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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1859年—1916年），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北洋军阀领袖。字慰亭（又作慰廷），号容庵、洗心亭主人，汉族，河南项城人，故人称“袁项城”。辛亥革命期间逼清帝溥仪退位，以和平的方式推翻清朝，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3年镇压二次革命，同年当选为首任中华民国大总统，1915年12月宣布自称皇帝，史称“洪宪帝制”。此举遭到各方反对，引发护国运动，袁世凯不得不在做了83天皇帝之后宣布取消帝制。1916年6月6日因尿毒症不治而亡，归葬于河南安阳。
袁世凯被罢官后在卫辉交了那些朋友？
最后东山再起之地——
卫辉
卫辉市西关北马市街路东，有袁世凯寓所旧址，是袁罢政以后隐居的地方，现为城关镇政府所在地。袁世凯居此虽不足一年，却是他以屈求伸，东山再起之地。
光绪、慈禧去世，溥仪三岁继立皇位。溥仪之父醇亲王载沣，以摄政王代行皇帝理朝，载沣是光绪的胞弟，戊戌政变后即怀杀袁替兄报仇之心。宣统登基，袁世凯极为不满，并说：“自古立幼主，必亡国。”载沣闻而落泪，新仇旧恨迸发，取出天子宝剑要立斩袁世凯，军机大臣张之洞（张的女儿和袁的长子袁克定联姻）忙下跪求情说：“国家遭逢大故，不宜诛戮旧臣。”载沣把宝剑收起，说：“死罪可免，贬家为民，不能在朝。”袁世凯坐东洋马车星夜出京，于光绪34年10月下旬的一天夜里来到卫辉，居之袁宅。袁宅房百余间，规模宏敞，为一并三座院，一中院，两跨院，每个院落有五进小院，前后穿堂相通，每院四面瓦房，后有花园，共占地四亩。院后通马神庙坑，自然景观甚佳。此宅原为刘小五开典当处。袁未罢政前托何兰芬（汲县严光街人）为其购置了此院，始称袁宅。
1909年1月2日，清廷发布上谕：“不意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袁世凯着即开缺回籍养疴，以示体恤之至意。”袁世凯的“被养病”，不仅是因为与光绪帝、亲王载沣2人的恩恩怨怨，更是因为袁世凯久居直隶，手握北洋军权，势力膨胀而引起满清贵族的仇视。
袁世凯被摄政王载沣放逐，仓皇出京，逃灾避难。 袁世凯仓皇出京最早的隐居之所，不在洹上村，而是辉县与汲县（今卫辉）。
当时，辉县、汲县都有他的庄园，单辉县一处就有府邸、别墅3处，占地3000多亩，据说极尽奢华。袁世凯不愿回到交通相对闭塞的项城，就在辉县、汲县轮流住。
袁世凯诤友徐世昌也拉着他到辉县购置田舍，帮助他东山再起。据说，徐世昌曾出谋划策，让袁世凯在薄壁镇袁氏山庄修建一座草亭，袁坐在草亭之中，取“坐草亭”（坐朝廷）之谐音，老百姓中到处流传着袁世凯要坐朝廷的说法。 太行深山有一处叫关山，山岭逶迤，沟岔绵延，坐落于太行八陉之白陉中，据传此路商代就有牛车来往，紫霞关雄踞其上，扼东西之要冲。以紫霞关为界，南边的山称为南关山，北边的山称北关山。关山内有段山岭称为盘古山，山侧一峰凸出，谓“天柱峰”。相传，盘古用巨斧劈开混沌世界之后，立斧为柱，踏群山，擎苍天，故名“天柱”。 