临床实践之中”？显然，这里面存在着明显的个人身份与公职身份的角色错位。作为个人，刘维忠固然可以非常相信真气运行学；但作为卫生厅长，不应该仅仅因为自己相信，就要求别人也都相信，还作为一项“要求”发布到各级医疗机构中去。真气运行学可以有，卫生厅推广欠思量。”
民间自己推广可以，卫生厅运用行政权力支持推广不合适，说这是违法行为。这个理由也只有很弱智的人才能说得出口。当前全国一片“治病难、治病贵”的叫喊中，卫生厅发现了有这么一种方法，一可以维护老百姓的生命健康；二能够避免加剧医患磨擦，维护和谐安定的局面；三又可以减少医疗费用的财政支出。这一举三得的好方法，既能为人民做好事，又可为民族争荣光。何嫌之有？何疑之有？何骗之有？何错之有？
甘肃省卫生厅宣布“打通任督”，遭到如此强烈的反对，刘维忠还拿官帽来打赌，看起来困难重重。一种维护人民身体健康的健身方法，会如此遭到众多媒体的攻击。看起来，一个省厅在医疗方面想做好事树中医的一些简便灵验的保健或治疗方法，让老百姓真真正正受实惠困难很大。大就大在很多靠别人生病发病难财的人太多，也就是昧良心的人太多。这才使得推广起来困难重重。
人们身体健康了，谁去医院里排队去？买药去？医院里没人看病了，西药没人买了，谁给媒体做广告？如果你是写这些文章的，如果你的良心还没有变黑，你就应该想一想：谁家没孩子，没老人的？假设自家的老人、孩子生了病，同样也会遭受西方医疗的盘剥。制药公司可不会向你保证，你因为替他们宣传有功，就可以不看西医看中医（一笑），那时候你就“悔之晚矣”了。
刘维忠说甘肃太穷了，这才选择了用中医的这些简、便、廉、验的方法。我听他这些话，实在有说不出的味道。假设甘肃像浙江一样富有，也许他就不会采用中医的简、便、廉、验了。那么，他不是因为中医治病符合生命的规律才用中医的方法的。如果甘肃有钱，也会像浙江一样向外国采购各种各样的、有害无益的大型设备，让生病的老百姓在这些仪器上做有害无益的折磨而折寿。所以，穷，也许就是福。笔者发现，现在有很多疾病，有权的、有钱的死得快。虽然他们在医院里的伺候比穷人好得多，叫“医疗享受”。老天大概很公平，“享受”够了就叫他们早一点归去。
浙江省卫生厅的做法，就跟刘维忠不一样，它出政策不许65岁以上的老中医个体开业，实际是一件消灭中医的重大举措，却通行无阻，马到成功。温州市的一个晚上，几百个草药摊全部关门大吉，这些开草药店的老人也许现在早已归西，他们带走了多少单方验方。老人们孩子们有了一些小病，找不到价廉效验的草药了。媒体没吱一点声。一个一心为恶的法规，招摇过市没人说；一个一心积德的善行竟全国哄场起闹，这真是为天下奇闻！怪不得有人说：良心不值一文钱了！
媒体最厉害的一招是请中医专家出来讲话：“9天打通任督，太夸张了，会毁了中医。”但作此说者也许忘记了检点自己的身份，你不是气功师，为什么净讲外行话。即使他是个气功师，没练过真气运行，怎知道9天不能打通？没人不知道天赋的重要，有人多年练不成的，有人却一说就会。做中医了不能有了一点地位就不知所以，不懂装懂，胡言乱语的！
另一则消息说：“研究督脉26年专家:中医无打通任督二脉说法”。语意不无贬低。气功界即使没有真气运行之说，那有什么不好？在中老年健身的气功方法中，李少波先生发现了一种迅速“打通任督”的方法，或者他借用了武侠小说中的“打通任督”这个概念，那有什么不好，值得如此大惊小怪吗？
反正，攻击的花样百出，目的只有一个，为了卖出化学药品，不让人们身体健康。你不生病，药卖何人？医院开着岂不没了生意？6月6日，凤凰卫视在北京的辩论会，几同于《新京报》发布的消息。有意思的是，被庇护的反方，把有的说成无，把无的说成有，有意进行舆论误导。
西方在上个世纪70年代已经普遍知道抗生素对治疗感冒毫无效果，过了50年后，我们也算是知道了。其原因是抗生素损害人体内的微生态平衡，使我们的下一代体质变得越来越差，现在真的成了名符其实的“东亚病夫”了。西方人真有先见之明，他们难道早就知道中国的西医学界会如此8倍于西方的医生把抗生素输入我们孩子的身体，使他们全部亚健康？这就是现代的科学医学带给中华民族的“医疗享受”。在中华民族下一代体质不断衰弱的时间里，这当中有多少像方舟子这样的人物做医托，让美国制药公司发大财。
一百年前，我国的西医医院还办得不多，内科病还只有几十种。如果你不相信，可以打开《现代医药中的错误》（广东科技出版社1982年8月，兰伯特著，刘经棠等译），很多内科病是怎么生起来的还都不知道，怎么治更不知道。现在病名达几十万个，医院设几十个科室，什么病都能治了。还有个更有意思的，很多科室叫人吃药都是吃到死的，这叫做维持治疗。病人因长期吃药，必然吃出病来。这种病，叫并发症。并发症生起来了，实际就是药物中毒；并发症死亡，实际就是药物中毒死亡。名称两样，本意可明明白白的。送死者实际是命中注定，不算医疗错误。
（四）“打通任督”是对抗“被病”的一种小方法
“打通任督”是中医学中的一种养生保健的操练方法。健康者打通任督能保健，避免生病；病人们打通任督能减轻病情，恢复健康。打通的方法是利用练习者自己的意识思维控制的能力。“打通任督”无疑是给热火朝天的医疗市场化拨了一盆冷水，也给“看病难、看病贵”而求医无钱无门的患者的一瓢“甘露”。我的一个患者受惊吓得疑难病。到处求医，当四年也没治好。我接诊后，虽带头了某地小问题，但总是不能痊愈。于是我给他介绍了一位气功师做导引，当场见他大笑不止，笑后呕出不少脏物，现在天天锻练，身体十分健康。
甘肃省卫生厅办了个学习班，宣布有几十名医务人员打通任督二脉。比一般患者打通任督二脉会有更多的好处。患者打通，他是自己一个人的健康。当然，我所讲的患者不是因打通就是身上的病完全好了的意思，而是指他能利用意识的可自控性，控制了一点点生命信息在任督二脉中的运行，以帮助自己恢复健康。现在消息讲的是医务工作者，那当然不同。一个医务工作者能帮助很多患者，因此，它如果像原子裂变，那就把医疗市场的部署打乱了。由医疗市场化制造起来的“看病难、看病贵”岂不乱套了？！每个人如果都不生病了，医院、医生做什么用呢？这才是现在的李少波研究所被责令整改的真正原因。
这个消息在全国学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有人相信，有人不相信。相信的人也有错误的认识，不信的人更不用说了。因为，我们这个社会，过于注重功利，加上西方医学的搅糊，借科学之名，行肥私之实。古时的西方医学本来不会肥私的，但自从资本当了这世界的家，西方医学附着它生存和发展，也因此跟着而肥了起来。几百年的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西方医学逐渐肥私的历史。当然它初始也许是身不由己后来却心甘情愿地变成了西方制药公司的工具而肥起来的。
这个西方制药公司的工具到了中国，拉起一支医托队伍，通过各种方法贬低中医，利用科学的名义把持了话语权，制订各种规章制度限制中医，直至消灭中医。其目的只有一个，把药/械卖给中国，培训销售队伍，拓展中国市场并占据其制高点。于是，一个世界上无能与之并肩的伟大医学，被压得无声无息，稍有抬头，就可能带来无数非议。例如养生、气功、生命、中医等学术论题，只要“冒出尖尖角”，就会被一记敲晕，尽至“体无完肤”、“昏迷不醒”。因为，舆论被洋办收买了压服了。
“打通任督”只是一种维护健康防止生病的方法，不是小说中的武术。因此，媒体或舆论利用错误的思想或流传的误读，有意曲解这四个字，存心可疑。
医学的研究是干什么的？维护生命和健康，避免生病和死亡。这里最重要的是对生命的认知。几千年的医疗实践，中医学家们建立了整套无可匹比的生命医学认知体系；而对生命的认知却是现代医学的盲区。但是，它却盗用科学的名义，借此否定中医学——真正的生命医学。
上个世纪开始的否定中医的思潮，与现在这个否定“打通任督”，由于“出生”在不同的时空，所产生的能量完全不同。中西医经过一个世纪的较量，谁是谁非已经完全清楚。只不过中国文化有一种活在世上就不肯屈正就邪的传统，这才使中国的西医受益者流暴发了反食疗养生、气功养生、打通任督养生等许多闹剧。表演得最突出的医托，名称叫做“方舟子团队”。
现在反中医的人士中，除极个别人外，再不敢否定针灸学了。因为，全世界接受针灸治疗的人在不断增多。各国来中国学习针灸技术回国开业的医生不断增多，随着时间的推移，针灸治病将布满全球已成为必然的趋势。那么，针灸靠什么来治病？当然是靠经络、经穴的作用。经络、经穴靠什么起治病的作用？当然是靠一种我们现在的科学还测不到的经气。这种经气，就是生命之气。
经气可以接受两种内力的推动——信息体系的自组织能力和意识体系的可自控能力。经气的运行是生命存在的依据。运行障碍是生病；运行有序是健康；运行停止则是死亡。经气运行看不见，摸不着，无法度量，所以，生命才看不见，摸不着，无法度量。人活着是生命在身体里；人死了，是生命离开身体。活着称为身体；死了，身体便被称为尸体。解剖学是解剖尸体的科学。用解剖学做基础的医学只是尸体的医学，不是生命的医学。因此，凭现代医学（即尸体医学）的知识来谈生命医学的道理，有点像瞎子摸象——胡扯。
