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酉秋小中风记
2017年10月
1. 背景
话说12年前，2005年夏，我被确诊为患有房颤（Atrial Fibrillation，简称A-Fib）。这是从祖传基因得来的。医生说，房颤是心脏的信号问题，不算是心脏本身的问题。房颤不影响寿命，只影响生活质量。致命的问题是房颤患者容易发生脑梗和心梗。
怎么办？经过一番尝试和调整，确定服用下述三种药。首先，为了改变心跳过速造成的不适，每天服120mg的Diltiazem以减缓心跳。久而久之，我就习惯于心律不齐了而无不适之感。此药不但减慢心律，而且顺便也把血压降了一点。第二，为了防止发生脑梗和心梗，我一方面要降低血压，一方面要稀释血液以防血栓的形成（即所谓的抗凝脂）。为了降低血压，我每天服一粒80mg的Telmisartan（是原名牌Micardis的仿制药）。为了防止血栓的形成，我在Pradaxa出现之前，服Coumadin（其商业名为Warfarin），Pradaxa出现后，每日服两次，每次服150mg。
处方药外，营养品补药是少不了的，计有CoQ10、Cholest-off、 Fish Oil、Krill Oil、人参粉、人参片等，还有老婆提供的各种维生素。药物之外，当然也必须改变生活方式：锻炼身体，控制体重，控制饮食。我基本上能做到每星期平均有五天每天锻炼30分钟，体重基本上在170磅上下。饮食上少油少盐并少量。
每六个月去看一次我的心血管科专家O’Brien大夫，定期做各种检查，包括：EKG（心电图），ECCO（即echocardiography或超声心动图），Exercise Stress Test（运动负荷测试），Nuclear Cardiology Stress Test （核心脏病学负荷测试）等。每六个月验一次血以保证胆固醇、三油甘脂、血糖等在正常范围内。血压和心跳经常不定期地自己去量。
那年我59岁，手头抓了一大把咨询项目，为养家糊口努力挣钱。2010年，我64岁，受2008年经济危机影响，我丧失了所有咨询合同，从此生活的节奏慢了下来。2013年，我67岁，开始向退休过度，由一学期教三门课减到两门再减到一门。2016年秋，我70岁半，正式退休。这期间，我日子越过越快活。我一方面钓鱼捞蟹、喂鸡养狗、种菜修院，等等，等等。一方面勤于笔耕、寻宗续谱、四处游转，云云，云云。心情舒畅至极，身体当然也十分健康。
今年9月，老婆去北京探望她年近90岁的老父老母，女儿在苏格兰爱丁堡大学留学一学期。我一人留守南马里兰的家，照看两鸡一狗。20日那天，我去看我的心血管专家O’Brien大夫，做每六个月的例行检查。O’Brien医生问我感觉如何？我说我感觉好极啦！退休的生活太幸福啦！O’Brien大夫说：“我也盼着那一天呢！”他指着我的验血报告说：“这是A+！”
这份9月13日的验血报告说，我的plasma glucose （血浆葡萄糖）是77mg/DL，triglycerides （三油甘脂）是76mg/DL，total cholesterol （总胆固醇）是161mg/DL。这三个数字虽堪称A+，但整个报告中却有一个小问题。那就是我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ow-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为105mg/DL，略高于要求的99mg/DL以下。
那天还照例做了EKG（心电图）和ECCO（超声心动图），量血压测心跳，一切均正常。
2. 住院
验血报告得了一个A+，其它检查又一切正常，我自然十分得意。
四天之后，即9月24日上午，我从菜园里收获了大量丝瓜，吃不掉，决定焯一下速冻起来。约在10点半之后，我突然感到全身无力。走了几步，发现我走得东倒西歪，很不稳定。这种感觉和经历我从来没有过。我意识到有问题，但认为问题不是很严重，或许稍事休息一下即可恢复。近中午，我量了一下血压和心跳。两个数字都正常但偏低。我指望能好好睡个午觉，但午觉没有像通常一样入睡，只是混混沌沌似睡非睡的。下午略感恶心，走路时左腿没有右腿有力。我想我是有了个小中风了。晚上与在北京的老婆通话报告这些情况，她说我说话有点大舌头。我自己也觉得说话不太利索。我和她分别在网上查看了中风症状后，她坚决要我打911乘救护车去急症室。我迟疑再三，觉得叫救护车太过分了，决定自己开车去圣玛丽医院。
