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还是说说中文的人的思维和说英文的人的思维（可能会毫无根据地扩展到说中文的人的思维与说西方语言的人的思维）。
从一个对比说起：
I am a teacher.
我是老师。
如果仔细观察，你会发现，结构虽然一样，但中英文处理方式其实完全不同。英文中每个成分都被说话者施加了人为的改变：
1. I 是主观判定的主格，因此是 I 而不是 me；
2. am 是人为确定的与I一致的动词形式，本来是be；
3. a teacher, 标志了数，与主语的单数对应。
纯就意思而言，英文的这三种变化是多余的：这三样，中文一样也不需要变，一样能完整地、准确地表达一模一样的信息：
1. 我。I me 根本没有必要人为区分，在句子中的位置足以说明主宾。
2. 是。也没有必要变形，单数复数，一看主语就知道了。
3. 老师。也一样，作为一个概念，老师足够明确主语的身份，完全不需要具体化为a teacher。同时，如果需要强调，又完全可以量化为一个老师。
当然，英文加上诸多人为的变化，也不全是率性胡为。比如时态，虽然没有词法意义，但是有表明时间的意义。
即使是这样，英文还是有一些人为处理的信息显得没有必要，比如单复数。一看主语， I， 就知道单数了，还标那么一下，不是多余吗？
在意思上多余。
但是在句法上必须。
这是英文的组织原则决定的：句子中的名词一般来说都要视为具体个体。因此，说a teacher 的重点并不是说一个老师，而是标志着老师是作为具体的个体被处理的。
相比之下，中文的组织原则完全不同：句子中的名词一般来说是作为一个概念或者类别来处理的。
因此只需要说“老师”就行了。
再次对比开头的两句话，就可以明白：
英文的思维是：这个个体是一个这样的个体。
中文的思维是：这个个体属于这一类。
这是另一个例子，可以说明中国人的整体观和西方人的个体观是多么的无孔不入。
中国人和西方人看待世界的方式咋这么不一样？可以在语言的组织原则中找到答案。
这里说的是语言的组织原则，而不是语言现象。
现象是一个一个的，而原则就一个或者几个。
原则也不是语法或者句法，而是语法句法底层的东西。
说语言是思维的载体，可以通过语言的组织看到世界观的不同，就是在这个层面。
以上是从一个旧贴引申的。再修改旧贴，引申一下这种不同对中文来说可能意味着什么，胡说的成分更多一些：）
只看这么一个简单的对比，就可以明白，中文的优势，就是直指核心，效率极高。而在这方面，英文就要啰哩叭嗦，在一堆没用的细枝末节上花功夫。在古代白人有大把的时间，又不知道有中国，中国也不想跟他们比，他们尽可以在这些没用的东西上精雕细琢。但是今天，他们已经撩拨起了中国的兴致，麻烦就大了------在竞争中，这些没用的东西，除了成为他们的累赘和负担，还有什么用？
有朋友也可能说，这些东西说英文的小孩子五六岁以后就不用再费劲了。那么五六岁以前呢？认知负担啊，朋友们----在那么小的时候就接受这些没用的东西的摧残，长大了怎么跟没有受过摧残的说中文的对手竞争啊-----哈哈，当然，这有一半是玩笑；另一半则是严肃地：语言就是处理信息，面对世界，规划生活的工作系统。这个系统里冗余操作太多，是不可能高效的。
另外，这个工作系统的副产品就是对非重要信息投入过多资源。比如英文，有事没事的，要做各种区分，比如一个杯子，喝水或者饲料的东西，也要根据材质形状分成cup, mug, glass....在命名上标示这种差别对盛装功能来说有什么意义？没有意义。就是养成习惯了，不区分不舒服-----系统的工作效率就这样降低了。还有waiter, waitress, 你是来吃饭的，管人家服务员性别干什么？还有更有意思的， 现在说teacher时，又不区分男女了。老师的性别，就算不比服务员的性别重要，也不会比服务员的性别的重要程度轻吧？啥道理也没有，不区分了。
这个工作系统的另一个副产品就是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明明是一个词，因为在句子中的位置不同，在说话者的时间体系中位置不同，就被按不同的形式来处理。这是什么？歧视，赤裸裸地歧视啊，朋友们。比如一个TA, 整出三个形式来（he, she, it），每种形式又要根据主宾变化，又有的变有的不变，异常混乱不说，搞得大家都不关心第三人称这个核心意思，转而去关注无关紧要的性别去了。现在你收到英文信，是不是常常看到有人在签名的地方标上(she, her，they, them) 或者 （he, him, they, them）? 你说这叫什么事儿？相比之下，俺们中文，本来就只关注第三人称这个意义，是男是女是主是宾，如果需要就另标，如果不需要就不标，多先进，多高效，避免了多少社会问题，心理问题！