据说袁世凯隐居太行山时，看中了天柱峰，半买半抢把关山划到袁家，强行割下老张家的地盘峰林一带，称天柱峰为“袁家天柱”。张家有个儿子张九成不服，就与袁家打官司，从13岁打到19岁，从县衙一直到开封府，也没打赢，张九成便准备进京上告。开封府一个师爷劝他：“你知道是在和谁打官司吗？民国大总统啊，你能打赢？”张九成含恨而归，忧郁一生。 袁世凯吞并关山后，改名官山，选择良辰吉日，祭拜天柱峰，以冀上天相助，圆其帝王梦想。至今天柱峰上还留有袁界二字的石刻。据当地百姓说，一直到解放前，袁家一个名叫袁八善的后人，还曾来关山收租，解放后，政府还其关山之名。 袁世凯在苏门山上曾留下这样两首诗： 《咏邵雍孙奇逢两贤》 朱明赵宋国频危，犹自下绛帏。 倘使当年变所学，斯人岂止作经师？ 《与幕僚谈尧舜禅位》 虞揖逊官天下，其实朱均本不贤。 赢得后人觊神器，商周革命妄称天。 不仅是在邵夫子的“安乐窝”与明代大儒孙奇逢教学之处，就连啸台袁世凯都有题诗或题词，表面看是寄情山水，凭吊古人，但其字里行间透出的是复出的野心。 一面避开清廷耳目，一面购置山林土地，荫泽子孙后裔。据有关史料记载，袁世凯从参加小站练兵到登上皇帝宝座，先后在辉县的楼根、八盘磨、三小营、刘店、富庄、秀才庄等处购置良田万余亩，在龙口、南北关山占有山林13万亩，年收租5000余石。 1909年，袁世凯、徐世昌在辉县各置田产数十顷，并在城内、西关、水竹村等处修建公馆、花园、别墅多处。冯玉祥将军驻扎百泉时，曾将袁氏部分田产充公，交给一个姓魏的人管理，改办成苗圃。 袁世凯隐居太行山不久，迁居彰德洹上村，1911年10月30日，在清廷答应由其组阁后，袁世凯志得意满，结束了洹上村的隐居生活。 有人称结束洹上村隐居生活的袁世凯，为自己的发家史掀开了新的一页，而这一页，从洹上开始。而今，知晓袁氏与辉县这段不解之缘后，应修证此说法，为“这一页，从辉县、汲县，从百泉苏门山，从南太行开始”。 中共辉县市委统战部 袁世凯驻足汲县后，县时名士李敏修（进士）、王筱汀（拔贡）于宣统元年元月初四日谒袁宫太保于马市街寓邸，当时在座的有袁府幕友谢仲琴及其族弟袁勉堂。仲琴自在朝鲜即参戎幕，至老不受褒奖，成为修洁之士。勉堂老成敦厚，袁族之贤，因通医术，故而独自随袁世凯至卫辉。据王筱汀回忆，当时“袁公方五十一岁，须发尽白，俨然六、七十岁，唯两目炯炯，精光射人。”（王筱汀《浮生梦影》）。当时帝、后新薨，清主溥仪为第十世皇帝，因是祖醇贤亲王奕环宣成皇帝之第七子，故号称宣帝，明告国人以承宣宗之统，犹之光绪谓道光之绪的意思。正值国恤期间，他们彼此均不剃发，故气氛十分黯然。事先约定，晤见时不谈国事，寒暄毕，遂谈及实业，袁世凯兴趣非常浓厚。
九日，鹿邑王肖庭放江西饶州知府，出京过卫辉谒袁世凯，王肖庭与李敏修、王筱汀为同窗好友，李、王偕王肖庭在汲县周旋七日。袁世凯告诉他们：“官可不做，实业不能不办。”因力言实业关系国家兴衰之至。袁世凯征求王肖庭的看法：“同乡中有知识才具能办实业者乎？”肖庭说：“王筱汀槃槃大才也。”袁说：“恐不肯助我耳，君为我招之。”在王肖庭的力荐下，五筱汀从此参加了袁世凯所创建的北京自来水公司、唐山洋灰公司、滦州矿务公司的管理和领导，协同北洋财政总长周学熙，进一步开办了华北地区纺织、面粉、水泥、煤炭、钢铁工业，担任了中国实业协会副会长。
