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2011-3-3
胡大一教授访谈-------过度治疗与医疗体制的趋利性有关
----中国青年报: 为什么会出现“过度治疗”？“过度治疗”现象会产生什么后果？
----胡大一：首先，我们要体谅一些医生的苦衷和困惑。“过度治疗”有时很难避免，医学中存在大量未知领域，很多疾病的具体原因不清楚。比如90%的高血压患者，我们都说不清患病的具体原因。为此，一些医生难免使用不需要的技术。有的医生是抱着对患者负责的态度，把网撒得稍微大一些，为的是最后捞着鱼。
我们也不能忽视，目前医学模式很容易让医生产生“科学主义”、“技术至上”的观念和生物技术崇拜。举个例子，一个经常胸闷、心悸的年轻女性，医生对她的诊断可能出现两个流程：
流程一，医生单纯地从生物学角度思考，建议她做心电图、CT、造影，但最终可能发现患者均属正常。于是医生说，我用最先进的技术帮你摘掉了冠心病的帽子。但结果是，病人的疾苦没有解决，没必要的检查还给她带来一生的癌症风险。
流程二，如果医生经过了培训，不但会考虑病人得病的生物因素，还会考虑心理和社会因素等，可能就会打开视野、跳出怪圈。他也许会发现她没有冠心病的家族史，也没有其他危险因素，得冠心病的几率极小。那么，这种症状很可能是由焦虑、惊恐引起的。如果他拿量表给病人测量，再多交谈几次，可能也会给病人摘掉冠心病的帽子，并开一些治疗心理疾病的药物。这样，患者免掉了很多成本高、有创伤的检查，而且感到很温馨，实现了“医患和谐”，还治好了病。
另外，“过度治疗”与医疗体制的趋利性有关。现在很多医院攀比毛收入，如果一家医院买了CT机、造影机，他们就会想，这台机器必须要用，多少年内要收回成本。科室和医生的奖金也直接和开出的药品和检查单挂钩。如果医生不能完成医院分派的“指标”，会被扣奖金。
再比如心脏支架，一种是两三千元的金属裸支架，还有一种是上万元的药物支架。这两种支架各有利弊，不同人、不同病症应选择不同的支架。在美国20% ~30% 的比例是使用金属裸支架，在德国和瑞典，金属裸支架使用比例为50%左右。但中国的情况是，大家一窝蜂地、近100%地使用药物支架。因为医生可能说，便宜没好货。为这个问题，我多次提出要改革，但还是很难解决。厂家卖两三千元的支架，利润空间小，贵的支架利润空间大。医院也是一样，卖贵的支架，从医院到科室到个人，都能得到更多经济利益。
大家可能不愿正视这样一个非常冷酷的事实——各种利益链的存在，最终伤害的是患者利益和公众健康，这是我不能忍受的！
----中国青年报：有人提出“过度治疗”还与普通民众盲目信赖技术有关，这也让一些医生感到有压力，如果有高端技术不用，很难获得病人信任。
----胡大一：是的。我看到的情况是，很多医生认为放支架是治疗一些心脏病的最好方法，很多病人也是这么想的，不放支架他还不放心。医患双方都对技术存在过度崇拜。特别是有钱的、医保条件比较好的人，你不给他做最贵最先进的检查他还不干。现在有少数医院，不是按病人需要和具体病情进行体检，而是看病人能付多少费用，然后就像打包一样，给你介绍各种“档次”的检查。其实在医学领域，便宜是有好货的，关键是看病人适合什么。
所以，“看病贵”问题不仅是医疗费用高的问题，过分依赖技术、对病人进行“过度治疗”也会推高医疗费用。我们应该热爱技术，但绝不能盲目崇拜技术。
另外，医疗消耗品不能重复使用，也间接抬高了医疗费用。在德国，95%的心脏导管实现了重复使用。而在我国心脏导管全是一次性的。如果对于高质量的消耗品，包括肾脏透析用品等，能规范消毒、加工处理——这在生物技术上没有任何困难，可以避免很大的浪费，降低医疗成本。
现在，一些欧洲国家和美国都在考虑医疗器材重复使用的问题。德国已全面实行医疗器材重复使用，这在德国已不仅仅是一种消毒技术，它还成为德国环保型、节约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典范。美国也将这个问题提上了议程。我国却没人讨论这个问题.
** 胡大一教授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医疗系,著名心血管病专家、医学教育家。现任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血管疾病研究所所长, 、心脏中心主任，首都医科大学心血管疾病研究所所长，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临床流行病学研 究中心主任，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主任委员、北京医学会心血管病专业委员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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