我虽然自认为我可以开车，但明显感到头脑不是很灵敏，反应不是很快捷，加上有点腿软，一路上十分紧张。所幸者，那时已是晚上八九点钟，南马里兰州的路上已没有什么车辆了。我抖抖呵呵地开了20分钟的样子，约于9点左右来到了圣玛丽医院急诊室。
Sara Berghoff大夫是专门在急诊室工作的医生。她人在中年，一脸精明干练的样子。她严肃地对我说：“下次遇到这种情况，要打911叫救护车！”一时间，我中风后自己开车来急诊室一事在护士们中间传为笑谈。在Berghoff大夫的指挥下，我立刻从一个人变成了一部机器。我被要求脱掉衣裤，换上了一件难以避体的医院大褂，为了方便医生和护士的工作，还不让我把大褂扎起来。我被接上了各种监测器和往血液里传送液体的管子。我验了血，做了EKG，可移动的X光机推到了我床前为我拍了X光片子，又去做了CT检查等。
到了11点交接班时，Berghoff医生和一位男医生来到我的床前，说：“从检查结果来看，我们没发现问题。这不等于你没有问题。我们明天再做一些检查。你今晚得转到病房去。”男医生看上去有60岁左右的样子，他自我介绍说：“我叫David Allen。我有个更坏的消息要告诉你：你今晚就落在我手里啦！而我的外号叫Grumpy（老乖戾）。”我说：“不要紧，我是Grumpier（老乖戾+，或更乖戾）。”大家都开心地笑了。Allen医生亲热地捏了捏我的手。
老乖戾让我用脚一脚接一脚地走一字形，我发现我东倒西歪地走不成。他又坐下来和我聊天，用手抠我的脚底心。他说：“你多半是有了个小中风。”他说：“你看，我抠你的右脚心，你的脚趾卷起来了，可是我抠你的左脚，脚趾却没有卷起来。”过了一会儿，他又来说，楼上病房没空，我得在急诊室住一夜。“给你换张舒服点的床吧！”
就这样我在急诊室住了下来。到了三四点我仍然没法入睡，要了一粒安眠药，服后总算睡着了一会儿。
25日上午的主要任务是等待着去做MRI（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即磁共振成像）和MRA（Magnetic Resonance Angiography，即磁共振血管造影）。可是这个测试很花时间，这期间又出现比我更为危急的病人，结果一直等到快到中午才轮到我。成像和造影全过程要35分钟，噪音很大，咕咕通通地，背景的音乐基本上听不见。加上头尾，我在那里总共花了45分钟的样子。技术员告诉我，无论多么细微的血管堵塞都可以看出来。
下午近两点，我终于住进了我的病房。这间单人病房十分宽敞，窗边还放置一个长沙发。单独的卫生间也宽敞无比。可是这一切我都无法享用。我躺在一张高科技的床上，只要屁股一离开床垫，警报就会响起来，两秒钟后护士就会跑过来。我对护士说，这太吓人了，好像我在珠宝店偷了珠宝似的。护士笑了，把报警的声音换成了另一种比较温和的，不那么恐怖了。但我仍然不能离开床垫。
不知何时，我被挂上了盐水。我问护士长，为什么要挂盐水？她说：一方面要保持体内充裕的水分，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提高血压。她见我有点不解，说：“你心跳太慢，血压偏低。”
护士再来抽血时，我说：“我刚在急诊室验过血。你们是不是不相信急诊室？”她笑了，说：“我们当然相信。不过我们想知道的是血液变化的情况。”
再一会儿，技术员推来了一架可移动的做ECCO（即echocardiography或超声心动图）的仪器，给我做了ECCO。我说我20号刚刚做过，和以往的ECCO结果比较，没有新问题。现在你没有比较如何能看出问题来呢？她在计算机上搜索了一阵，说，她找到了我2013年在该医院这儿做的ECCO的结果。“不过这次主要不是比较，主要是要看看有没有血栓跑到心脏去了。”
上午在急诊室时，来了一位理疗师（Physical Therapist）。她教授了我一下今后该如何上下楼梯和洗淋浴。临别前送给了我一根新拐棍，并告我如何使用，诸如其高度应与手腕相齐，左腿无力应用右手握棍等。
下午的病房里又来了一位语言治疗师（Speech Therapist）。此时我说话已经基本恢复正常。就是不正常时，也只有我自己知道；除老婆外，别人是听不出来的。她和我说了一阵，发现无可作为，就离开了。