袁世凯寓居卫辉期间，潜心研究经史，与李敏修、王筱汀相从甚密。李、王不断到袁邸为其讲经，共同讨论古今中外历史兴衰和安邦治国之策。袁对《三国演义》兴趣尤浓，爱不释手。在他们对奕时，往往兼及讨论三国演义中运筹帷幄的故事。袁世凯在卫辉结识朋友很多，如吴庆桐（后被荐任南阳镇守史）、王锡龄（后被荐洛阳知事）、何兰芬（任北京崇文门总督）、李敏修（清政府刑部主事、北洋政府参议院、众议院议员）、王江洲（清政府礼部主事）、顾玉卫（与曹锟结拜为友、在奉军任职）、徐世光（北洋政府总统府参事）、梁宪清（袁府内务总管）、冯培德（轿夫班头）等，这些汲县籍人士中，大部分效力袁世凯矢志不移。
1909年秋，彰德（安阳）洹上村袁府筑就，袁世凯携家眷移去，汲县袁邸作为军界行宫。不过，袁依然不断来往于卫辉、辉县和彰德居住。1911年武昌首义，袁世凯被清政府重新启用。清皇族内阁解体，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组织“责任内阁”，清政府的军政大权落入袁世凯手中。袁世凯出山回京后，在汲县又招收了一批录书、马弁、童仆、轿夫、警卫、伙夫、奶妈及建筑人员带进京城。
11月9日，袁起程南下督师，离开了他居住了将近三年的彰德。
1918年6月4日，袁世凯逝世三周年时，其家属专程来卫辉袁邸操办。当时，北京《晨报》以醒目标题《项城逝世三周年之卫辉》详加报道说：“本月六号为袁项城逝世三周年大祥周祭之期，兹闻项城家属已在卫辉准备一切。连日政界中要人及项城故旧与一切有关系者，均已陆续出京，前往卫辉矣。”
袁世凯罢政后，不回原籍而到卫辉，一因其母丧殡入坟时，袁受到家族侮辱，闹起同族纠纷。二因卫辉民情淳朴，文气深厚，交通便利，利于交结社会名人志士，有益东山再起。 徐世昌，前清举人，后中进士。自袁世凯小站练兵时就为袁的谋士，并为盟友，一文一武，互为同道；1905年曾任军机大臣。徐世昌深谋远虑，颇得袁世凯的器重；但他又能与袁保持距离，进退有度，在袁称帝时以沉默远离之。辞掉总统职务后，多次拒绝日本人的劝诱，不供伪职。徐世昌国学功底深厚，不但著书立言，而且研习书法，工于山水松竹，被称为“文治总统”。此外还有农科院研究员以及国际中华名医协会会员还有电影叶问中的人物。 徐世昌（1855年-1939年6月6日），字卜五，号菊人，又号弢斋、东海、涛斋、水竹邨人，汉族，远祖浙江省鄞县人，后迁天津，曾祖父、祖父在河南为官居河南，出生于河南省卫辉府府城曹营街寓所（今河南省卫辉市）。
1879年徐与袁世凯结为盟兄弟，得袁资助北上应试。先中举人，后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
1897年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成为袁的重要谋士，此后累获擢升。
1907年东北改设行省，徐被任命为东三省总督，曾多所举措，冀能巩固清政府在东北地区的统治。
1911年5月，清廷设皇族内阁，徐任协理大臣。
辛亥革命爆发，徐力主起用袁世凯镇压革命。
同年11月袁组织责任内阁，徐改任军谘大臣，加太保衔。
1912年3月，袁世凯继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徐力辞太保，观望时局变化。
