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幻觉颠覆的现实 之五）
1943年，是同盟国向轴心国发动战略反攻的前一年，当时所谓的同盟国四巨头曾聚会于埃及开罗，共同协调下一步战略部署及战后世界格局安排。这个会议应该是由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起的。据说一开始的时候，丘吉尔收到了美国发来的会议安排，撇了一眼出席首脑名单后，气得暴跳如雷，那上面竟然把中国的蒋介石排在了第二的位置，而他这个大英帝国首相只能屈居其后。苏维埃联邦主席斯大林更是气不打一出来，索性就没有出席显示同盟国团结的记者会。于是，名头正旺的蒋夫人坐在了第四把椅子上。
从当时西方重要媒体发布的一张照片上看, 前面坐着的几位好像有说有笑相谈甚欢的样子。而实际的情况是，蒋介石与罗斯福之间几乎没有对话，他们说起来也是鸡同鸭讲互相听不明白。另一边的丘吉尔由于心中有气，特别专注与记者互动，有意无意地冷落身边微微含笑的蒋夫人。在英国人眼里，蒋介石根本就不是一个反法西斯斗士，指望不上。他不过是一个美元兑现先生（Mr Cash the Cheque），这样的场合是不应该有他的座位的。可罗斯福不这么想。他的哈佛校友，能够经常进出他的椭圆形办公室的宋子文以及由宋子文支付薪水的院外说客，已经让美国决策者们相信，只要给出足够的援助，蒋介石麾下的军队能够战胜日本人，从而减少几十万美国人（甚至上百万）的牺牲，因此蒋是未来民主中国的希望。而这张照片的出现，正是当时亲中院外说客的一起杰出策划和运作。
但是，派驻在第一线与的美国军方和国务院工作人员，根据他们日常和重庆政府高层的接触，通过他们在第一线对社会和时局的观察， 认识到，真实中国的现状和华府一厢情愿的想象完全是两回事。作为美国军方派驻中国的最高级别人物，史迪威将军和蒋介石的关系搞得十分龌蹉。他曾私下对记者说：中国的问题很简单，我们结盟了一个无知，没文化，迷信的小农烂人（Peasant son of bitch)。在史迪威看来，蒋经常不知所言，脑子有问题不稳定，不信守诺言，他的政府和希特勒德国没有两样，都是盖世太保横行，一党专制。美国运来的军火不是去打日本人，而是留下来准备对付他最仇恨的共产党。当时美国军方的最高领导人马歇尔对此也深有同感，他们都建议罗斯福去了解一下另一个中国，毛领导下的中国，看看他们是怎么生存怎么抗战的。
在罗斯福一再施压下，重庆方面只好放行， 让美方人员接触延安。1944年7月，一个由美国军方，CIA和国务院人员组成的观察团飞抵延安。他们马上看到了蒋的中国和毛的中国两者之间的不同。“路边的行人很有活力，骡马也是这样，甚至连狗也是。我们的官员们立即感到了这里和重庆的对比”。就像后来史迪威将军总结的，在蒋那边是腐败，草率，经济混乱 税赋，官样文章，囤积，黑市，通敌交易；在毛这边是减租减税，大生产，改进农民生活条件，参政实践。此行让美军观察员能真正躲在前线沟壕里观望对面的日军，而以前美国记者也被蒋介石的军人带到前线观察敌情，后来他们发现，对面的日军都是蒋军扮演的。让CIA官员倍感兴趣的是，他们能直接提审日军俘虏了解情况，这在国军那边是提供不出来的。美国国务院中国小组的塞韦斯（Service）在他的日记里写道：“我们简直是到了一个不同的国家，遇见了不同的人，他们士气高昂”。一个月后，毛泽东把塞韦斯请到他住的窑洞，畅谈了8个小时，江青亲自下厨，为他做了晚饭。而在此以后的四分之一里，再没有过一个美国政府官员和毛泽东有过这么长时间深度的交谈。
毛泽东告诉塞韦斯，中国的政治前途是向这自己这边发展的，战后要中国建设要走工业化道路，靠苏联可能不现实，因为苏联遭受的战争破坏太严重，自救还来不及，难以帮助中国。所以，美国能提供中国需要的自由的企业和资金。中美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有合作的机会。塞韦斯认为，毛泽东在向美国示好，他率先伸出了友谊之手。而他所描绘的这种远景愿望，在二十一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才最终成为现实。按照《The China Mirage》作者Bradley的思路，毛的这番言辞不一定就像有的历史学者怀疑的那样，是随兴之谈，他有很大的可能性是认真的。与美国这个二战期间最为发达最为富裕最有实力的国家搭上关系，对于当时雄心满满的毛泽东太有诱惑力了，为此他完全可以抛弃已经精疲力竭的苏联。我觉得这种分析有一定的道理，那个时期为生存为前途一直苦苦争斗的毛泽东，其实是把现实主义思维放到意识形态之上的，所以他要打击王明周恩来的教条主义提倡实事求是的做事原则。如果当时罗斯福能认真对待塞韦斯传递的来自延安的信息，握一下毛泽东伸过来的手，可能东亚战后格局会大不一样，甚至韩战越战没准都不会发生。
写到这里，我在想这城里一定会有不少自诩反共思维坚定的人士认为我是粉红，是在为独裁者涂脂抹粉。呵呵，当年我在西单民主墙念大字报的时候，这里来的很多人还在穿开裆裤吧？我不是要摆老资格，我真正想说的是，对待历史还是应该客观公正，不能一根筋思维。历史有其偶然也有其必然，有真实也有错觉；你认为好的人曾经说出来的话做出的事未必就是全对的，你认为坏的人曾经说出来的话做出的事未必就全是错的。不管怎么说，Bradley给出的七八十年前发生在中国的那些史实，与我们小的时候听到过的被灌输过的，有很大部分的重合，尽管仍然可能不是完完整整真实的全部，但也让人们看出了一个大概的轮廓，那就是，总体而言国民党在那个时期的表现真的很烂，而有着太多基督徒坦诚情怀的美国人，对东方民主前景的期望过于天真，他们看错了自己结交扶植的对象，巨大的投入带来的却是意想不到的荒谬。而共产党在这期间所做的事情，不论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比国民党让人觉得满意的多。这就难怪，在后来的内战争斗中，毛泽东如愿以偿打败对手统治了中国。
不过，后来历史又开始重复。没能有机会追随美国的毛泽东，当然不会沿着新民主主义道路一直走下去。一个按照斯大林主义模式建成的新中国，必然还是要回到一党专制的老路上去。很难说这究竟是不是这几代中国人的宿命。民主，在这样一个专制文化久远的国家，这样一个人口体量巨大的国家，这样一个共通意愿难以形成的国家，可能终归就是一种奢望。
图一， 开罗会议 （图片来自网络）
图二 塞韦斯在延安 （图片取自 Bradley所著《The ChinaMi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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