我不相信现代医学的专家能讲出“打通任督”的是非，就是因为现代医学根本讲不出生命、健康、生病、死亡这四个概念的定义。他们根本不知道关于生命、健康、生病、死亡的道理。我讲的这些话，也许听的人接受不了，建议你们回家认真忖度，不要急于反驳。如果你很想讲明白，希望遵守如下的原则：首先要系统地把生命、健康、生病、死亡，这四个概念连起来解释清楚。
（五）“打通任督”是利用意识的可自控性引经气有序运行
人的生命有两个系统：一个称为信息系统；一个称为意识系统。信息系统是与生俱来的，具有自组织性，是人的生长壮老已这个过程的动力；意识系统是人的生命的指挥系统，具有可自控性，是气功产生的原理之所在。意识系统派生于信息系统，而成熟于出生后的人文环境。它是人的生命价值之所在。两个系统的两种特性，相反相成，是人类向高智慧发展的根源。
我认为，经络是生命之气运行的通道。“打通任督”是利用意识的可自控性引导并强化经气的有序性运行。现在凤凰台请那些被现代尸体医学洗了脑的人，来讨论生命的问题有似问道于盲。满脑子装尸体结构的人，怎么会知道什么是生命的道理呢？他们如果不知道什么是生命，也就不知道什么是生命之气。那么与他们争论经络、经气的有无，经气在经络中运行的道理，岂不像对牛弹琴吗？
问题在于经络、经穴是否能因尸体的解剖而被看到？看不到是否就是没有？一个活的人有生命。解剖活体也看不到生命，解剖尸体当然更看不到生命了。那么，人岂不是就是没有生命的？所以，说看到的就是有，看不到的就是没有，这才是真的谎言，是睁眼瞎说的谎言。谁都知道，生命是看不到的，但它是存在的。经络也同样是看不到的，也同样是存在的。任督二脉的有无，还用得着争吗？
反中医的人士不敢否定针灸学，也不敢否定经络和经穴，却为什么敢否定任督二脉的存在？这不是太有意思了。这叫做抽象肯定，具体否定。几十年来现代医学运用此法排斥中医已经出神入化了。其实任督本身就是在通的。如果不通，人早就生大病了。所以，说“打通任督”只是运用生命的意识可自控的引导加了进去。但是，反对者并不因它的不存在，而因为它能保健康。
这“方舟子团队”可不是一个人，它是一个靠医疗利益获利的群体。这些有意思的人士中，还有一些是高级中医。曾记得张悟本事件出现后，针对此事件在卫生部召开的专家座谈会上，有位中医专家发言说，对待张悟本，中医界的同仁们应该讨论如何给他以法律的惩处。这种西医不敢提的问题，让打着中医权威牌子的人来说的方法，是现代医学最高妙的一着，犹如当年（1929）西医洋主子不露面，让刘瑞恒余云岫出来打先锋，急急忙忙逼着当局立法取缔中医之闹剧。不过看样子，这闹剧闹得是一蟹不如一蟹了。
甘肃卫生厅宣布“打通任督”二脉，卫生部表态说这是学术问题。学术问题是什么意思呢？是在医疗发展的道路上允许探索的意思。这对医托团队来说不是好消息。于是，有位中医科学院的“高级专家”出面接受了某位记者的采访，他说，打通任督会毁了中医，我实在难以理解此话的根据。于是我向熟悉这位“权威”的朋友问：“此人会不会气功？”答：“据我所知还不会。”你既然不懂，不如先去学学如何打通任督，然后再来谈论中医会不会因打通任督而毁掉。只有这样，他就不会如此信口雌黄了。当中医师，尤其是中医师中的高级专家，千万记住：在学术上对自己外行的学术问题，决不随口乱说，避免被人利用。
说在短时间内学会打通任督二脉，实际只是找到一种简便的、能迅速学会的运气方法，怎么会毁掉中医呢？中医学是一个庞大完整的知识体系，其中包括气功养生系统。气功养生系统之下，又有无数不同的气功养生方法，“打通任督”只是这些无数方法中的一种方法。即使此一方法是李少波真气运行研究所伪造的，也不关中医毁不毁的分毫，它怎么能毁掉中医？这个天下之大谎，竟出自中医科学院的高级中医之口！希望已经获得中医高级职称的人们，珍惜自己的荣誉，千万勿卖外行货。这样讨乖卖外行，真的会毁掉自己这块高级中医的牌子。此类人等如果耐不住寂寞，或者得了好处不得不出位卖乖，我倒有一个衷心建议，那就先行换个牌子：把“高级中医专家”换成“高级西医专家”。只要在“高级西医专家”这块科学牌子的光环呵护下，我倒认为“打通任督毁掉中医”论就有了几分君子性。因为尽管此论在中医看来实属外行无知，幼稚至极，如果出诸内行之口，那就成了卖乖不成反露馅了，难免有自宫求荣之诮，实在得不偿失。但是在实证主义科学角度看来此论它确实守住了实物为证的科学底线，还可以被认为是正当的而且是出于好心好意的学术争鸣。坚守自己的学术阵地，好心提醒论敌，乃不失为君子之风。所以我说，如此换牌出招应该是相当合算的明智之举。我诚心奉劝诸位专家，今后如果捞着机会要出位出手，最好先掂量掂量，算好上述这笔简单的正负名誉加减账，然后再从容上阵，以免大掉链子，贻笑大方。贻笑大方还算是个人小事，弄不好砸了闹剧演练的场子，那就鸡飞蛋打，不欢而散了。那可是大大的得不偿失啊。
我提出“是生命生病，不是身体生病”这个论断，从基础上推翻了西医内科治病的依据，这是有很大风险的。因为西医的背后，是一个利益集团巨无霸。我当然不管这些，学术就是学术，它只涉及真伪，与利益无关！
基于以上所说，我认为这一百年，中国文化界自我侏儒化引来了医疗灾难。中医本来远远胜过西医，却让西医把持了医疗权力，把中医消灭殆尽。不过，老天仍在佑中华，护中医。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它不管你孙中山、梁启超、胡适或鲁迅有多大名气，也不管洛克菲勒财团惨淡经营的药业帝国有多么周密高明的全球战略，多么先进摩登的科技装备，多么势如破竹的市场神威，经过一百年，我行我素，维护中医，为了中华民族子孙万代的健康长寿。
甘肃省“打通任督”首战告捷，吹响了中医复兴的号角。
甘肃有人带头复兴中医不用药不用医不用钱，以打通任督经气养生之法，达到祛病延年的功效。这是一件好事。如果以甘肃为起点，将真气运行养生法普及全国；或者以甘肃为榜样，全国掀起气功养生大潮，于民于国则功莫大焉，利莫大焉。只要是中国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来都是大好事。然则，树欲静而风不止，从大洋彼岸药业帝国的角度看来，这消息大大不妙：全球战略的百年大计即将受到严重威胁，弄不好则前功尽弃。事不宜迟，必须尽快下手剿灭。
十指连心，心动手到，药业帝国的中国代理抓手们于是乎紧急动员，通过媒体围剿、电视辩论对“打通任督”发起了攻势。但如今毕竟不是1929年，新一代刘瑞恒余云岫们也搬不动中央部委；卫生部就明确表示，这事儿属于学术范畴。
三、医生为赚钱变成伤害病人的邪医
那么接下来的学术范畴的争论实质是中西医学之争。我们愿意静下心来将这场争论进行到底。首先，这种争论不是谁科学之争，而是谁能治好病之争。现在有人说，西医治病（或人生的病），中医治人（或生病的人）。这话实际还讲不到位。我认为更为科学到位的说法是：西医治身体病灶，中医治生命生病。
（一）医学是研究治病的学问
我认为，一切内科疾病，都是生命生病。在尸体上寻找生病之因，无异于缘木求鱼。利用微观分析，则离生病的原因越来越远，根本不是为治病，而是为骗钱了。因此，刘维忠的“打通任督”的根本意义在于不再花钱买药，就能使自己身心健康。他的不好是损害面大大了——整个医学界的利益将大幅度缩水；一直宣扬西医科学的媒体——广告费没了。但受益群体是被称为亚健康的所有人们。我认为，练习“打通任督”者，不只是身体健康受益，这样的静坐修练，意识集中，内控能力增长：就是智慧的增长，记忆力的提高。
做医生的就是为了治好病。任何一个病人的病会不会好的因素很多，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病人的思想，即：病人本人认为会好不会好。一般的情况下，病人认为会好，就有利于疾病的痊愈。西医也知道这叫做“安慰剂效应”。因此，医生面对病人，决不可说他的病是不治之症。但现在到医院里去看病的，几乎都被医生说成不治之症了。医生只有这么说，病人才会听他的嘱咐东检西检，用遍医院里所有的检查仪器，把很多的钱用在无效的检查之中。所以，医生为了使医院赚大钱，不惜违背希波克拉底“不使病人受到伤害”的原则。
病人生病找医生可能只有一种病，也可能是有多种病。他的要求是医生能把他的病治好，祛除疾病给他带来的痛苦。医生通过医疗收取服务的费用养活自己。但是，医生由于知识、经验、医疗方法等等的局限，却不能向病人保证他一定能治好此病使病人恢复健康。对病人来说，局限于个人医学知识，不能保证治好是可以接受的，但，仗恃唯一一种治疗方法乱治疗乱用药就不可以；病人并不知道什么是乱治疗乱用药，只能企求于医生的良心。而医生能不能真正凭良心用药在于他自身接受的道德教育和周边人群道德观念和环境的影响。因此，在医学的教育上摆正道德教育与医学知识教育的位置，对医学院的学生来说，是最重要的。现代医学院还没有做到这一点，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医生的医学知识既然有局限，因此，说病人患了不治之症应该成为医学的禁忌。现代医院里，犯此禁忌者比比皆是，而不是个别，这也说明医学教育出了大问题。正如陈树祯说的：“就现今的科学技术和测量仪器，并没有任何一种可以确定人类死期的方法。所以，任意告诉病人的死期是一种毫无科学根据、危言耸听的谎言。胡乱猜测只会增加病者心理负担，是一种毫不负责任、雪上加霜的做法。”（《顺势疗法》198页）
