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的中医，在国内多数是中西结合，在国外多数是半路出家。但在临床行医上，又都巧合地，都喜欢走的是“温补法”和“成药治病”。其实只用温补，也会出命案；不对证，中成药也能杀人。
在明朝成化年到嘉靖年中，有个中医大拿叫薛已，曾当过多年的御医总管，类于当朝的中央保健局业务副局长。
薛已，字新甫，号立斋。薛立斋一说出来，很多人会觉着听过。其父是当时的儿科与外科的高手。薛立斋从其父学医，并转攻内科，也颇有建树，中年时期就成了御医总管，做了几年，感觉御医不好玩，挂官回乡做个郎中了。
薛立斋的《外科摘要》、《外科发挥》、《外科心法》等外科书或评注，后世批驳者不多。《内科摘要》和《妇科摘要》是被批得最多的，也是最惨的。
翻看薛立斋自己写的医案中，可以看到很多都是用的“中成药”，用的是“温补法”。而且翻来倒去，多是那几个方子：金匮肾气丸、八味地黄丸、六味地黄丸、补中益气汤、四物汤、六君子汤、八珍汤、十全大补汤。
看到没，这些方子，没一个是攻下的，也没一个是发汗的，也没有催吐的，也没和剂、也没清法。似乎中医八法，在他的手里就只有两法了，一个温，一个补。
他用药这么偏，但不妨碍他成为当时的名医。尤其是他发明的“朝夕互补法”。如，阳虚者，朝用六君子汤，夕用加减肾气丸；阴虚者，朝用四物汤加参、术，夕用加减肾气丸……在临床中，的确有效。
但他的这种一切病都用“温补”的四平八稳的方法，在后世的明末清初时受到猛烈的攻击，甚至这种攻击一直持续到天朝改革开放前。
由于明末清初，世局动荡，百姓食不裹腹，重疾频生，且多因无钱医治，而拖到痛不能受之时，才寻医问药，而此时仍用温补一法，多数病人反被“补死”,庸医又发明一个词“虚不受补”。
由于明末清初，世局动荡，百姓食不裹腹，重疾频生，且多因无钱医治，而拖到痛不能受之时，才寻医问药，而此时仍用温补一法，多数病人反被“补死”,庸医又发明一个词“虚不受补”。
象清初因咳嗽导致吐血的，当时就是普遍用八味地黄丸和补中益气汤，治一个死一个。这些庸医，其实还真不能说全是让薛立斋给蒙的，是薛立斋后世，明万历到崇祯年间，有个叫赵献可的写了本《医贯》，这个赵献可就特佩服薛立斋，在薛的理论上，更进一步地发挥，治病就两个方子加减，阳虚的用八味地黄丸加减，阴虚的用六味地黄丸加减。
当今的庸医，以为八味地黄丸、金匮肾气丸是补肾阳的，六味地黄丸是补肾阴的，就是让这赵献可给蒙了的。
中药杀人，不在毒副作用上，在辨证错误用错方子上面。吃八味和六味死的人，都不是中毒症状，就是用当今的、最先进的法医检测设备也发现不了哪中毒了。死法全是一个，肾衰竭。
死亡的过程长，绵痛不绝，历几月煎熬，痛苦不亚于癌症晚期。不但是患者痛苦，而且是全家跟着痛苦。因为患者入暮就呼号，延几月不绝，多数健康的家人也给整病了或是疯了。
为什么同样的药，到了薛立斋手上就愈病无数，到了别人手中，就成了杀人毒药？这有着时代的背景的。
薛一生医的都是皇家贵族，有病早发现、早治疗是第一的。所以用丸剂一样能生效，就是因为病轻，以及服用方便，皇家多接受。
见病就补，这是御医的不得已而为之。做御医是拎着一家老小的脑袋处方问诊的，故而不求无功，但求无过。我先给你把不足的地方补着，那实的地方，能拖就拖吧。只要人不在我手上死，我就行了。
这也是薛立斋为什么人到中年，官至医中顶位时，突然急流勇退的主要原因。呆皇宫里，只用补药，那是治不好病的，早晚还是会出事，所以辞官，省得全家有一天被问斩。
从薛立斋的医案看，他辞官后，也用和剂中的小柴胡、逍遥丸，也用下法中的调胃承气汤。就不似赵献可那么偏颇只用八味和六味了。
所以，说只用“温补”来说薛立斋是不公平的，他用“温补”和“丸剂”，是身不由已的御医时期，他的注重脾胃与顾护肾命的思想是值得后世学习的，特别是他独创的“朝夕互补法”，是对轻症、久病的调理，有效之法。
一昩学赵献可的，偏颇的“温补”的方法，出命案，现在还是能查得出的。最少是发现长期服用你处方的药物，导致病人肝肾衰竭，台湾查这类命案已经有过多起了。前阵子论坛有人帖出泽泻有毒，其实就是这些命案的调查结果，虽然偏颇，但中医本就让多数西医人不明白，裁判偏颇就无可厚非。
仅以此文，提醒下同道，只用温补，也会出命案的，不对证，中成药也能杀人。
仅以此文，提醒下同道，只用温补，也会出命案的，不对证，中成药也能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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