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内在经验”?
所谓“内在”是相对与“外在”而言，两者处于彼此依存，与转化的运动关系。客观世界是外在的存在，是一种存在的主体性建构，在某种意义上，其实就是对于内在的（伦理）规范。如果把“内在经验”看作为一种把握“存在”整一性的途径，那么，意味的其实是一种人的“去内在”过程。
比如提问，人类“内在”的烦恼，或者恐惧从何而来？如果恐惧确实与外在的（伦理）意识相关，那么，正如佛洛伊德所說，“外在”基本上就是一种围绕着内在的“触摸”禁忌。深怕碰触之后受到沾染，身体的界线被渗透，自身的系统受到被瓦解的威胁。
那么，又是什么样的神圣命令使我们不敢碰触规范的疆界？
亚里士多德解释说：没有一种伦理意识是自然生成的。因为，没有一种自然存在的东西能改变习性。”因此，习惯是意识接受伦理的沿袭而来。“我们的德性既出于本性，也非反乎本性，而是自然地接受，通过习惯而达到完满。”巴塔耶解释说，这是因为人是一种否定自然、又否定自身的动物。人类不是简单地接受天赐的自然（the given world），而是试图改变它。他否定自身的动物性，不让自身的动物需求得到自由的满足，因此，人的“每一个生命时刻都应该是由动机所驱使的。”
由此，所谓“经验”，就不仅仅是“觉知”，更重要的是由动机所驱使的行为。因为人是能动的生物，人类的生存方式是否定，否定是人类特定的存在方式。按巴塔耶的理解，人类的生殖活动提醒自己起源于动物，正是人对这一点的厌恶，造成了关于性的种种禁忌。这样的动机是一种透过恐惧（horror of being）对自我进行辨识的过程，透过一种抽象性的洁净来设想自身，进而企图持有自身的洁净。于是，动机透过辨识，不仅维系了自我的纯粹，同时也参与了一种共同体建构，也就是把握了“存在”整一性的途径。
无法否认，动机总是在于恐惧的辨识，在一种存在的，无法撤回的价值中对自我执行否定。但是，为何自我必须透过恐惧而归返道德的侍从？动机又为何辗转地透过辨识来执行自我的否定？
这里，我们假设“恐惧”的发生是透过看到某种“恐惧之物”所产生的反应，但如果仅以“外在”，就可能忽略“内在”所牵涉的辨识。恐惧不仅是屈从于“外在”，同时也是一种自我辨识，它隐喻着某种价值，他是透过恐惧让自我维系在一种保全伦理的位置，从而让自我烙上一种丰足的事实。
因此，种种“伦理”道德价值范畴的成立，人类屈就于规范，它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外在”的强迫，只有存在一种将自我视为对象来加以否定的“内在”过程，强迫性的外力才能由此得以介入。因此，外部的“恐惧之物”是深层地从人类的“内在”归返，是一种一再的温习“伦理”巨大诅咒的过程，是一次次从外部与“内在”的双向逼迫。它就如有一条即在推进，又在拉扯的渐近轴线，将人固着于一种充满了辨识、否定、弃置、自足的形上学“伦理”循环，进而让各种辨识得以不断的合理化，一再的顺应着恐惧的自我归返，并从中一再的获得满足。
黑格尔对“否定”的认识是一种死亡哲学，认为人只有完全的消灭了动物性，“精神是在绝对的支离破碎中找到自身而达到真理”，这意味了一种走向完美的“整一”途径。而在巴塔耶，则是透过一种“否定-复返”（negation and return）的双重运动，遵循一种“可能的完整”（the totality of the possible）来讨论内在与外在的关系。
巴塔耶以为精神在破碎的过程中必然包含着一种认识的盲点（blind spot）。因为对自我的否定过程，也是自我对生命的弃置。以否定与拒绝开始，以近乎呕吐的冲动反叛内在，但随之而來的，却是以抑制（prohibition）的方式朝向了内在。曾经排斥的对象，以欲望的模式留存在记忆中，并反复的默认某种绝对真理的归返。以此，人的本性便以被诅咒的方式复返，以一种“可能的完整性”，让情感的欲望维系在一个严酷的共同体之上。然而，现实的结果只能是个体的完整性在“整一”过程中的破碎，以死亡的形式再一次的归返共同体范畴。换句话说：“就在自我割舍与否定的过程中，它实际上所牵涉的是一整套的献祭运动”。
在这样的结构中，个人透过自我否定的辨识，沿着一条永恒之路，小心翼翼的追逐着自身存有的价值和意义，这非常类似于恋人们眼中对于爱的企望（knowing），渴望着双方的全心投入，因为无论在爱者，或是被爱者总是冀望在彼此的眼神中找到情感的同一。
在一个共同体中，爱的一方对于另一方（主体），总是透过自我建构着爱情的虚像，一再的允诺全心的投入，却又在逐步的实践着辨识、割舍、甚至是否定的追讨。如果，在恋人的眼中所渴望的是对于爱情本质的想望，那么，同样也在反复铺陈着共同体范畴对个体的“伦理”逼视。爱为伦理的殉难，是爱对于自我“伦理”样貌的辨识，让爱陷溺于共同体范畴的迷宫之中。这样的迷宫总是隐喻着某种走不出、逃不开的牵引，它随时都可以让自我撤守、否认，但却也总是在归返而无所遁逃，它所离开，与到达正是它自身的起点，也是终点。
在这样的爱情结构中，行为可以随着意识的回归而突然的出逃，或者以自身的撤离，重新将自我回归到伦理，从而让共同体显得格外厚实。但在这样的真实之中，自身已不再与自身的其他可能性相遇，因为它已经默认了理性所调校的偏差，通过对陌生异质的清除，而进一步清晰了情感与伦理、高尚与低下、生与死的所有边界，也就在这样的过程中，达到了自身的丰盈与自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