医生与病人都应该具备这种基本知识和信念：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没本领的医生。这对医生来说是一种鞭策，对病人来说是一种精神鼓励，更有利于治疗获救。凡是认为病人只有多少时间活的医生，患者就应该立即制止他的治疗，不这样，就会被他弄死。道理很简单，因为他所掌握的治疗方法是弄死人的方法，否则，他怎么知道病人的死期呢？
（二）中医的现状是社会的问题，而不是中医的问题
本篇的重要概念：集体医疗、个体医疗
上个世纪初，一种新的医疗形式在我国大规模展开。这种医疗形式叫做集体医疗。集体医疗是以医院为核心的医疗体制。在现代这样的社会，这无疑是一种对中国医疗体制不足的补充。中国历来奉行的是个体医疗体制，即医生与病人的个体对个体的医疗行为：病人交给医生的是自己个人的生命的健病信息；医生的行为是个人对这一健病信息负有帮助调整其平衡的责任。这种医疗的个体性是谁也无法改变的。因为生命的个体性决定了医疗实践的个体性：必须是医生与病人的个体对个体的个体行为。病人通过医生的治疗而痊愈；医生通过病人的治疗而得到经验。医学是因为医生行医的经验积累而理论化。由于医学理论必须来自医疗实践。一个中医的理论家，就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治疗家，没有治疗经验的医学理论家是不存在的。
可是，现代的医学体系中，不会治病的理论家也许比在治病的医生不仅更多，而且更红，更权威。我有一朋友得乳房癌，腋下淋巴转移有8厘米大，后来发现肿块增大变软了，腐烂出脓，心中很是恐慌。因为，西医宣布癌肿块腐烂必死无疑。于是，她就去上海、北京找几位全国知名的乳房癌专家咨询。据说这几位专家因发现新的癌细胞而出名。他们因为出名而成为全国某些医学专家组织的头头，头衔当然是全国性的。患者好不容易能得到他们的接见，谈话的内容却不新鲜，专家同样认同转移腐烂后果不好，建议试用一些新的抗癌药物。专家告诉她这是西方刚上市的新药，有效的把握大。我的朋友知道，这些新的药物专家并未用过，能不能治她的病仍未可知，只不过贵得令人闻而生畏，据说一年需要花费百万巨额，而且有效率只20%。患者想：“他们怎么能够知道有效？只不过让我做个试验品而已。”满怀希望而去的她，免不了失望而归。这个故事说明，现在医学组织成的专家或权威队伍，与医疗实践是有距离的。可见，因为，西医的专家不是治疗家，哪能知道如何治疗？老百姓以为生了病问专家才能有把握的想法，是被宣传忽悠出来的。
医院中拿最高工资的是病理科医生。因为，病理科作为医学的眼睛而存在的。但没有人知道这个眼睛就像青光眼一样，虽然睁着却看不见东西。我举个比喻大家听听：黄河发大水是泥沙堵塞河道，但是，病理科就像研究治理黄河发大水，去研究泥沙的分类或泥沙结构的专家。这能有屁用！现代解剖学作为探寻疾病的病因而促成的：一个病人死亡了，医生解剖病人的尸体，发现腹中有癌肿块，首先他判断这是因为癌肿块占位导致了死亡。因此，对占位的癌肿块进行微观分析，研究癌细胞的分类，从中找出治疗癌症避免死亡的道理。这个天方夜谭故事骗了全世界的所有人，足足长达一个世纪。为什么说它骗人？因为，进行微观分析所得到的结论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原因被弄错了，那不怪现在的病理专家，应该怪的那当然是300年前意大利的摩尔干尼。读者们想查查他为什么会弄错，请阅邹纪平的《反思西方医学》。
自西医发明了“癌”这个病名后，在1901年，美国洛克菲勒研究所发现：小鸡生癌症能互相传染，估计一定是某种病毒作怪。至于是什么病毒，以及它所产生的机理，洛克菲勒研究所没有说明白。但既然已经认为是病毒了，因而就产生了用化疗杀病毒的治疗方法。由于70多年的癌症治疗无果，美国在上个世纪70年代曾发起一个“尼克松总统战胜癌症的战争”。它由美国的国家健康研究所负责，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病毒是癌症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原来，一个世纪的治疗实践，许多癌症病人没有因治疗获得生存，而生产化疗药品的公司却发了大财。国家健康研究所经过调查，得出的结论是：“那些那些不治疗者比治疗者生存的希望要大”。这个结论的意思是：许多癌症病人不是死于癌症，而是死于治疗。但是，这话不能公开说。因为，美国的十大制药公司的利润，比500个强大企业中其他的490强的总和要多。这就是说，美国500个最大企业的总利润，制药业占一半以上。如果制药业不景气，将会给美国带来巨大的经济灾难。美国为了保持它的利润，把亿万戴上癌症帽子的病人送进了坟墓。我把这个经济机密捅破了，不知道奥巴马会不会生气？
使我感到奇怪的是：当我们遇到一个治不好病的医学，一个把亿万人送进坟墓的医学（例如癌症、艾滋病、流感），一个把全球人都说成生病的医学（例如高血压、高血糖、高胆固醇、类风湿、红斑狼疮），为什么只会仍旧想到要找这种医学去治疗？却不逆向去想想：为什么这个庞然怪物天天直的进去横的出来，却还日进斗金蒸蒸日上？这种医学体系为什么老鼓捣出治不好还治死人的“疾病”？，这些“要死病”本身难道就没有猫腻？它与国内国际的社会有着怎样的结构关系？
明白人，这一回你们可得帮我祛魅解密啊。
（三）有权的有钱的被病死得快——精英们早做小白鼠
医学既然是为谋取钱财而存在的，那么有权有钱的死得快也是情理中的事。有权有钱的精英阶层，当然要比一般人等得到更多更快的医疗“照顾”和“享受”，而不知它的负面性，既可以享受“早检查、早知道、早治疗”，还可以多占用医疗照顾，享受更新更贵重的药物，只是不知道自己是早做小白鼠。
医生是治病救人的职业；医院是治病救人的地方。如果有这么一种规定：没有钱，便可见死不救，见病不治，那么，这岂不等于说：医学可以因病人没钱而不救，社会要这个医学岂不是为有钱人设的？无怪乎现在有钱的死得快，也应该说是一种报应！
1998年，患者徐先生得肉瘤，每夜腹中如火烧，医生说这是恶性肿瘤，但徐先生失业在家，靠妻子开出租车维持全家生活。因此他没钱住不起院。我说，那就服我的中草药吧！也许它比医院里更加有效。他服我的中草药后，腹痛从未再发。症状消失得干干净净。此后他就连续吃了70多帖。三四年后，他到我诊所与我说笑：潘医师，我得了肉瘤，幸好住不起院，只能吃草药，现在还活着。我的一个朋友也得肉瘤，当时我叫他到你这里吃草药。他说：“我有钱不去大医院，还去小诊所吃什么中草药？”他去了上海，做了手术，用了几十万。三四个月后，抬回来只是一具尸体了。可十多年了，徐先生还活得好好的。
郑文友先生在他的《世纪大交锋》中记载“美国总统尼克松在任期间曾向全世界宣布‘美国治癌失败’，卫生部长引咎辞职。‘化疗’在美国合法杀人一个半世纪（笔者注：只有半个多世纪）左右，也没把癌症攻下来，因此说，‘化疗’不是先进的，是不可取的，是比假酒害人还凶的‘凶手’。”但是，我国却把它当作新技术、新方法来使用，以致许多国家重要领导人都死于化疗之手。例如“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肖华患胃癌住进301医院，请来全国著名专家会诊，及至认为没有治疗办法了，通知其家属仅有一个月的生存期。肖华老伴听说北京燕山肿瘤医院郑文友（我当时受聘为该院副院长）治癌有专长，故请我出诊。我见肖华同志谈笑风生，仅有吞酸和剑突下压痛症状，怎能死人呢？我说：我立下军令状10天内让首长病情好转，三不放疗。可是医院的临床医生以保护首长安全为由，不准外院医生治疗，肖华主任百般哀求也无济于事，结果不到一个月人死了，是给化疗化死的。”“原中央组织部部长陆定一的老伴严慰冰患了肝癌，在北京入院治疗，也宣布了死期，陆老二次接到病危通知单时，陆老的大女儿找我去给她母亲治病。到了北京医院，我看到的严慰冰尚能生活处理，既无黄疸又无腹水，疼胀轻微，和我谈了一个多小时话，也未发现明显症状反应，我想这么一个人怎么也判了死期了呢？陆老在二楼等我的回话，他问我‘老严还有救吗？’我说：‘比起我治疗过的肝癌患者严老是最轻的病人，我有把握治好。’陆老严肃的问：‘真的？’我答：‘岂敢在首长面前说假话。’‘那好’快把院长请来。院长临床医生都来了，陆老问：‘老严还有救吗？’院长答：‘没有治疗措施了，已下病危通知单了。’‘既然你们不能治了，那么我现在请来位会治的医生来，你们听听他怎么个治法吧！’于是我把治疗办法，治疗后的光明前途等等理由和根据一一说出来，可院长们齐声说：‘没有卫生部保健局的指示我们不敢叫外院医生治’。陆老说我陆定一负责，治死不叫你们负责还不行吗？！齐答不行。陆老又哀求院长说：‘这样吧，请给我一瓶安眠药片，我给老严吃，叫她安乐死行不行？’仍齐答不行。陆老拄着手杖站起来说：‘我们求生不行，求死也不行，那么我给你们下跪啦！’陆老真的跪下了，吓得院长、医生们忙起身把陆老搀扶起来说：‘你老血压高，千万别激动……’见此情景，我忙找个借口说：‘我回去请示领导再议吧。’陆定一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这么高的身份以家属的名义另请外院医生治自己妻子的病都不准许，这是什么规矩？结果严慰冰真的按照医院判定的死期死在化疗的屠刀下了。”（《世纪大交锋》第2页，香港人类福音报社出版）