至此，一切该做的检查都做了，只等判决了。护士长说，将有一位神经科的大夫和一位住院的大夫分别来看我，告诉我一切检查的结果。隔了一会儿，神经科的Renee Marie Bernier大夫来了。她说：“已经有人告诉你了吧？MRA显示你有了个小中风。”我说：“没人告诉我。”她让我闭上眼，然后用右手食指指鼻尖，再用左手食指指鼻尖。结果是右手可迅速准确地指到鼻尖，但左手则较慢较不准确。她说，“脖子右后面的血管堵了一下，现在没什么了。一切都由住院医生来决定你何时出院了。”
这位名叫Ripple Mehta的住院医生一直没有出现。将近七点换班时，我问护士长怎么回事？护士长说，“他已回家了。”又说，“你今晚肯定住在这儿了。再说，你心跳太慢。”记得下午有一次她突然跑到我床前，说，“你心跳只有39！”我不以为然，说：“我躺在床上不让动，心跳固然要慢。”她说：“但是不能太慢！只要低于40，三秒钟内，我就会跑过来！”
晚上和老婆通话，她决定提前回来，把原先10月7日的机票，改成了本月28日的。我则用iPAD在网上帮她订了杜勒斯机场的租车。这样她一出机场就可以自己开车回家了。把这些事弄妥，已是午夜之后了。
我本来就是夜夜失眠的人，此时此地更是毫无睡意。我叫来护士，要求服一粒安眠药。得到的答复是：“你心跳太慢，不能服安眠药。”我一夜基本没睡，将近凌晨，刚刚眯了过去，却被护士叫醒：“醒醒，醒醒！你心跳又低于40啦！”
26日上午，无所事事，只等Mehta大夫的到来，希望他先把床上的警报去掉，让我可以下床活动，再把我释放回家。谁知他姗姗来迟，10点多鐘终于等到了他走进我的病房，握手毕，尚未寒暄，他又跑了。苦等良久后，他走进病房对我说：“你可以出院啦！”他说，你去看你的心血管专科医生吧。在看到他之前，减缓心跳的Diltiazem不要服用了，降低血压的Telmisartan也不要服用了。但是每天要加服20mg的Atorvastatin（即名牌Lipitor中文叫立普妥的仿制版）和81mg的阿司匹林。
我取得了行动自由后，觉得这位Mehta大夫对我太潦草了。我的MRI和MRA的结果如何以及ECCO的结果如何，他都没有对我说。我去问他，他说：MRA查出你有了个小中风，ECCO没有查出你心脏里有血栓。
我给朋友Tina和Frank打了电话，请他们来接我回家，顺便也把我的车开回家去。美国国家医疗保险（Medicare）要求我回家后家中必须有人。我请Tina在该表上签了字。她大概根本就没去看那表是个什么东西，大笔一挥签了字。中午12点左右我离开了医院。
3. 其后
Tina和Frank这次真是帮了大忙了。24日晚我知道我不能回家后就给他们打了电话，请他们帮我喂鸡喂狗，还要让狗大小便。我住院的这两天就全靠他俩了，每天两次到我家来照顾狗和鸡。（他们24日晚接到我的电话后就给Charles Musgrove的太太打了电话。其后Musgrove太太几次打电话来问候，令我十分感动，只是我这个小中风的消息难免要传到学校去了。）
回到温馨的家里，心里自然高兴，还有家狗和家鸡在迎接我。只是离开家时太匆忙了，现在回来了，发现那天的被子没有铺整齐，那天晚饭的餐具也没洗、还在水池里放着。秋风袭来，落叶纷纷。草坪上的草又长高了一点，显得更不整齐了。菜园子里的瓜和菜似乎也长得更为凌乱了。
下午Annie和Hank夫妇直接从南马里兰医院来家看望我。他们原本是打算把狗接到他们家去为我照看的，现在我出院了，就没有这个必要了。这事说起来有点戏剧性。大约是22日，86岁的老Hank有些许不适，在紧急护理诊所（Urgent Care Clinic）做了心电图（EKG）后，发现心电图不好，就此住进了圣玛丽医院。圣玛丽医院检查后说，要做一个心脏导管（Cardiac catheterization）检查。但心脏导管检查圣玛丽医院做不了，必须去一小时车程外的南马里兰医院做，时间定在25日。他们预定26日出院，希望我开车去接他们一下。我一口答应了下来，说：“没问题！”谁知是大有问题。24日晚，我自己也住进了圣玛丽医院。26日我和老Hank又同日分别从圣玛丽医院和南马里兰医院出院。老Hank神采奕奕，他心脏导管检查结果很好，医生对他说：“你心脏里的血管只堵了50%，比很多年轻人都强。你86岁了，没必要去理会它了！”
我已经整整三天两晚没有好好睡觉了。从26号下午到28号，我趟在床上一边看电视一边昏睡。28日午夜，老婆回来了。29号上午，我小中风后第一次开车开了10分钟的样子，陪同老婆去还租用的小汽车。下午老婆和我分别去Tina/Frank家和Annie/Hank家，把老婆从国内带来的月饼给他们送去以表感谢。
