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 说】
温博格医生
·小 春·
离开K大学已有十多年,K大学的许多人和事都已渐渐忘却了。温博格医生却还常常想起,而每每想起,心里总觉得一丝内疚。
刚到K大学时,也正年轻,二十出头。漂洋过海来美求学,诚恐诚惶的,千万告戒自己要小心,不要这样,不要那样,更不要生病。可偏偏还是病了。肚子涨,饭吃下去,似乎进不了肠胃,全都淤积在胸口。于是怀疑美国的饮食不对,这样不消化,那样有问题,最后几乎天天都吃水煮大白菜和稀饭。脸是越吃越黄,身子越吃越瘦。最小尺寸的皮带,再扎二个孔,还显大。时间一长,走路象踩着棉花,看见食物就紧张,日子过得天昏地暗。
半年多过去了,肚子还是不见好。心想这毛病是生大了,拖不得了,于是就去学校医院看医生。
温博格医生就是给我看病的医生。温博格医生与后来风靡经济界的格林斯潘长得极象,年龄也差不多,五十多六十来岁的样子。我结结巴巴地把症状给他说了,那时英文实在太差。他很认真地听着,一双眼睛透过镜片,很温和地看着你。听完症状,做完检查,温博格医生给我配了一二个药,让我去做几个化验,并叮嘱我两个星期以后再去看他。临走时,温博格医生问,“还有什么问题吗?”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说了,“我的健康问题,非常的困扰我,它使我失去了对读书,对未来的信心,似乎也失去了生活的乐趣”。
温博格医生把手拍在我肩膀上,慢慢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年轻人,你只管读好你的书,而把你的健康问题留给我,让我来解决它。”立时,我的眼泪就下来了。
两个星期后,我再去温博格医生那儿,告诉他吃了药,但肚子还是涨。温博格医生手里拿着病历,眼睛看着我,说:“我研究了你的化验报告,你的肠胃并没有问题,你的症状是因为焦虑和紧张引起的。”然后他告诉我有关焦虑和紧张的道理,我听的似懂非懂,许多英文单词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温博格医生说,“你不是第一个有这个问题的学生。我看过许多国际学生,都有类似的问题。我一般都让他们去接受心理咨询,往往都有很好的效果。今天,我也对你作同样的建议。”然后他在一张处方上写了一些字,让我拿着去学校心理系的心理咨询中心。
我口头答应着,心里却想,去接受心理咨询,那不是心理有毛病吗?心理有毛病就是神经有毛病。我是肚子涨,是胃病,和神经病有什么关系呢?于是我就没有去咨询中心。然而,肚子还是涨,每天还是只吃煮白菜和稀饭。当我在皮带上扎第三个孔的时候,我只得再去看医生。这回,我要求换一个医生,医院的秘书问我为什么,我吱吱晤晤讲不出道理,结果我又坐在了温博格医生面前。
温博格医生翻看着病历,问我:“你没去咨询中心?”
“是的,我没去”
“为什么?”
我又吱吱晤晤了起来,一会儿是中国文化和中国传统,一会儿是自尊心和面子。温博格医生示意我停下来,然后慢慢地说:“你觉得你的面子重要,还是你的健康重要?”
“是健康”
“那好,先去治好你的病,等病好了,我们再来谈你的面子问题,好吗?”
温博格医生抓起电话,打到心理系的咨询中心,说:“我送一个年轻人到你那儿,他过十分钟就到”。
就这样,开始了我的心理咨询。
也并不是手到病除。心理咨询是一个漫长的学习和感悟过程。有一天,大概七八个月之后吧,终于明白过来,是我下意识地在时时观察着肠胃活动,而这下意识,使得腹部的肌肉绷得紧紧的。如果我让肌肉放松下来呢?如同在食管下找到了一个阀门,并把它慢慢地打开了。终于,肚子涨的感觉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直到彻底消失。
啊!生活真是美好!