（四）资本主义医学是玩疾病赚钱的
邹纪平天才地指出，现代医学正确的取名，应叫做“资本主义医学”。因为它对外是展示它的救死扶伤的医疗形象，对内却是一个“分科医盲团队”；在学术上抨击压制不同的医学观点，层层控制医学，避免公开争论；地位升级只凭论文和学分。邹先生的妻子是个干了几十年的西医，却支持丈夫一起写了三本书《生命谁做主》、《反思西方医学》、《超猴医学院》，揭露现代医学“把病灶往那儿一戳，用‘临床理论’手段，一门心思玩疾病赚钱。他所讲的条条道道，就像内部引爆的重磅炸弹：他自己出钱出版这些书籍，当然不是为了名利，而是为了一个济世救人的伟大事业——医学。
附件：《国人年输液104亿瓶为哪桩》
（2010年12月28日《参考消息》）
[香港《太阳报》12月27日文章]题：每年输液百亿瓶，医院只为敛财忙。
到医院看病，通常只有重症病人才输液，但今日内地医院，输液却变成“常规动作”，无论大病小病都输液。国家发改委一名副主任日前透露，去年一年中，全国共用了104亿瓶输液，以13亿人口计算，相当于每人平均输8瓶液，远高于国际水平。
滥输液只是冰山的一角，事实上，内地医院过度用药的现象非常严重医生开处方时大手大脚，无论病情需要与否都开贵价药，还动辄安排各种收费昂贵的检查。某地有名儿童发烧，看一天病竟花了一万多元，高昂的收费远超出民众承受水平，低下阶层民众更是苦不堪言。目前，过度医疗乱象在内地极为普遍，医生们利用手中的处方力，想尽办法推销药物，什么医疗道德，什么行为规范，早已被他们抛诸脑后。过度医疗歪风越刮越烈，完全是医疗体制混乱的结果。近年当局推行医疗体制改革，在新的政策下，公立医院需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于是各出奇谋，把盈利作为第一要务。
医院员工发奖金，院长要升官，都离不开经济效益。院方层层下达经济收入指标，落实到每个医生，不能完成经济任务者，第一年警告，第二年换岗。医生带着沉重的经营压力来诊症，唯有尽量开高价药，以求完成任务在为病人着想还是保自己饭碗两者之间，哪个医生会选择前者？
值得指出的是，医疗腐败也是过度医疗的重要原因。不少医务人员，尤其是医院负责人与药商串通，为了收养巨额回扣，不惜沦为药品的推销员，昧刁难良心把贵价药硬塞给病人。
不堪的是，医疗系统内部已是黑白颠倒，是非不分。判断医生的能力，不是看他医疗技术和服务态度，而是看他能否从病人口袋中掏更多的钱，谁能为医院带来更多的收入，谁就能获院方青睐。相反，恪守医疗道德，想方设法减轻病人负担的医生，反而被视为“异类”。在这种情况下，医疗素质每况愈下，事故层出不穷，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最近，当局对药品价格进行了一次全面调整，平均价格有所降低。然而，有卫生部官员公开承认，医疗费用的的绝对值并没有下降，因为在注意控制药品价格的时候，贵价处方又出来了。
显而易见，单靠行政命令压低药价，无法根治长期困扰内地社会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卫生部门如果不对所谓医疗改革作彻底反思，抛弃所谓医疗经济的思维，目前的乱象根本不可能改变。
为了医疗化的展开，利益集团需要做一次“看病难、看病贵”的演练。演练的本意在于让老百姓习惯于西方制药业对我们的搜刮。西方退休的老年人是把大部分的钱用医疗费的，但我国国民没有这种习惯。因此，这种思想上的习惯对医疗利益集团来说非常重要。
医疗化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搜括更多的钱财。但是，这种不断提高搜括份额在西方已引起老百姓的不满，因而“反旗”越来越多。而且，很多是从现代医学队伍里做医生的直接树起反旗来，就像门德尔松那样的人，他们了解内情，揭露的内幕更为惊人。
在美国的华盛顿联合车站诞生了一个重要的国际杂志
“《公共科学图书馆?医学》，它有着非同一般的雄心壮志，力图通过免费提供科技文章网上阅览挑战权威。还有，不像世界上其他重要医学杂志，这个杂志不接受制药公司的广告，不刊登制药公司赞助的研究，因为它认为这些是披上科学外衣的营销。这个目标，杂志编辑说是用来打破制药微量和医药杂志间的循环。”（[澳]雷?莫尼汉等著念叨飞等译：《药祸》第245页，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年8月）
这本新杂志由旧金山的非盈利的公众科学图书馆创办，其编委会囊括了全球降压保健领域一些鼎鼎大名的人物。通过挑战权威的地位，脱离制药公司的影响，推广更多独立的医学信息，这个杂志在我们面前展示了一条新的道路。
可见西方政医一体化体系的厉害。它们被喜好“科学”的人们搬到中国来之后，建立起来的医疗管理体系比美国更为严酷的。道理当然是与我国的思想划一化制度僵硬化有关。但这种医疗中的反人道制度，被严守到连中央政治局委员都松不动，连肖华这样的大将也掰不开的地步，只能让人觉得这个潘多拉盒子里出来的恶魔，其魔力的强大和周密，让人毛发悚然敬而畏之。无怪乎它能够为美国挣来50%以上的全国利润，成为美国经济的擎天大柱。
1998年，美国的哈佛医学院进行了一次调查，资料显示这年美国替代性医疗机构的医疗费收入，超过了公立医疗机构的医疗费收入。这说明长期被所谓的科学医学视为不科学的美国替代性医疗，在美国人民的心目中，形象已经发生不可逆转的改变。因为，医疗的两面性展示，它既可以救人性命，也可以谋财害命。人们宁可自掏腰包上不科学的替代性医疗机构就医，而不愿意到有报销的科学的公立医疗机构去送死。美国西医末日的来临，证明一个依靠信仰而存在的医疗体系，必将使门德尔松的预言得到现实历史的证实。
我不知为什么我们的媒体，经常劝人们生病要上大医院，别去小诊所。就好像医院越大越会看病。很多人来我诊所看病时都这么说：“我看过很多大医院了，还是没有好。”后来这病给我治好了，我与他们说笑：“你们有病总要找大医院，却不知道大医院是不长眼睛的。是医生看病，不是医院看病。病能不能好，不是医院大不大，而是医生与你有缘没缘。”媒体怎么会知道呢？
五、具体措施
（一）把抢救老中医摆在第一位——开办老中医工作室
国人需要中医，世界需要中医，但是在我国因西医掌权，中医已经被消灭得差不多了。中医被消灭的原因当然是多种多样的，但掌权的西医利用管理权力，用西医的管理方法制订法律和规章，是使中医被消灭的主要原因。例如搞中西医结合，搞考试准入，搞圈地段行医，搞65岁不准开个体诊所等等。再如规定中医院校的教材，不学习中医经典著作，把西医的基础课参入，作为中医师资格考试的主要内容等，结果使中医后继乏人。
我国几千年的历史已经摆明中医发展主要靠师徒传承，而不是靠学校教育的“批量化”生产。但这并不否定学校教育有一定的用处，问题在于向学生提供怎样的教材。如果教材都是现在这个样子，不接受教育也许比接受的要好。这是因为教材不好，学生们受影响还浪费了时间。
如何根据现在的形势，即中医数量极少，老中医就更少，而在这一个泱泱大国里，如何能让它迅速发展？答案只能是：开办老中医工作室。说开办就应该迅速开办，老人的时间不能拖，精神和健康变化快，像老中医李可，从出名，到去年故去，就没法搞工作室了。像朱良春先生，现在已96岁，办成工作室也没有意义了。国家中医药局，你们就是再想在办，能做到吗？因此，对待老中医办工作室的事就不能拖，没多少时间给你们拖的。
浙江省卫生厅规定一个老中医只能带两个学生，而且还有许多资格（例如学历）限制条件，例如要有什么等级的学校毕业；老中医要具备副主任职称。这些条件表明他们根本不想真正能让老中医的一生所得传承下来。这些条款都是错误的。中医传承人最重要的传承条件是他所拥有的知识和技能有无真实价值；被传承者最重要的是个人的悟性。但悟性是没有尺度可量的。因此，提传承者的条件和学习者的条件就应该避免这些低级错误。
我们在这条传承的道路上，已经走错了一个世纪，足足有三四代人了。这怪不得任何人。由于时代的错误，许多老中医也免不了现代医学按病名治病的污染，多多少少都有点疏远辨证论治了。试问：还有几个老中医能完全按中医的辨证论治的原理治病的？可以说，不会超过1000个了。浙江省是全国中医“大户”，这样“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搞老中医带学徒，能带出多少来？能使浙江省的中医发展起来吗？我建议这样的规定，因为不符合当前形势，应该撤消。
尽管现在老中医已经很少，即使允许他们一带两，到这个老中医故去，带不出几个。而且，中医靠悟性，学生没悟性，带到底也学不起来。按这个政策规定，就不可能让他们带出一批来的。何况能够真正接班的也不多，没有几个是没有被现代医学污染了的。