1914年5月袁世凯任命徐世昌为国务卿，次年袁公开推行帝制，徐以局势难卜求去，退居河南辉县水竹村。
1916年3月袁被迫取消帝制，恢复民国年号，起用徐为国务卿。徐在公私两方面为袁尽力。因要求讨袁护国军停战议和遭到拒绝，徐任职仅一月即力荐段祺瑞继任。
1918年10月徐世昌经皖系操纵的安福国会选举为总统。
他标榜偃武修文，下令对南方停战，次年2月召开南北议和会议，但无结果。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直系控制了北京政府，曹锟、吴佩孚逼徐去职。徐被迫回天津。晚年，借助僚友门客编撰书籍20余种。 新乡市卫辉市委统战部
图为景仁堂，有袁世凯生前衣冠剑带。 马勇 (进入专栏)
 1908年11月14日傍晚时分（酉刻），年仅三十八岁的光绪帝龙驭上宾。第二天（15日）午后二时，慈禧太后“升遐”。“十一时中两遘大丧，亘古所未有，可谓奇变。”（《许宝蘅日记》，218页）因而国内外观察家普遍预感中国很快会有更重大事情发生。
仓皇离京
最先做出反应的是那些流亡海外十年的保皇党人。康有为“突闻光绪噩耗，悲病万分”，以为“光绪幽囚以来，并无大病，忽撄不治，传说纷纭。嗣闻为袁世凯所毒杀，乃由海外上摄政王书，请诛袁世凯以谢天下，并发布讨袁檄文。”（《康南海先生年谱续编》，79页） 梁启超也利用各种关系上书摄政王、善耆等，建议宣布袁世凯罪状，“虽明正典刑，殊不为过”，“最轻亦宜加以革职，交地方官严加管束。”（《梁启超年谱长编》，480页）。 康梁等指责不过是捕风捉影，并没有确凿证据，但他们的呼吁蛊惑人心，袁世凯迅即成为众矢之的。1909年1月2日，清廷发布谕旨： 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夙承先朝屡加酌用，朕御极后，复予懋赏，正以其才可用，俾效驰驱。不意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袁世凯著即开缺，回籍养疴，以示体恤之至意。 清廷并没有追究袁世凯的什么责任，摄政王载沣也没有如某些人所期待的那样，杀袁为乃兄复仇。其实，十年前的故事很清楚，不是袁世凯背叛维新派，出卖光绪帝。如果一定要说袁有责任，那么他的责任是“有密未告”，没有及时将谭嗣同夜访谈话上报朝廷。这些细节过去若干年已有深入研究，可惜康梁那时不可能知道而已。 军机章京许宝蘅为“天子近臣”，他在当天（1月2日）日记中写道： “入直。军机见起后复召世、张二相入，发出蓝谕三道：一、袁太保开缺回籍养疴；二、那相入军机；三、澍贝勒在乾清门侍卫上行走。按，澍贝勒为孚郡王之嗣子，乙未、丙申间得罪革爵圈禁，庚子释免者。”（《许宝蘅日记》，228页） 从这里没有觉得有什么阴谋，而且读许宝蘅日记还有一个收获，那就是袁世凯确实患有足疾，并因此请假多日。1908年10月7日：“为项城拟请假折，因足疾请假五日。”（207页）袁世凯足疾并非一个虚假理由。 第二天（1月3日），袁世凯入朝谢恩，随后搭乘快车潜至天津。有英国人海鲁君在火车上意外发现袁世凯： 头等车内仅三数人，予觅一近暖气处坐定。旋来一人，衣素服，发毛鬓鬓，随从甚多，坐处与余相对。见其仆辈置似新闻类一束于其旁，其人遂翻阅，两点二十五分，车过丰台，约有四十分钟，其人端坐未行动。