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北京大数据研究院中医大数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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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cmbigdata.cn/

简介

北京大数据研究院中医大数据中心，是国内首个整合了政府、大学和市场三方面资源的中医大数据中心。中心集合北京大学、政府、各中医药大学、各大型中医院、行业企业等的优质资源，借助北京大学在人才、技术、教学等上的优势地位，聚集国际一流的专家顾问团队，将与国内外同行一道，开展中医大数据人才教学与培训，培养中医大数据行业领军人才，打造国际一流的中医大数据平台，并与企业共同开展中医大数据分析和成果转化，引领中医大数据产业发展，并通过大数据促进中医行业发展。

中心着力研发大数据采集与处理、数据挖掘分析、人工智能等中医大数据关键核心技术，建立国内领先的第三方中医大数据库和应用平台，基于大数据面向全社会提供中医智能引擎，中西药的临床全流程数据服务，以及为中西药研究者提供一站式研究型服务工作。中心下设中医人工智能平台、中西药临床服务平台、中西药临床科研一体化大数据库及分析平台。

中医人工智能平台将基于中医大数据聚焦中医病历的自然语义处理、中医智能辨证论治、中医四诊智能诊断、中医名家经验挖掘等方面，搭建核心人才队伍，研发核心引擎，并与行业企业一道实现成果产业化；中西药临床服务平台提供医药产品各期临床试验技术外包服务，包括中药、化药、生物制品、保健食品、医疗器械、诊断试剂的新产品临床试验及上市后再评价临床研究、人体药代动力学及生物等效（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等相关的技术外包服务。中西药临床科研一体化大数据库及分析平台主要负责中西药数据库的建立和维护，提供临床科研一体化服务，同时负责系统性收集、整理、质控、构建和整合中药RCT、上市后再评价、安全性数据库、科研项目的各来源数据及分析工作。

附

中医学是大数据医学

http://www.cntcm.com.cn/xueshu/2018-09/07/content_49685.htm

演绎法高于归纳法

　　长久以来，科学界使用“归纳法”来推理世界的本质，既先证据、后理论的模式。现有科学体系就是建立在“归纳法”基础之上的。然而，证据是有限的，有限的证据只能支撑一个理论在有限的范围内的正确性，一旦超出这个范围，就无法判断这个理论还是否正确。也就是说，从整个领域来看，科学家就无法证明一个理论始终在任何领域都正确。为此，科学界又提出了使用“演绎法”来代替“归纳法”，也就是“先理论、后证据”的模式。科学家根据现有的理论演绎推理出一个假说，这个假说必须是可以证伪的，然后对这个假说进行检验，如果当前的证据无法否定这个假说，那么就先采信这个假说，认为这个理论在其宣称的领域中都是可信的，直到找到证据来否定它。

　　经典中医采用的就是演绎法模式，先有理论，后又实践，而且至今尚未找到否定这个理论的证据。这可以说明“演绎法”是高于“归纳法”的认识方法。

　　反对中医的人喜欢拿“证伪”说事，却忽略了以下三个问题：

　　1. 证伪理论的提出者波普尔从来没说过“可证伪性”能被单独地用作划界，而只是一种建议；

　　2. 事实上任何的理论总是能构想出证伪的方法，只要它的对象是经验的。如阴阳、五行等不可观测实体的存在不可证伪，然而它导出的经验事实，却是可被证伪的。

　　3. 后来的迪昂-蒯因命题，说明理论总可能事实上逃避证伪。而拉卡托斯也详细论述了“单个理论”如何无法被证伪的事实。

　　上面提到的迪昂-蒯因命题(Duhem-Quine Problem)是这样的：一个科学假设的“确证”和“否证”并非单独由观察实验结果来决定，而是依赖于观察结果与相关理论的整体关系。因此，当一个科学假设面临一个负面的观察结果的时候，并不一定被否证，而是可以通过摒弃或修正相关理论的其他部分而得到保留。迪昂－蒯因问题涉及科学哲学的基本问题，故而使得科学哲学的各大理论派别卷入争论。对迪昂－蒯因论点反应最强烈的是证伪主义，证伪主义的旗手波普尔一方面从逻辑上赞成迪昂－蒯因论点，另一方面他从实用性上反对迪昂－蒯因论点。因为如果通过调整理论整体而使任何命题免于被反驳，那么任何理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被证伪。因此，证伪主义的研究纲领注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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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盲实验不能证明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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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盲实验的哲学基础源于休谟的哲学思想。18世纪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认为，我们从来没有亲身体验或者亲眼证实过因果连接关系本身，我们看到的永远是两个相继发生的现象，所以一切因果关系都是值得怀疑的，一切因果关系都应该重新审视。由于休谟强调实验与观察是科学的唯一途径，所以这奠定了近现代西方科学家的科学方法论。同时，源于“因果关系在于心”的认识论，以及他对“人性”的不信任，提出一次经验不够，要多次，所以就产生了统计学对科学实验的唯一验证作用的地位。正是在这样的哲学基础上，设计出了双盲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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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如何建立大数据体系

　　如果说中医的疗效必须要由科学论证，那么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为中医建立自己的疗效评价体系提供了可能性。大数据定义为“大小超出常规的数据库工具获取、存储、管理和分析能力的数据集。”大数据分析的特点与中医的整体观念相吻合，可以避免随机样本分析方法的片面性、不可重复性，以及因为实验设计和实施中的偏差或不足而得出错误的结论。

　　话语权亟待回归

　　中医需要建立大数据体系，首先要确立话语权。回顾历史，二战前，科学也分为不同体系：德国体系和英美体系。那时候，德国体系更有优势，但是德国战败，话语权就让给了英美体系。中医的现状，就是丢失了话语权的结果。为什么用西方的标准来评判中医疗效？因为他有话语权，你不按他的做，就进不了他的市场，他就可以垄断。如果按他的做，就要遵守他的规则。

　　中医就是中医本身，不是什么其他，要遵循中医自身的规律来做临床和教学，走自己的路，要走出一条其他学科以中医为评判标准的路，那才真正拿到了话语权。笔者认为中医拿回话语权的条件已经趋于成熟。中国世界人口第一，经济体很快为最大，体制效率最高，应当尽快建立起符合中医特点的大数据评价体系，建立符合中国的医疗市场机制。市场对外开放可以，规矩一定要由中国来定。

　　按照科学的定义，即使中医把全世界的病都看好，也不科学，因为没走科学的程序，验案都被认为是个例。即使真理也不例外，真理不走科学的程序，那叫假说。所以科学不过是一个民主制度，大家理解了，同意了，就叫科学，与真理无关。哲学，宗教，可能更接近真理，但不是科学，也是因为没走程序。走程序，就可以进入大医疗市场，不走程序，中药连“药”都算不上。所以说，“中医科学不科学”这个问题是伪命题，其实质是市场利益之争，与疗效无关。原来，中医输掉的不是疗效，不是理论，而是商业模式，是话语权。

　　中医立法就是拿回话语权的保障。一句话，中医要保持其独立地位。一个学科的正确与否，要由另外一个学科决定，这种局面必须终止。随西方话语权指挥棒而动的中医，发展成了现代中医，失去了经典中医的优势，中医失去了自我，失去了疗效，失去了尊严，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失去了民族自信心。经典中医的回归，我们要拿回本来属于中医的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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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远流长的中医实践史是由许多个案组成的，而大数据正好可以反映中医治疗个案有效的特点，用来总结中医千年的临床实践一定会得到令人信服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