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核心一致在于,中国当代如何散财。核心分歧在于,重庆的方式,或者说薄熙来的方法是否是散财的好方法,这种方法在散财的背后是否埋下了巨大的隐患,是否伤害了经济与社会实体,更重要的是否违悖了经济运行的规律和社会运作的道德公义。这些东西我们很难明确的知道。但是,可以类比的就是毛泽东和中共在建国初期的作为。当时的作为绝对造就了巨大的民族凝聚力,朝鲜战争的胜利可是震撼世界的事件,美国到如今都心惊胆战,而美国人则对毛泽东和中国军队中国人民由衷佩服。但是,其负面影响也有,而且是历史越往前走,这个负面影响就越大。薄熙来的作为能够达到毛泽东和中共当时的克己奉公境界吗?我不做这个幻想。
否定薄熙来,从政治运作看,我主要是从这种对比来的。以毛泽东当年的大公无私境界,都造成后来的恶果,我觉得比毛泽东逊色到脚后跟的薄熙来的路线无法得到更好的结局。
散财给百姓,的确会煽动巨大的民意,尤其是在三个代表主导的当代中国。但是,散财之道却并非如此简单,现时的民意有一定的局限性。民主为何要以宪政为基础,原因在在于民意的局限。
薄熙来的作为,到底是为了权力,还是真的为民谋福利?我们没有充足的证据来判断,我感觉,应该二者都有。重庆模式不能一概否定,应该吸取其中的成功元素。如果胡温有足够的智慧和底气,就做个正确的选择。当然,媒体上给重庆模式说任何好话都不可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