自卫生部以65岁不能再开个体诊所的规定被执行后，这种轻视和灭绝民间个体中医的政策，被一丝不苟地执行。因此，民间名中医如何认定成了大问题。像我这样一个已经著书十余册的，而且还被老中医朱良春先生誉为有“真知灼见”、“创立新说”者，也算不上名老中医，何说一般人等？卫生部门从来没有给过或推荐过民间名老中医的名额。因此，以民间名老中医命名的工作室便难以成立。
如果我们能够以名老中医为核心，团结起一部分次老中医，组成医疗网、咨询网、学生网等多种网络。我们可以利用最新医学教材，教法，最好的录制和传播方法，还需要动员老中医做奉献，把他们的行医实践，用录像技术按实录制，以后留着给学生们学习之用。因为，老中医都不是神仙，治病都不可能百发百中，疏漏一定很多，缺点会暴露无遗。这种录制涉及个人隐私，我估计全国可能只有极少数人会完全赞同。
中医学是维护生命和健康的知慧体系。早在1850年以前，中医医圣张仲景著《伤寒论》，就基本完成了对发热病证治疗的系统研究，分六经进行辨证论治。这就是方证辨证。“证”绝不是西医的所谓“病理”，实际上是生命对付体内不平衡的生理举措。“太阳病”187条，正治的只有10条，其他的都是治疗后变化的应对。如若对证，效如桴鼓。日本中医学家对《伤寒论》的方证实用研究很深，也有很多独到的见解。这说明，中医治发热病证早就成熟，后来的医家给它增枝添叶，使它更加辉煌。对比西医学的强制降温对抗疗法，孰优孰劣，谁益谁害，难道还需要长篇累牍加以论证吗？
（二）恢复个体医疗责任制
我不否定当前的这种集体医疗模式，即办医院。但我认为，以这种模式做主导是错误的。如果我们承认内科治疗是医疗中占主要地位的话。那么，恢复并迅速发展中医个体诊所就十分重要。只有这样，既可应急解决“治病难、治病贵”的现状，又为迅速扩大中医队伍做好准备。
西方自文艺复兴之后，医学被人为纳入市场的怀抱。现代医学的失败是因为它想构筑一种理想的、统一的疾病模式，建筑这样的模式是为了符合市场的需要。从希波克拉底到盖伦西方建立起的体液学说，在300年前被否定，代之以意大利摩尔干尼病灶为病因之说。此说不仅迷惑了社会至今，还使外科操刀的技师进入了主导地位。此说实际是认为任何疾病都可以通过外科手术治疗，使医学疏忽了生命自身的作用，把躯体工程集体医疗模式扶上首席大位。
医疗的目的是治好病和照顾好病人。做较大的外科手术固然需要医院和房病，但越大多数疾病，尤其是内科病是不需要住院的。即使生了重病，在家中的照顾，都会比医院里好。无论哪个医生或护士，无论他或她是如何的细心和体贴，都不如病人的家属。我的病人都来自全国各地。很多是癌症病人，在第一次四诊后就回家去，只要打电话改药方和寄药。如果家中有人懂医辅助，能讲出精神状态、舌苔、舌色等生活中的情况就更好。所以，把增加床位作为医疗事业发展的方向，似乎并不符合医疗目的和你医疗事业发展的实际。
1.原创中医就是个体医疗
原创中医的精髓在哪里？就在于个体行医。医疗行为的根本在医生个人对病人个人的良心责任。西方国家尽管中医数量极少，但仍然保留了中医个体的原创性精髓，这就是个体诊所。但在我国，这种原创性已经基本上被消灭干净了。这里也表现出我国文化水平自毁的能力。
中医以个体医疗模式在中华大地行了五千年之久。正因为它符合医学的规律，才充分成熟。无怪乎梁漱溟先生说中国文化是一种早熟的文化。中医的成熟就在2500年前，一部《黄帝内经》足资证明。个体医疗形式符合自然规律的道理是因为，任何治疗行为都是：病人将生命与健康的信息毫无保留地交给医生，这说明病人对医生的信任。由于病情变化的复杂，病人思想、生活的不可掌握性的因素太多，个人的学识和能力有限，医生对病人交给自己的这个重担全面负责，需要一定的气魄和能力。故先贤李中梓谓做医生，就应该“心欲大而胆欲小，行欲圆而智欲方”，一个人决策，一个人负责。
无论无论到哪里，看病永远是医生个人与病人个人的一对一的医疗行为和医疗关系。病人个人，把生命与健康交给医生，听凭医生处理。因为无论什么时候，医生是处理方，病人是被处理方。病人凭着对医生的敬仰和信仰而听凭医生处理的。因为医生无论怎么处理，病人会有很多管不了的。因为医生要用药，医生要实施某种医疗处理，要费用，病人都无法管。医生只能凭良心做，尽自己的所能做。如果医生黑了良心，病人根本没办法。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艾宁的《问中医几度秋凉》。艾宁的妈妈是个当地有名的老中医。解放后被安排到医院里工作，工资94元。这是很高的待遇了。那时候评到工程师的，也只有50来元。可是她干了一段时间就打铺盖回家了。因为，医疗活动是医生的个人行为。集体化不适合中医的实践，除非他是个混饭吃的。医院的个体化，给医生与病人隔起了一道墙壁，医生与病人失去了有机的联系，疗效信息反馈多所窒碍，病人的整个疗程医生无法掌握。还有许多中药必须由医生自己炮制加工，更多的中药不能按照医院的硬性规定限制使用，使她施展不了拳脚。这位老中医知道，医生与病人失去联系，用药被束缚了手脚，中医被切断了医学实践的生命链，就意味着医生失去生命。难怪艾宁的妈妈只得无奈地脱离现代化的医院，回归中医实践原生态。
我到现在还有一些中药是自己亲自动手炮制的，每天都有很多病人打电话来反应服药后的情况，我与病人之间保持着良性的信息互动。我深知，如果失去了炮制用药的主动权，切断了医患之间的信息联系，中医就不能生存，更何谈发展。这说明，学习中医学就是学习如何维护生命和健康的知识。基于以上认识，应该首先研究一下中医产生、存在与发展的规律，就可以避免前车之辙。
医学通过医疗实践才能得到提高。而任何医疗构成的医生与患者的关系必然是个体关系。这种个体关系正是产生中医学的基础。无论什么医生开始行医，他的实践经验都是零起点，通过不断的实践而得到逐步提高。
医疗都是个体对个体的责任。从古至今无不如此。医疗结果的好坏，信息由病人及时反映给医生。有的病人虽然没有治好，甚至治坏了，医生能及时获得信息，及时纠正，对病人与医生都有好处。或者从中吸取教训，也能得到提高。但现在的个体中医诊所，基本被消灭无遗，所有留下来的，基本上都是不中不西的。医政管理为了帮医院集体的忙，为它清除业务障碍。从反面说，它使现代医学的医生，把无能发展到极致，反而给中医发展增加了反面教材。
2.医疗的自然规律是个体责任
医学和医疗有它自己的自然规律，违反者必会受到惩罚。医生通过诊断、确定治疗方法，以及处方用药，掌握所有反馈的信息，这才使得医学不断提高和完善。灭绝了植根于社会生活之中的个体医疗模式，就等于斩断了中医生存之根，其他花花哨哨所谓发展中医的口号，只不过是自贱自宫的遮羞布和麻醉剂，如斯而已，岂有他哉。
因此，西医的内科医生亦应以个体诊所为主要形式。至于他们需要大型检测仪器，也同样可以开单子到医院里去检测。
生命的个体特异性产生的医学，必然要求任何医疗方法必须适用于每个个体而不能划一化。其医疗方法的无限性必然要求医学必须具有最大的开放性。
这种状况，有如艾宁说的：“中国的历史不允许中医自我封闭，它必须是开放的，无时不刻在调整自身与现实的关系，总是与人民生活结合浑然一体。而这一特点正是中医今天难以立足的一个原因。中医人员来自民间的路被切断了，中医人员回归民间的路也不通了，中医失去了生命之源，中医没有自己的行业城堡。中医是个测量表，在我们这个讲民主、讲以人为本、讲科学精神的高科技时代却让中医举步维艰是很说明问题的。人们认为这是中医的问题而不是社会的问题。”（艾宁：《问中医几度秋凉》第195页，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9年2月）艾宁的话很有哲理性，但她似乎有点过于悲观。她说“中国的历史”应该改为“医学本身的规律”才是（请看下面的社会自然结构图）。笔者认为这样一改，就变成了中医发展符合医学发展的规律，艾宁就不会悲观了。
其实，不是中国的历史不允许中医自我封闭，而是作为医学本身，就是不可能允许自我封闭的。医学对人类而言，是需要永远不断探索的。因为，生命的特异性决定了人类的疾病不可能规范化标准化划一化。每一个医生都只能在有生之年学会和使用某一方面的医学技能。他不可能具有会治愈所有病人和所有疾病的能耐，而客观现实却要求他最好能治疗所有的疾病，治愈所有的病人。
我认为中医被挤压，被边缘化，不是中医本身的问题而是社会的问题。中国的历史现实，既然是中医不断自我完善的社会基础，从中我们就可以汲取许多有益的经验。中医是历来没有市场主义诱惑的环境之中的。医学本是悬壶济世的仁慈事业，作为需要生活资料过日子的中医生个人，就不能像商人一样发财致富。现在的时代，市场的发展，对年轻的中医来说，就有了很大诱惑，耐不住“寂寞”的医生就自然而然地投入市场的怀抱。这也是中医面临毁灭的一个主要原因。