旋有仆人又置似酒类一樽于几上，车上之仆均事之甚谨。余察其人举动，异于常人，以英语询车中检票人，知为清国军机大臣袁世凯。四点三十分，车至老龙头，袁下汽车，即乘一华丽马车往西行去云。（《一个日本记者笔下的袁世凯》，109页） 袁世凯“匆遽微服赴津，暂憩于英租界利德顺饭店，令人密告直隶总督杨士骧嘱图一晤。杨闻之大惊，立遣其长子毓瑛（字璞山）往见，始知袁拟连夜搭轮赴日本避祸。毓瑛告以其父不便出署，但太老师（指袁世凯）系奉旨穿孝大员（袁以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奉旨赏穿百日孝），今擅释缟素，又不遵旨回籍，倘经发现，明日续有电旨令拿办赴京，则祸更不测，且亦决无法庇护。袁听之傍徨无策。毓瑛返署报告其父。杨立饬铁路局速备三等车两辆，另调机关车，升火待发。再令毓瑛赴利顺德报告袁，即陪同坐一辆马车赴老龙头火车站登车，由路局某总办陪同返京。杨并坚嘱袁明晨必须返豫，不可稍作勾留。”（张国淦：《北洋军阀的起源》） 老江湖袁世凯似乎乱了方寸，其实在他潜往天津的时候，朝廷内部也为他的未来多有争论。庆亲王奕劻、张之洞、世续等轮番向摄政王载沣求情，以为袁世凯不管有怎样的问题，但毕竟其才可用。 “相王（摄政王）言予亦知其有才，但予不忍用之。如用之，予无颜以见元祐皇太后。北骨（张之洞）乃不敢置词，惟云桓（袁）本有去志，可否使乞骸骨，因而允之。相王不悦，云公勿晓晓，奉行制书可也。”（恽毓鼎致端方密函，《近代史资料》总43号，213页） 重臣劝说无法打动摄政王，学部侍郎严修1月4日更有惊人之举，“疏请收回成命”，然而摄政王主意已决，并没有答应。此举成全了严修君子品格，“严为项城援引，由编修超擢侍郎。此举尚不失为君子，胜于反面若不相识或更下石者远矣。”（《恽毓鼎澄斋日记》，414页） 一切努力终归失败，袁世凯只好按照杨士骧的安排返回北京，旋于6日（十五日），带着深深遗憾、眷恋，由北京西站“仓皇登车”，时到车站相送者，仅学部左右侍郎宝煦、严修及端方弟弟，时任礼部郎中的端绪等数人。
转投实业
有诸位重臣担保，袁世凯并没有遇到什么大的磨难。不过他并没有返回原籍河南项城，除了祖籍房舍已给了亲族，另外一个原因是他与其兄袁世敦长期以来的矛盾，因而他初居汲县。没过多久，又带着两个姨太太寓居卫辉。 卫辉今属新乡，山水佳美，竹木茂盛，苏门山南麓有名胜百泉，魏晋以来就是高人隐士乐意去处。袁世凯隐居卫辉“慎守大臣去位闭门思过之道意”，“其无聊政客、报馆访事人一切斟酌杜绝”。他在卫辉的住所，为其旧部何棪本提供。何原名兰芬，字芷庭，卫辉人，曾充新建陆军粮饷委员，代为袁世凯购置卫辉马市街旧典肆。（《抑斋自述》，142页） 袁世凯隐居之初，尽量低调，但对当地名流并不拒绝。1909年1月23日初四日，王锡彤“偕李敏修谒袁宫太保于马市街寓邸。袁公方五十一岁，须发尽白，俨然六七十岁人，知其忧国者深矣。且正在国恤期间，彼此均不薙发，故益觉黯然。”（《抑斋自述》，144页） 因人口多，房子少，袁世凯在卫辉住了几个月，1909年五月率全家迁彰德府城北门外洹上村。洹上临洹水而得名，洹水又名安阳河。“津门何氏先营别墅于此，公（袁世凯）爱其朗敞宏静，前临洹水，右拥行山，土脈华滋，宜耕宜稼，遂购居焉。宅有小园，草创伊始，莳花种竹，叠石浚池。点缀林亭，题名曰养寿园。”