我是那么的感激温博格医生!总想好好地去感谢他一次。然而打电话怕讲不清楚,当面去又得预约,而没病去预约又太那个。犹犹豫豫的,这事就拖下来了,但心里还想,等毕业离开K大时再去跟他面谢,辞行。而一近毕业,写论文,找工作,忙得晕头转向,再加时过境迁,温博格医生那儿终于还是没去谢过一次。
然而,让我觉得亏欠温博格医生的还不光是这件事情。另一件事情与温博格医生的一场诉讼有关。而这场诉讼是一个叫汪健康的中国学生的家属提交法院的。
当年进K大学时,中国人不多,只有二三十个,大家都有交往,也都熟悉。汪健康和我同一年进的K大学。他比我们大许多,是老三届毕业生,南方人,瘦小且黑,与人十分热情友好,也十分的能干。哪位同学的电视机坏了,汽车不工作了,都去找他帮忙。新同学来了,他开着他的福特姘头(Pinto)帮他们买菜找房子。大家都愿意跟他交往,节假日常聚在他的公寓里,说说笑笑,暂且逃避一下读书的压力,生活的压力。
然而,我却常常看到汪健康忧郁的眼光,特别是当他一个人静静地坐着的时候。我知道,他是在想他的许许多多的心事。这些心事他也多少跟我谈过一些,比如,他听课很吃力,因为岁数大,英文进步慢;他想把太太小孩接过来伴读,但几次签证都没成功;他有十分严重的胃病,常常胃疼的不能吃不能睡。
我知道汪健康也在看温博格医生,温博格医生可能也把他送咨询中心了,有几次我们在咨询中心碰上,彼此心照不宣地点点头,笑一下。
有一天,汪健康突然胃部大出血,被送进校医院。校医院看着病情严重,把他转去市医院。结果查出是胃肿瘤晚期,然后就在市医院住院治疗。住院初期,都是同学在帮忙。后来,他的妻子和小孩办出来了,大家还都处处帮着照顾汪健康。
在离开K大学之前,我最后一次去医院看汪健康。那时他已瘦得不成人型,躺在床上剥一块水果糖,半天也没剥开。我接过水果糖,把纸剥了,递给他。他叹了一口气,说:“我都成了一个废人了”,又看了看身边的妻子和小孩。我连忙用好话来安慰他。
在我离开K大学不久,就听说汪健康去世了。再后来,就听说他妻子在朋友和同学的帮助下,把温博格医生和校医院告上了法庭。提出诉讼的理由是,汪健康去看温博格医生时,曾经问是否有必要做胃镜检查,因为他觉得他的胃病要比在国内时重许多。温博格医生却没让他做,只说他的胃病是由于焦虑和紧张引起的,把他送去心理咨询中心做心理治疗,从而耽误了最佳治疗时机。
过了一年左右的时间,代表原告和被告的律师事务所,分别给我打来电话,就汪健康的医疗事故案向我取证。虽然当时我就告诉自己要公正,不要偏向谁。但我知道,在我的下意识里,我是希望汪健康的妻子赢的。她一个中年妇女,没有多少生存能力,又带着一个十来岁的小孩,实在是很难的。我已想不起当时跟律师说了些什么,但下意识里,肯定有许多证词是偏向原告的。
又过了半年多,就听说汪健康的妻子赢了官司,校医院赔了一笔钱。再后来,就听说汪健康的妻子带着小孩投奔一个远房亲戚去了,而温博格医生不久就提前退休,离开了K大学。
多少年来,总忘不了温博格医生把手拍在我肩膀上,跟我说让我只管读好书,而把我的健康问题交给他的话。那是离开父母后,第一次有被父母安慰的感觉。我也常常自我安慰地想,我所提供的证词,律师们可能根本不用,就是用了,对诉讼的结果也可能是无足轻重。然而,我总还觉的亏欠温博格医生,总有恩将仇报的愧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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