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cn.nytimes.com/china/20201230/china-coronavirus/
“可能会有后果”
在800多公里外的东部,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知名病毒学家张永振感到非常担忧。
像其他几个中国实验室一样,张教授和他的团队破解了这种病毒的基因序列,并得出结论,认为它可能具有传染性。和其他实验室不一样,他觉得自己自己有责任公布这一消息,以帮助研究人员开始检测、治疗和疫苗的工作。
“那不知道,”在一次漫长的采访中,当被问及为什么其他人没有选择公开时,张教授如是说。“因为在中国,好多(人)顺着官员说是比较容易的。”
在张教授的团队于1月5日完成了对这种病毒的测序后,他的中心通过内部渠道警告了上海的领导人和北京的卫生官员,建议在公共场所采取预防措施。
他还准备公开这些数据,在于1月9日访问武汉并在一所大学发表讲话后,他认为采取这一行动已经势在必行。就在同一天,当局证实这种新疾病是一种冠状病毒,但官员继续淡化了潜在的危险。
晚餐时,一群武汉医生告诉他,疫情形势比官员们承认的要更糟。
“他们临床一线的大夫一定是这个感受是最准的。”他说,“我就知道这个病的话一定是比较厉害的。”
1月11日,张永振准备登机前往北京时,接到了长期研究伙伴、悉尼大学病毒学家
爱德华·霍姆斯(Edward Holmes)的电话。
到这时,中国已经公布了
首批染病死亡人数,以及香港的疑似病例数。张教授向一个庞大的在线基因数据库
Genbank提交了他的序列结果,但审核仍需时间。
霍姆斯教授敦促他的朋友。看看武汉不断上升的病例数,他说。看看在香港出现的病例。
这是一个只有张教授才能做出的决定,霍姆斯告诉他。公开这一数据要冒着激怒卫生官员的风险,他们试图控制信息,并希望借病毒测序邀功。在他的飞机滑行准备升空时,张教授说,他需要一点时间来思考。
“我可能没用一分钟的时间,我就告诉他,”张教授说,“我马上打电话给他,我说释放这个序列。”
大约两个半小时后,张教授在北京落地。当他打开手机,消息一涌而入。
“快点让它出来是当时唯一的目的,”霍姆斯教授说。“我们知道可能会有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