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毛泽东直接批判了医学院校， 所谓的6.26指示。于是，我拒绝了女同学的示好。否则就要被分配到新疆和西藏去了。“远分对儿， 近分赘儿，不远不近分光棍儿...”这样我便来到了陕西秦岭的主峰，凤县山区， 一家三线建设矿山。我被要求每天扛着铁镐， 背着十字箱，挖山不止， 一定要把那“王吴二山”挖穿。怎奈我体力不支，仅仅那把铁镐，需要扛着它爬山一小时，每次都气喘吁吁地抵达工地。
怎奈上天有眼， 经常有贫下中农叫我出诊。那个山区，十里一户，八里一家， 大部分都居住在靠近山溪的半山腰上。我放下镐头， 仅自跨着十字箱访问农民家， 治疗了不少病人。1969年，矿上评选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标兵， 竟然有我的名字赫赫在目。到了 1970年，我的特殊身份可以逃离愚公移山的使命， 颇受其他知识分子的嫉妒，我的身影渐渐淡出了劳动改造的队伍， 再加上我对于党支部的领导经常有不服从， 于是， 我的行为， 经常为贫下中农看病服务， 从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标兵， 一下子变成了“借口为贫下中农服务，私自逃避劳动改造." 革委会发动了对我的大批判。从天上跌到了地上。于是我立即请了探亲假， 回到北京，三个月不回秦岭。矿山领导派了两个政工干部来到了我的北京住所，期望把我揪回秦岭，但是被机关大院的门卫挡住。后来听说在我离开山区的三个月时间里， 一位工人因为工伤，抬下山来治疗， 他们叫来了村子里的赤脚医生， 又远离县医院200 里山路，打了一些救急针， 没有输液，失血休克而亡。
当我回到秦岭山区工地以后， 对我的大批判戛然而止。不是领导不想批判我，而是积极分子们不愿发言。这里距离凤县县医院 200 里山路，万一自己换了重病，谁来抢救。
同样一个事实， 经常为贫下中农看病，既可以成为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模范，又可以成为拒绝思想改造的臭老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