医学的求实，即只求病人健康的实在与科学的求真有点格格不入。医学是一种艺术——生命艺术，具有强烈的个人性，需要个人精神和道德的投入；就像人们追求生活的完善完美一样，中医的发展也是追求技艺的完善完美的过程。因为，行医的是个人，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就像任何艺术家的表现，都在代表他个人。我行医50年了，面对很多病人，仍然束手无策就很多。西医可以讲这不是我的专业，中医无法这么推托。这就说明医学开放的必然。西医的医生却不一样，就靠那些人为制定的指标，搞一套标准化划一化的对抗疗法，能有出息吗？还总是那么高傲，绝对的自负、自信，固步自封，就像井底之蛙。
疾病，同样地具有绝对的个人性。每一个病人所生的疾病表现，都是他个人生命的自组织能力在维护自己生存排除疾病的表现。也就是说，每一个病人的病理表现，实际都是生理表现，这就是说，每一个病人的疾病都有他的个体性，治疗方法亦应因人而异。每一个老中医都会有这样一个体验：行医，是一种无止境的追求，就是“非不治也，未得其法也”的"法"的追求，（用现在的话来解释：“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没本领的医生”。）也是笔者所认为的“病人是医生的老师”的注释。此话注定了做中医的永远背十字架的医格和命运。中医的医格：“要命不要钱”。既然要命不要钱，就决定了医生不能发财。中医无钱，在市场社会里就无权，这样就决定了它的命运：必然会被市场医学挤压。当前的社会是市场社会，市场控制了一切，包括权力和医学。因此，医学的开放性注定中医会欢迎西医的进入；而西医，作为市场的医学代表，就必然想方设法使中医边缘化——独占市场（要钱不要命）。
（三）宣传医学理念，实施《医疗行为准则》
以制药公司为代表的“市场”，已成为医学和权力的核心，而不是与医学并起并坐的。在制药公司统辖下的医学体系，医学院、医院、医政，已不可能起到维护人们生命与健康的作用了。“医疗市场化”这个概念被卫生部门推出后，出现了很多新概念，例如医疗腐败、医赖、医闹等。最近，哈医大杀医案把医疗市场化推向了审判治，而坐在台上的法官，却是医疗市场化的创始人。法官说：医闹不断是因为医院缺乏警卫，应该设警卫室；是法规不严，应该制订更严厉的治理法规……这好比一出滑稽剧，不仅自导自演，连观众也是他自己。老百姓被弄得哑口无言！
现代医学医疗的特点是，诊断是仪器的检测；看病的医生不会诊断（看病）。病人生什么病是仪器告诉他的；看病的医生得到诊断书后看药物说明书用药，而药物说明书是制药公司编写的。这一系列事实说明：你到医院里去看病，那个接待你的医生是不会诊断的，也就是不会看病的；而是给你开检验单和药单的。诊断错误，那是管诊断仪器的医生或仪器本身的问题，他是不用负责任的；药物的疗效是好是坏，那是制药公司的责任，与他无关。如果药把病人治死了，那还有一套可以把责任推到病人身上的理论作为挡箭牌，何惧谴责之说。医生们应对病家的质询，只用一个台词：药物过敏，这就非常轻松地把责任之球踢回到病人身上。意思就是：此人不适应药物，打针打死了也没办法，责任不在医生这边，更不在药品身上。医生们都是按照现代科学医学所规定的统一的工艺流程操作的，中规中矩，一丝不苟，科学之至，何错之有？制药公司生产的药品可是经过医政审批的、医界公认的，非常科学的，而科学就代表真理，哪有错的！医政是权力机构，在国人心目中更是真理的代表，它审批的更是错不了的。总之，医不错，药不错，政不错，人家通通不错，唯一错的就是这个该死的过敏病人。
诸位有没有追究过“药物过敏”这个台词所掩盖的真面目？
大家知道，在西医对抗疗法思想主导下研发出来的化学合成药品完全不同于大自然恩赐的本草（包括部分动物体和矿物体），不具备天人合一性，都是人工制造的与人为敌的毒品。化学毒品用在人身上都是对生命自组织能力即生命力的侵扰、拮抗和破坏。人们接受化学药品也就是接受毒品的入侵，这就形成药物中毒，人身由是产生中毒反应。西药中毒反应则视人体生命力（即自组织能力）强弱而别，大体上有如下三种人三种情况：第一种人，生命力比较强，中毒反应较为轻微，能够耐受得了，不但不太难受，反而以其部分生命力的牺牲换来些许松弛的感觉，人与病一损俱损，一衰并衰，虽然有点食欲下降之类的虚疲感（正气有所衰减），但毕竟相对缓解了病情（邪气亦衰减），给人以“病好了”的良好错觉。这就是西医治病的能耐之所在；第二种人，生命力较弱或者在接受西医/药治疗过程中被削弱了，这人的体能可就入不敷出了，于是就产生较为明显的中毒反应例如皮肤出现药疹，药毒性反胃、呕吐、腹泻等等。这实际上就是让西医/药中毒给治坏了，但西医们绝不承认这一点，而是认为病情本身在恶化；第三种人，生命力更差劲或者在接受西医/药治疗的过程中被摧残了，生命力越来越衰疲，抵挡不了西医/药毒的进攻，完全败下阵来，发生休克乃至死亡。上述三种情况天天在医院里发生，芸芸众生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习以为常。
微妙之处就在于，被制药公司雇佣的的医学家们很聪明，他们秉承制药大佬的旨意，开动脑筋，祭出一绝招：把药物中毒这个概念偷换为“药物过敏”，并压缩在第三种情况的范围之内，这就巧妙地把药物本身的毒害性顺利转嫁为病人自身的过敏性，而且顺带地从反面否定了第一种情况的无形伤害，规避了第二种情况的有证伤害。一石三鸟，两面三刀，其圆谎手段不可谓不高明。从医学院走出来的学士硕士博士，以及在西医界混出名头来的教授学者专家满脑子全是由这种高明谎言编织起来的科学医学理论。他们自我感觉良好，踌躇满志，自以为拥有一颗世界上最先进最科学的医学头脑。当他们众口一词地说着“药物过敏”这些浑话之时，丝毫没有意识到这是在糊弄受众，欺瞒病家。现代医学的悲哀，由此可见一斑。
《医疗行为准则》（见本书开首页）的提出，是因为患者家属觉得自己被医生欺骗了，有的家破人亡，有的倾家荡产，有的生不如死，可是申冤无门。例如武汉有个省纪委副书记的妻子，因儿子在某医院出医疗事故，上省政府申冤，被7个警察打得遍体麟伤。这还是靠丈夫的官衔高，警察道歉调职了事，才能有此结果。一般老百姓，打了只能是白打。由于很多人申冤无门，积怨越来越多，医患矛盾激化，打医生，甚至杀了医生的事件就出现了。医生被打、被杀，当然也很冤枉，自己好好地工作学习，例如王浩，一个研究生，没招惹谁，无缘无故给一个未成年的患者捅死了，岂不冤了？！
因此，推行《医疗行为准则》已经时不我待。
医学的完善和医疗能力的提高来自个体医疗
本篇的重要概念：团队医盲化、医学、医疗
医学的耻辱在于：它始终是一个欺骗自己的庞大的理论体系。依据这样的原则——挖空矿山里有腐蚀性的矿石、掏净动物不洁的内脏、放干爬行动物毒囊里毒液，医学形成了所有一切不可思议的谬论。仅仅出于组织、营养学或极度刺激的某种需要，这些谬论被反复地灌输给人类，给人类带来了更多的痛苦。如果所有的药物都被抛入大海，那么，这对人类是一大幸事，但对鱼类却是一大灾难。（《现代医疗批判》第111页）
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1809年-1894年）
一百年前的这位著名科学家奥利弗先生就这么说过：医学的耻辱是因为它已经成了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如果没有一大批的社会精英，这个体系如何构筑得起来？这是对西医理论体系和社会现状的一针见血的批评。我倒是认为西医学的理论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之所以没法建立，是因为学者们被“组织”起来了。他们不再是自由的、可以自主研究的学术分子，而是变身为有目标按计划地为制药公司的利润而进行工作的群体。他们被收买而成为分享制药公司的利润的群体。正如林内?麦克塔格特说的，“医学研究不公正的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大多数研究是由某些公司资助的，而这些公司在不同结果上存在利益差异。这些药物公司不仅支付研究者薪水，而且经常决定研究结果是否发表、在哪里发表。”而真正的医学研究是不能受任何外力尤其是金钱钳制的。民间中医是自由散漫的，可以自由采药（草药），自由使用（要卖就卖，要送就送）。中医的这种药物供应形式反过来也决定了中医行医的自由形式。自由中医把个体的经验升华为理论，这就与西医被药物利润驱使的理论大异其趣了。
疾病都是病人的自组织能力运行有所障碍而形成的。每一个病人的表现都不一样。也就是说，没有一种疾病是能够统一治疗的。医生治疗疾病首先应该照顾好病人生命的自组织能力。这才能达到治疗的目的。生命的个体性决定了医学实践的是非和成败。医生通过治疗救助病人的实践，使自己获得经验，每一次治疗实践，都是一次学习，一次提高。集体医疗反而使治疗分段化、盲目化，所以，医生才会成为医盲。
医学与医疗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医学是指对维护生命和健康的学问；医疗是指具体进行的治疗活动。医疗活动是医生个体对病人个体的个体负责行为。这种治疗的个体性，决定了医学研究的个体性。这种医疗形式，在中国自原始时代开始到明清就一直未变。但到了现代，社会交往频繁起来，人类需要更多的治疗方法。好奇是人类的本性。外科手术作为一种新形式进入了中华民族的医疗领域，人们觉得不足得到了补充，表示热烈欢迎。这就是中医学的开放性。因此，在短短的一个世纪里，躯体工程集体医疗模式就布满中华大地，已然成为主流。在中国行了五千年之久的生命全息个体医疗模式，想不到自己会遭到无情的排挤和致命的摧残。