（《容庵弟子记》卷四，31页） 养寿园占地两百多亩，袁世凯买下来之后重新改造，修筑了高大的院墙，院墙上还有几个炮楼，仿佛就是一个围子。 “堂居园之中央，凡三巨楹，周拓广廊，轩敞为全园冠，遂以名园者名堂。堂额以孝钦后赐书‘养寿’二字，勒诸贞木。楹帖乃吴江费树蔚集龚孝琪诗句，曰‘君恩彀向渔樵说，身世无如屠钓宽’。书则绍县沈祖宪代书也。堦前立奇石二，一状美人，一如伏虎，咸太行山中产也。” 园南有谦益堂，面汇流池，倚碧峰嶂，左接峻阁，右挹新篁。明窗四照，远碧一泓，南园之胜，一枕收之。榜为袁世凯书写，缀以跋，曰： “光绪辛丑冬季，皇太后御书‘谦益’二字，赐臣某，圣意深远，所以勖臣者至矣。园居成，谨以名堂，俾出入瞻仰，用自徇省云。联曰圣明酬答期儿辈，风月婆沙让老夫。”（《洹上私乘》，23页） 在洹上村住下后，袁世凯用很大精力经营这个园子，真有在此度过残年的意味。他将关系不错的兄长袁世廉接来同住。兄弟俩或扶杖漫步，下棋聊天，或请几个文人骚客吟诗作词，风花雪月。时而听莺钓鱼，弄舟水池；时而设宴园中，与妻妾子女共享天伦之乐。袁世凯那张头戴斗笠，身披蓑衣，在舟上垂钓的经典照片，虽说具有“摆拍”的味道，也有让外界特别是北京对他放心的暗示，但这种悠闲的生活，放松的心情，应该是袁世凯在洹上生活写照，有诗佐证： 背郭园成别有天，盘餐樽酒共群贤。 移山绕岸遮苔径，汲水盈池放钓船。 满院莳花媚风日，十年树木拂云烟。 劝君莫负春光好，带醉楼头抱月眠。 袁世凯闲云野鹤式生活，或以为真实，或以为是袁世凯刻意做给北京那些反对者看的。 作为一个老资格政治家，朝廷一品大员，说袁世凯就此息影林下，不再过问政治，恐怕连他自己也不相信。不过，在他度过开缺回籍养疴最初恐慌后，他确实希望在实业上有所斩获。 协助袁世凯从事实业的，除了他的老部下周学熙，还有一个新人王锡彤。王锡彤字筱汀，号悔斋，晚号抑斋行一，卫辉人，生于1866年，长袁世凯三岁。锡彤年轻时与李敏修（名时灿）共斋读书，后一起在家乡从事教育，并参与地方政事、如赈灾，还参与主持禹州三峰煤矿公司。 机会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王锡彤有友人王祖同，祖同字肖庭，河南鹿邑人，1909年初分派至江西任饶州府知府，赴任时经卫辉访袁世凯。袁在表明心迹时说“官可不作，实业不能不办”，力言实业关系国家兴衰，询问祖同同乡中有哪些人具有创办管理实业的才能。祖同以锡彤对，袁说见过，“余知之槃槃大才也，第恐不肯助我耳，君为我招之。”王锡彤获知此情，甚为感动，“余思矿务、铁路皆实业事，年来跳身其中，已不作师儒身份矣。惟袁公所创如京师自来水公司、唐山洋灰公司、滦州矿务公司，皆采用新法，规模宏大，余之经验胡足副之，因是踌躇。”后在友朋分析劝说下，特别是他母亲一锤定音：“袁公天下豪杰，汝平日所倾佩者。今既见招，奈何不往？且京津虽远，较禹州近也，火车畅行一日可达。何时思我何时可归，我若思儿亦可电召，何惮为？”（《抑斋自述》，147页）袁看上锡彤，除王祖同介绍，还有锡彤事母最孝这个非常私人的因素。 有了王祖同介绍，母亲的支持，王锡彤1909年六月初专程前往彰德府拜见袁世凯，袁命其迁寓其邸第畅谈数日。袁世凯告诉王锡彤： “罢官归田，他无留恋。惟实业救国，抱此宗之久矣。所创之实业概畀之周缉之（周学熙），缉之以现任臬司，丁忧释服后即当放缺，不定何省，已办之实业弃之岂不可惜。