29号下午，我在几个亲戚朋友的微信群里宣布了我小中风的事。老婆也因提前从北京返回而取消了很多预定的活动，所以她的几位挚友和同学也都知道了我小中风的事。一时间慰问电话接踵而至。最振奋人心的说法莫过于：“没事，希拉里昏倒在国务卿的办公室里，后来又去竞选美国总统哩！”其实，她后来竞选总统时肯定也晕过，被人架着送进了汽车，我亲眼在电视里看到的。我起码没有昏倒在地或被人架着走过。
这之后，我每睡一个好觉，醒来后就觉得又恢复一节。起初，我走步有点不稳，下楼梯时有点心怯。很快，这些感觉消失了。30号，我第一次去公园走了1.5英里；第二天，10月1号，再去公园走了一英里。其后逐日增加，昨天已至2.5英里了。今天打算走三英里。10月4号，我小中风后第一次开比较长途的车，开了45分钟的样子，感觉甚佳。
10月2号，我去看我的心血管专科医生O’Brien大夫。他把20mg的Atorvastatin改换成了40mg，把原先服用的80mg的降压用的Telmisartan改成40mg。又让我带了24小时的Holter（动态心电）监护仪，但没有发现什么东西。我说：“住院时的验血报告中，我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ow-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为85mg/DL，远远低于要求的99mg/DL以下呀！”他说：“那个标准是给正常人定的。对有过中风的人来说，那完全就是个不同的标准啦！”可是我当时忘了问他，那“完全不同的标准”是什么了。下次见他当问个清楚。
10月5号我去圣玛丽医院拿到了我的MRI、MRA等文件和报告。这次小中风的正式医学名称是暂时缺血性脑梗（Transient Ischemic Attach），简称TIA，俗称小中风（Mini Stroke）。我所经历的症状的医学名词是短暂神经系统症状（Transient Neurological Symptoms）。所以，我一方面要看心血管专科的医生，一方面也要去看神经科有关脑梗的专科医生。现已预约好了10月30号去乔治城大学医院看神经科的Mary Carter Denny大夫。11月一号再去看心血管科的O’Brien大夫，看服用40mg的Atorvastatin后验血的结果如何以及其他恢复情况。
4. 结语
这次小中风有诱发因素吗？我搜索枯肠，答案是没有。我心情很好，可谓事事顺心，没有任何让我不高兴的事。饮食上没有暴食、没有喝一滴酒。身体体力上没有从事任何过累的活。思来想去，唯一的解释是源于基因，日积月累所致。回想起来，爷爷、爸爸、大表姐等人去世的方式，应该均属中风。有此基因的亲戚们都要注意了。然而，这次是个小中风而不是大中风，应该归功于2005年来节制饮食和坚持锻炼、以及所服药物的作用。
看来，脑梗是目前的最大威胁了。而且脑梗和心梗相比，预防和治疗的手段要少很多。心脏其实是个比较简单的机器，可以上支架、搭桥、装起搏器、甚至换心。大脑则要复杂得多，预防脑梗只能从血液上去下手。今后酒是准备彻底戒了，这不光是为了防脑梗，也是为了满足现在所服药物的要求。本来，我每晚服的六分之一的辅助睡眠的药，主要是解决心理上的问题的，现在也顺便戒掉了。锻炼身体的事，要更加认真了。节制饮食的事，也要更加认真了。我那一直在慢慢上飘的体重和渐渐变大的肚子，如实在减不下来，起码希望能保持或增长得再慢一点。血压和心率该如何去控制，有待于下次见到O’Brien大夫时再说。
回想起来，我真是个病篓子，一生生过各种疾病，从我记事起就没停过。最早是扁桃腺炎，后来就把扁桃腺割了。然后是小肠气，后来就开了刀。其后是几十年的严重过敏性哮喘和过敏性鼻炎。从小学二年级一直骚扰我到50多岁，共半个世纪。90年代末，我才发现我只不过是对螨虫屎过敏。家中清除了可供螨虫滋生的一切衣物后，就再也没有过敏的问题了。30岁40岁间，患12指肠溃疡约20年。所幸者，90年代医学上发现胃溃疡和12指肠溃疡均为细菌所致，并不难治愈。1999年我突然无端大口吐血一次，几番检查后没有找到原因，后不治而痊愈，再也没出现过。2004年做手术成功割除了一个瘘（fistula）。其它小病小疾，这儿疼那儿痛，不计其数矣。跌跌爬爬，如今已70有余了。我所依仗的一是相信科学，二是死不可惧矣。
好了，2017年，新生活开始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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