医学既然具有开放性，也就无法使中医建筑起一个自我保卫的城堡，必然会像“马”一样地欢迎“骆驼”进入它的马房，这是符合自然的本性表现。医学是全人类的，是为了维护人的生命和健康而产生的。从大局来看，本就不应该有西医中医之分。因为，医学的目的是为了维护人们的生命和健康。反过来说不是维护人类的生命和健康的医学是不可能存在的。人生在世上，只有健康是着重要的。现代社会有很多人为性反规律的东西，这些反自然、反社会规律而强加的东西，使医学的不成熟性和贪婪性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才是西方医生罢工死亡率降低的原因。
西方医学在医疗实践中之所以一而二，二而三的碰壁，从一个失败，走向另一个失败，其原因之所在是因为它违背了自然的规律。我们应该相信，只要人类存在，就需要医学，医学就会不断完善。所以，我认为悲观是没有理由的。君不闻“中医在中国生根，在日本开花，在美国结果”这话吗？我认为，这似乎是不大可能的。不过，美国人如果从小就念中国的古典，反过来说，“在美国结果”也不是不可能的。
疾病的产生都有外在和内在的两种原因；医学通过医生个人进行医疗活动。中医是最具有包容性的医学。上个世纪初，它觉得西医的外科具有中医所不能的东西，因此，很多人无不兴高采烈地欢迎西医进入我国，才有《中西汇通》、《衷中参西录》……等著作产生。当时，西医带来了中医所没有的解剖学，大家耳目一新，认为西医医学有理有据，真叫做科学。解剖学把人体结构，讲得清清楚楚，毫不含糊。对因战争、车祸、自然灾害等不可预测的体外暴力伤害，或体内某些疾病治疗不当而产生的某种必须运用外科手术进行救治的疾病，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所以，当我国的中医们发现西医能弥补自己的不足时，如获至宝似地欣喜，敞开胸怀欢迎。中西医结合的口号才家喻户晓。然而，经过一个世纪的实践，人们方知道上当受骗，医学这门学科不能这么简单地对待。这才是国家科技部中医战略研究组产生的原因。它的组长贾谦先生才会说：“中西医结合是消灭中医之路。”此话何解？笔者有一个很好的比喻：假设中医像一碗已经煮熟的饭，而西医，还是一碗完全没煮熟的，无论它们如何结合，吃的人都会说，饭未熟！熟饭加生饭之后，仍然是生饭，不相信，你试试看。
（四）恢复并建立赤脚医生医疗网络
文革中，我国建立了赤脚医生网络。政府为农村里的每个村庄都培养了一个赤脚医生。他们并不都是大专毕业的青年，有的仅识几个字的小学毕业，甚至只识几个字的文化水平。但是，他们经过短时间的培训之后，都能立即回村应付村保健的需要。这并不是说文化水平不重要，而是说明医疗技艺，有的方法极其简单易学，很容易普及而被人们所掌握，并不需要高深的文化水平。但是，不知道和不会运用它的人，却又会被这些所谓的“技术”惊倒。
中医赤脚医生都能很方便地掌握一般的外科手术、针灸、拔罐、推拿、贴膏药等几十种利用外部接触的药物或物理方法，在成为半个全科医生后从事医疗服务，然后在服务中，随着时间的推延，进而掌握更多的治疗方法，包括使用药物处方治疗。
从外治内病的称为外治法；服药、注射药物称为内治法；利用手术打开胸腹腔治病的，则是危险的外治法；利用语言说服教育或利用情感的相互制动，或利用病人自己意念控制治疗疾病的称为精神治疗法。这些治疗方法，医生如果经过现场实践的观摩，都很容易掌握和使用。因此，医学技能教育、传承，自古以来都是师徒面传授受，不是学校里照本宣科上大课能学到的。书本里有的知识或技艺可以自己领悟，帮助学习实践，依靠实践多了，领悟就会更快，这叫做熟能生巧。老中医之所以赢得信任，有越来越多的患者就是因为“熟”的原因。
中医认为，人的生命有很强大的自组织能力，只要能做好养生，顺从自然规律，适应自然环境，就不容易生病。很多疾病，都是因为人有太多的欲望，心理、生理上不能满足因而也会得病。不过，不管什么病，即使发生了，亦只要调理其体内的阴阳的平衡，疾病就会很快消失。因为，人体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有强大的自组织能力，因此，很多疾病都可以通过自身发出来的信息进行治疗。例如阿是穴疗法就可以治很多疾病。
301医院营养科主任赵霖先生从北京来温州找我看病，正聊得凑巧，有两个女性患者患痛风跛着脚进来，说自己很痛。我当即用艾绒灸了一下子，随即改了脸色，换痛苦为笑容，正常走路回去了。赵先生觉得很奇怪，问这是什么方法，我告诉他这叫阿是穴麦粒灸。赵先生的夫人鲍善芬教授也在旁边，伸出手腕，我看见生了一个腱鞘囊肿，我亦以麦粒灸一炷，她回家后就痊愈了。此后，他们夫妻俩都成了我的好朋友。我到北京讲学，他们都带着笔记本做笔记。他们都是大教授，而我却是个不知名的民间医生。
痛风是西医治不好的病，只能用止痛药暂时止痛，可是，我根据症情的不同，处以不同的方子，许多人都多年安然无事。也就是说，中医的辨证论治是能够治好的。腱鞘囊肿西医认为只能做外科手术，但术后仍然复发的不少。而这灸法谁都可以马上学会。赵先生回北京后，短的时间里，用此法也治了好几例腰痛等患者。再如用其他外治法，尤其是学针灸（拔罐、括痧、推拿、耳针等），也只要几个月就可学会，先作一般的应付，如感冒、疼痛、腹泄等，以后再集中提高。
这些花几个工就能学会的赤脚医生，要比那些大学毕业的，只坐在医院里开药方的内科医生，要好得多。因为，他们至少会解决一些民间的疾苦，而坐在医院里的大学毕业生，除了开单子，什么也不会。这才有“赤脚医生之歌”：“赤脚医生向阳花，一根银针走万家……”在赤脚医生基础上不断提高的中医才是真中医。这好比在战争里打出来的战士才能成为真元帅一样。
（五）卫生部应分为卫生与医疗两个部
笔者认为,卫生与医疗是两完全不同的概念：卫生是公众之事，需要政府制订规章等进行管理。医疗是病人个人的事，由病人个人做决定。只有将卫生与医疗分开管理,才能使医疗能力逐渐提高。医疗部管理医疗行为的目的：一是提高医生的医疗能力；二是解决医疗纠纷，防止医患矛盾激化；三是救助因医疗而产生困难的病人。这里的第一点是根本，即提高医疗能力。病人因医疗能力的提高而受惠，纠纷也就减少，救助同样减少。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从中看出，中医、西医，谁能真正治好病。
医疗的目的是为治好病，属于医生个人与病人个人的相互的、托付与负责的关系，也就是病人将生命与健康托付给医生；医生接受这种极其贵重的托付，而这种托付，无论谁都无法进行监督的托付，只能是医生自己接受自己道德的监督。也就是说，医疗是医生个人难以受到监督的职责；每个医生应该追求的是治疗效果，对自己的病人负责。
中医擅长的是内科病，它的基础是生命科学。生命是个什么东西，世界大百科全书都没有说清楚，可是我们2500年前的《内经》却就说清楚了。世界大百科全书为什么说不清楚，这要归咎于西方形而下的哲学背景。可是，《内经》里那些用古老的、组织起来的语言写成的文章，现代人很难理解。这种情况，本不足为怪，英国莎士比亚的著作，离现代只几百年，当代英国人就没有几个能看得懂的。何况《内经》不仅已这么久远，而且，20世纪初还夹上一个白话文运动，三四代孩子都不读古文了。难怪现在许多大学生、硕士生说中医的理论像天书—读不懂。
西医把医学当作赚钱的事业，因此，它一到中国来，首先，就是控制了市场，制造舆论，说中医不科学，说它自己是科学的医学。有的中国人中了圈套，也跟着参加大合唱。不过，这个合唱团只唱了一百年，就把尾巴露出来了。原来，这是中国人的“自毁本性”注定的。现在我们认识到：这个科学的医学，“生产”的是一群“专业医盲团队”。医生会很快成为专家，但是，他们却不会看病。病人来了，他们的工作就是开检验单。病人拿检验单在医院里转了一圈，花了不少的钱，遭了不少罪，得到了一个或几个病的名字，最后，病却没有治好，或者更重了，或者更多了起来。为了阻止中医治病，讨好西方，卖弄自己，或者为了某个肮脏的目的，有的人就进而说中医是伪科学。不过，是真科学或伪科学，光凭嘴巴功夫还是没有用的。西医治不好的病，中医给治好了。医学的科学不科学，不是什么标准，什么定性定量，而是能不能治好病。
无论什么人，一生中都免不了会生病。也许，有人会说：某某老人90多岁了，现在身体也还非常健朗，说自己都没有生过病。这话，你相信吗？反正，我相信。这不自相矛盾吗？其实，这是对“疾病”的定义问题。这个老人，有点发热，有点疼痛，他不去医院，不去检查，根本没当回事，一熬，就过去了。这就叫做一辈子没病。假如他去医院做了检查，哪会没病的？起码，也有个前列腺肥大。如果老了，前列腺不肥大，这反倒真的是生病。如果他追究自己身上的疼痛是个什么病，这就得看疼痛的部位了。在左心胸的，医生会要他去做心电图检查，有可能告诉他得了心脏病；如果在关节部位的，医生会要他去做血检，看他的抗O、血沉、风湿因子、还有说不清的免疫功能。最后，一定会得出一个免疫功能缺损的病名。至于知道了这个病名后，你要是问医生能不能治好，医生摇摇头一边说没办法，一边就给你开药方，无非是一些止痛片或类固醇之类的药物。他说治不好为什么又会给你开药，因为，西医的本质就是卖药的。
