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自由」于政治思想之中而為核心價值，有助促進民主、人權保障。人應自由，是必然之義，我個人自由了，人人也都一樣自由了，如是大解放，則天下太平，道理好像很簡單易明，無待辭費。但由個人到人人，怎樣才真的自由？卻並不是想像中之簡單。
關心自由的政治思想，為自由主義，源遠流長，至少有二千年的歷史。若要獲取當代自由主義政治哲學的成果，未可忽略兩位哈佛教授針鋒相對的觀點，二人的書常在教學中並列同讀。二位學者的分歧見解，實有助我們深化有關理解，以便在個人責任與政府權力之中找到平衡，自我自由與完美社會達致和諧。
Nozick在1974年出版的Anarchy, State, and Utopia，主要為批評Rawls的正義論中所表示的「義務自由主義」，當時他的出發點，是替「自由意志主義」libertarianism的正義觀申辯。由于他在書中引用過哈耶克Hayek的「人乃為目的」及「正義的分配必須自願」等看法，而在美國很多人又習慣誤把哈氏看成自由意志主義者，便以為他們同屬一路。其實諾氏的自由意志主義，與哈氏本人學術底子裡真正的古典自由主義，性格相異。
羅氏論正義的原則：一、公民平等自由，不應損害他人的權利與自由，同時亦享有相等于他人的權利與自由；二、自然存在的不平等，天生的差別與際遇的偶然總無從避免，但可透過救治，對處境不利者予以補贘分配，盡量為弱勢群體提供新生的機會，開放人人均等的未來。諾氏對羅氏有意見的地方，主要並非原則一，而是落在原則二，認為凡得之自願交易，而財源正當，這樣的收入便是正義的。如果非要照顧赤貧者不可，強逼分配，那麽有收入者便形同財富來源的必要手段，人便不再是目的了。故此諾氏力倡小政府，以個人自由至上，只要不損人，人有絕對自由做或不做任何事。以這樣的角度來看，羅氏的規範倫理在他而言，自有一種學術傾向上的格格不入。
不過十五年後，諾氏在他新著The Examined Life裡放棄了他前書的自由意志主義的基本論調，自言當年觀點甚不適當。而這時他整個學術方向，主要也由政治哲學轉往知識論，思辯意味多于直接觀照現實。反之羅氏卻畢生專注于政治倫理這一領域，學思日益轉精。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羅氏從來沒有對諾氏之批評正面作出反駁，而是在他後來的著作中，對諾氏涉及之觀點及自由意志主義之一般，全面提出自己的辯解。他這種耐心分析說明的研討精神，以及諾氏本人勇于自我批評的氣度，都是學術修養之好榜樣。
在維護私有財產和自由經濟上，諾氏可以去盡全力，羅氏講的社會正義和政府調節角色，他似以為唯恐言過其實。在另一方面，羅氏雖關心公平的正義和社會財富的再分配，由于他主張倫理團體中，人人生而平等自由，集團是由每位具體而完整的個人組成並且自主，非由抽象的道德理想指導，再由某些有特殊才幹的階級主導，這種無分貧富、性別的入手觀念，又同時遭受另一批人厚非，視作對于階級矛盾、性別歧視這些社會基礎深層問題，存刻意迴避之嫌。
「自由主義」歷史上實出現多種與多義，自由意志主義、古典自由主義、義務自由主義，只為當中之數種，各有側重，自存分別。然而它們都不能同意，把人與人之間互不侵犯的基本平等，視作「消極自由」，而可以逕自用激進的所謂「積極自由」，實現個人理念中的平等，或者以代表某種利益共同體自居，而自擁全稱式的神聖權利，正如Isaiah Berlin用既簡單又生動的比喻描述所謂的「積極自由」：「狼群的自由，意味羊群的死亡」。
上世紀已有足夠的歷史鐵證，叫我們必須警惕到，有一種自由，可以走到自由的對立面：此即任何以追求自由為目標的宣示，卻假借理性、社會、人民之名義，以為我既在理也必在權，忽視即使正當之權，也應該受到監督與限制，以至于有意或無意之間，偏好把所有權力集中起來為美好之未來奮鬥的所謂自由思想。因為要求集權，必須依附威權，無論是政治的，或思想的、信仰的；威權的典範，常是極權，這種自由，其最後結局必定是主動獻身，把自己送上奴役之路。人身與私產，以至言論、出版、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罷工、選舉，這一切的權利與自由，都要受法律保障，這是以上當代幾種有代表性的自由主義他們的共同信念，超過了他們之間見解上的分歧。此乃共識，為當今「自由主義」的大方向，是中外凡肯定民主、相信人權、熱愛自由者，共同的嚮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