别跟俺说男他女她，这是受了西方的不良影响之后才改的好不好？中文中的“他”就是中性的，指人，而不专指男人，女人。受不良影响创造个“她”，现在又有人试图再造一个中性的TA了----绕了一圈，原来的中文不是落后，而是太先进，先进到不知领先西方多少个认知年（呵呵，俺造的词，不用年，因为西文在这方面永远也追不上中文了，有认知上的原罪。）好在中文在这方面的优越性是系统性的，只有少量的词受到了西文的污染。
这个系统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消耗大量的社会资源，除了认知上的负担，导致社会问题以外，还产生经济负担：要系统地学语法规则，需要在中学开专门的课。前几年就有一个州因为预算紧张，把高中的过去时教学给砍掉了。这真是太让人惊讶了，不是因为砍掉了一门课程，而是----这种东西居然需要教，而且要花钱去教，而且到了高中还要教！！！你听说过中国到了高中还有一门课叫“了的用法”吗？没有。因为俺们中文的语法最符合天然的认知规律，没有那么多没用的人为规则。从另一方面看，时态这么高大上的东西，说砍就砍，说明了什么？说明他们确实缺钱？不是，说明这种东西确实可学可不学----就是没用的意思。
记得当年小布什当上总统之后，网上流传很多小布什讲话中的语法错误，比如 is our children learning之类的。俺当时就想，他要是说中文，哪会让人抓住这样的笑柄？不是说这种错误有多严重，而是说，这种标志主谓一致的规则，本来就是人为的，不必要的。可是说英语的人，一生都得跟这种没有真实意义的东西较劲，真是可怜见儿的。相比之下，换成中文“我们的孩子在学习吗”，一样的意思，一样的准确度，几乎没有犯错的可能。
当然，英文有这么多缺点，同时也就有一个中文所没有优点：对分类与精准分析的追求。相比之下，中文的概括性确实决定了以中文为处理系统的人缺乏西方人的科学精神（呵呵，李约瑟难题的答案就在这里）。但这不是因为中文没有分析能力，而是因为中文不重视这种能力。现在，西方找上门来，给中国人显现了分析的优势与成就，中国人看到了，着急了，就要追上来了。
正如“我是老师”可以精确化为“现在我是一名老师”一样，中文的概括性并不是精准性的障碍，只要愿意，中文可以想多精准就多精准（或者说至少不比西文模糊）。反过来，追求精准的英文（乃至西方语言）则基本无法精简下来，达到中文的概括力。让一个说英文的人接受“I be teacher”"She love I", 想想会多难吧。
以上简单对比一下中英文的一点差异，这种差异其实可以扩展到中文与曲折语之间。如果你多对比一些语言现象，就会发现：如果说西文是人的智慧的起源与极至，那么中文就是神的语言。不管你愿意看到还是不愿意看到，中文的优势，会慢慢地显示出来。
事实上，中文的劣势很可能是一种尚不能估计的优势。要想高效处理信息，中文之路很可能是必然的。比如上个羊年的时候，听到说英文的人问“你们中国人说的羊年到底是什么羊，山羊绵羊公羊母羊大羊小羊？”就这么看重个体差异。但中国人其实根本不在乎，所以啥羊都行，是羊就算。你可以说这是模糊，不精确。但如果想一想英文中的长度单位，foot, feet，就可能意识到，中文的思维可能不是太模糊，而是太高级了。为啥？foot feet 的本义显然是基于脚的长度的，但每个人的脚的长度都不一样，你要纠结个体差异，那就没有一个共同的标准。怎么办？不得不抽象化一般化，搞出一个没有个体性的长度，无论大脚小脚，大家都接受。这个时候，就没有人纠结约翰的脚还是彼得的脚了。
有人可能说这只是一个量度，没有普遍意义。呵呵，可能如此。也可能是普遍意义还没有显示出来。在常人的世界里不显示，在人工智能的世界里说不定就能显示出来。
所以，中国人，最好不要妄自菲薄自己的语言与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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