这里就涉及疾病的定义问题。现代医学到这个世界上，还只有一百多年，可是却发明了几十万个病名，却一个也治不好。这当然不是它的本意。由于医疗的分门别类，内科医生基本不能治病。医学研究者无法自立，制药公司给他们付薪水，受控于制药公司，失去了“自我”的本性，只能如此。所以，尽管医院生意好，人满为患，但不是因治疗效果而出名的，而是各种各样的广告或类似广告的手段造成的。
病人求医治疗，是为了保命保健。利用医保划单位，阻止了自由选择，贪图报销的人们纷纷入彀就范。由于西医内科治疗实在太滥易出事故，经常发生死人事件，如果是个体诊所当然很容易没了生意关门大吉。医院的内科医生同样治不好病，但生意盈门，候诊排队，就是由于有了医保保其生意兴隆。无怪乎医疗改革的方向不是追究医疗有效率，而是扩大医保圈人数，让没报销的也可以报销。这当然不是因为医生的治病本事高强，而是为医院圈定医保人质以便张开大大口子向国家要钱，这明明是是现代医疗市场的又一花招。利用医院把医疗责任集体化稀释化之外，并给医院拉人配足的医保基数，等于给业务保证加扣加锁。许多人贪图报销，即使这个指定医院医生的本事再差劲，也可能会招来人们排队候诊——看病的很多。像这样不合情理之事很多，问题就在于政医一体化导致医疗业务垄断化。药业帝国在世界各国布局子网，看来唯有中国这个子网是既广大茂密又可靠稳定，其“贡献”首屈一指。
看病治病可不是买东西，是为了使自己能早日康复，大多数人不会贪图方便。贪图方便者有许多时候会使自己带来更大的不方便。因为，治疗具有两面性——不是治好，就是治坏。病人盲目地将生命或健康交托给医生，而不能预知治疗的后果。由于治疗不当对病人的伤害很大，医生的道德责任特别沉重。对中医来说，医生决不用没有用过的药物，用的都是千百年来使用过的卓有成效的药物和处方。但西医不一样，病因的单一化和治疗的划一化的教材和教育已经洗白了他们的头脑。他们的临床实践只是僵化和麻痹自己的头脑而已，有点错误的医学知识就非常自满，一点也不觉得自己根本不会治病。做了医生经长时间的实践后，只有有头脑又有良知的人才会醒悟到自己就像马根迪说的一样：“无任何医学知识”。道理何在？看病诊断有仪器，自己不过在是个开检验单的；治疗用药有说明书，如何使用都规定好了，治好治坏自己一点没准，是因为不仅没使用过，而且开出后又不能跟踪观察。反正治好治坏跟自己没任何关系。误诊，是仪器检测的责任；误治，是制药公司的药物有问题，不是我这个做医生的责任。这不是医学医疗的发展，而是倒退！
结束语——中医的平衡疗法与西医的对抗疗法之目的与结果
中医医疗遵循着《内经》所教导的生态医学康庄大道，从生命“软件”着手，得出了“寒者温之，热者清之，虚者补之，实者泻之，弱者扶之，强者抑之”等治偏求平的方法，也就是平衡疗法，因而走上成熟的道路。什么是医学的成熟？就是治疗的成功？什么叫治疗的成功？就是病人的病得到治愈。治愈的表现在病人精神恢复，活动自如，从此不再继续吃药，那有长期吃药算治疗成功的？
中医与西医的根本不同在于对疾病造成的原因的认识。一是西医认为疾病都是外来的：被细菌病毒感染的；治疗的方法是杀死病毒或细菌。中医认为疾病之所以产生是生命内部不平衡，才有“正气内存，邪不可干”之说。200年前细菌的发现给西医打了“气”，抗生素使西医迅速压倒各种民族的传统医学。但微生物学的进一步研究，提出的“微生态平衡”学说推翻了“细菌致病论”；抗生素危害健康逐渐被世界所认识。西医的对抗疗法名声逐渐扫地。
为什么平衡疗法才是治病之道呢？《内经》说：正气内存，就是运行有序；邪气干预，就是正气不平衡。正气不平衡的原因，是生命在体内的寒热虚实出现了偏颇。因此，调整平衡就是医生的任务。任何内科疾病，由于个体差异，所表现出来的不平衡都不一样，因此，医学就是教导医生如何调整个体病人的不平衡。
原来，生命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生命有一种自组织能力来维护生存。这种自组织能力在不停地运行，叫做生存；这种自组织能力停止，便是死亡；自组织能力运行有序，就是健康；这种自组织能力运行障碍，就是生病。因此，治病之手段在于克服运行障碍，恢复运行有序。《内经》说：“非不治也，不得其法也。”中医的理念是：“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没本领的医生。”医生是通过治疗得到提高的。所以，老百姓都喜欢寻找老中医，是因为老中医经历丰富，经验多。这也代表了老百姓求医的经验。
人在患病的时候，也就是生命的自组织能力在调整的时候，如果说此时的生命自组织能力没能力进行调整了，此病才是不治之症。现在很多医生未治病就说病人得不治之症，那实际是一种恐吓。现代医学医生既利用“科学”哄得人们对它的迷信，又利用“不治之症”来恐吓病人，实际就是给谋财害命做准备。因为他们根本不懂如何治内科病。所有的理论几乎都是谎言。没有理论支撑的医疗活动怎么会有成功的医疗效果呢？
西医与中医不一样，不讲生命的平衡，而是讲与疾病对抗（有译为压制）。医学博士陈树祯从美国回来，著成《顺势疗法》，其中说：“……传统西药和对抗治疗有两大特点：第一点是有害的；第二点是一种在探索阶段而没有肯定地证实其安全程度与效能的治疗。第一点是一个众所周知，我们将从以下的药物实例与历史、临床统计和科学数据说明。第二点则说明了每3-5年便有一大批传统西药被淘汰的原因。其实，所谓的‘副作用’也就是作用，是医生在追求本来的治疗作用时，同时出现的、意料中或意料以外的、敌对的、相反的、有害的及难以控制的其他作用而已。所以，‘副作用’正是压制疗法所引起的不良反应。再者，每一种传统西药与对抗性治疗都有‘副作用’，而且这些不利的、相反的、有害的往往超出医生所‘追求’的作用许多倍。”（第35-36页）
关于治疗之预后，中医的平衡疗法之理念有着与西医的对抗疗法之理念根本相反的原理：一切疾病之所以能痊愈全靠生命的自组织能力，这才产生了“非不治也，不得其法也”之理念；也就是“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没本领的医生。”西医并不注重预后（疾病治疗的最终结果），其实，不是不注重，而是根本没法注重。这种治疗的正作用与副作用同时产生，而且有时候副作用还远远大于正作用的用药方法，不仅不能治好病还会送命的预后，如何叫人注重？那只能诱导“现代医生和病人尤其热衷于精确诊断疾病的正式名称，但这对希波克拉底式的医生却无足轻重。他们主要注重的是预后，不仅是对疾病的发展进程作出预见，而且要提供病史。对疾病的前后因果作论述，会给病人及家属留下良好的印象认为医生的知识技术精湛。同样，医生对危机和死亡的预见也很重要，因为如果这样做了，即使这些情况发生，医生也不会因此受到责难。”（《医学史》第81页）
医生不受到责难有什么好处？我国几千年的医疗历史，病人都知道每个医生的治疗能力有限，因而，患者虽然病治不好，也从不责难医生；而医生对待自己治不好的疾病，也从不以病人的病太重了，或以“必死”为由掩护自己的无知。如果已经进行治疗而没有效果的，只能以自己的能力不足请患者另找高明；而不是以住院为名，强留病人，或多方检查，查出一个病灶，说病人得了某种不治之症，以推掉或掩盖自己不会治疗形象。正是这种做法，被西方制药公司利用，于是癌症越来越多，化疗药物越来越贵，治死者也越来越多，医患矛盾不断升级，社会不和谐状态越闹越剧，而制药公司的钱包则越来越鼓胀。
“医生为了避免失败的责备和赢得人们的崇拜必须培养诊断的艺术并且使诊断看起来是一种神圣行为。当医生勉强接受一个病例时，一个聪明的办法就是事先预见最坏的情况。如果病人死了，医生的预言就得到了证实；如果他康复，医生将被视为一名神医。”（《医学史》第110页）作者在这里揭露了西医如何搞这种治疗的鬼把戏的：不会治病的医生，才会常常以预言死亡日期来恐吓病人。这才是癌症病人百分之五十被吓死的原因。所以，我十分赞同朱良春先生的高见：治癌症患者首先应该用话疗，然后再用药疗。
中医遇到自己治不好的病，避免患者责难的方法是认为自己学识不够，必须继续努力学习，提高自己的医疗能力；西医避免责难的方法的掩盖自己不会看病的能力，让各种仪器查遍病人的身体，或以各种方法，不顾病人的伤害，硬是检查出一种病名，以可交代病人，因而敷衍塞责。这就是中医临症与西医的不同。两者如水火之不能相容，所以，不可能搞中西医结合。打个简单的比方：中医把疾病当客人，好好接待；西医把疾病当敌人，往死里打。结果就与消灭疾病的同时，把病人也消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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