前日缉之来，专为此事研究数日，苦难替人。君幸为我谋之，我知君胜此任也。” 袁世凯还对王锡彤说：“我知君孝子，求忠臣于孝子之门。”（《抑斋自述》，148页）受袁世凯委托，王锡彤部分取代周学熙原来的角色，在京津唐豫等地帮助袁世凯创办，或管理实业，在京师自来水公司、天津启新洋灰公司、天津华新纺织公司等几个大型企业中，王锡彤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成为袁世凯的账房和经理人。
心在庙堂
袁世凯去职三个月，王锡彤为福公司交涉事去外务部，与外务部左参议周自齐会晤。周在谈话中“惟疾首蹙额言无办法，且历述自袁宫太保去尚书任，外交上全无可言。洋人到部辄拍案咆哮，有理亦无讲处。公辈欲交涉胜利，只有待袁宫保来耳。”王锡彤闻言不禁吃惊，“部员乃出此言，殊可诧异。惟细思此言以为滑稽不负责任也，可以为老实话亦未为不可。然福公司交涉终待袁公出山始获了结，则周参议之言是也。当时人心所归，中外所向略见一斑。而摄政王特反之，愈令人生愤慨之心矣。”（《抑斋自述》，146页）
洹上村养寿园（资料图） 清末宣统元年（1909年）初，叱咤风云的清廷重臣袁世凯下野。他没有回到交通闭塞的老家周口项城，而是于1909年6月定居河南彰德府洹上村。安阳距北京较近，京汉铁路交通便利，洹河航运四时通行。择居洹水安阳图谋东山再起，是袁世凯的深谋远虑。他在洹河北岸修筑的府第巨宅，名叫“洹上村”“养寿园”，占地280余亩，是一座庞大的城堡式建筑群落，周围筑有高大的围墙，四角还建有炮楼。养寿园正厅“养寿堂”，西半部建有“九宫院”。东半部的花园名“养寿园”，引天平渠水入园，营造出小溪长流、山林峻石、珍禽异鸟、花红柳绿、亭台水榭的北方园林。园内筑有养寿堂、谦益堂、五柳草堂、乐静楼、红叶馆、九曲桥、湖石山、临洹亭、枕泉亭、澄澹亭、洗心亭、待春亭、泻练亭、碧峰涧等。养寿园北半部为果林区，假山曲径间，遍植花木果林。昔日洹上村规模宏大，建筑精美，集南北园林之精粹，被誉为“北国名园”。 袁世凯隐居安阳期间，在城里的九府胡同占用谢公馆后花园建造了一幢袁氏小宅，供其九姨太居住。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同年6月6日，袁世凯在北京猝然殒命。遵其遗嘱，葬于安阳洹北的“袁林”。 （市城建档案馆 安民）
洹上村、养寿园由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和袁氏管家袁乃宽监工修建，但整体设计和旨趣凝聚了袁世凯的思想。花园的名字由袁世凯命名。他将其五十寿辰时西太后所赐手书“养寿”二字作为花园的名字，表示不忘西太后的恩情厚意。清例大臣年至六十，始得有赐寿之典，而袁世凯的五十寿期，清廷竟然特昭照亲王例赐寿，表明西太后、清廷对袁世凯的倚重。西太后对袁世凯的恩宠，袁世凯感到莫大的荣幸，所以念念不忘，他将所建花园命名为养寿园，还隐含有虽被清廷罢官，但他是忠于朝廷的政治意义。 随着袁世凯人住北京，袁世凯家族中心也移至中南海。洹上村、养寿园虽然依旧，但已经没有了昔日的繁华和气派了，仅仅是袁氏的一处庄园而已。后来冯玉祥主豫，曾将洹上村、养寿园改为学校。 解放后，洹上村、养寿园的建筑材料被移至安阳市内，据说工人文化宫就是在此基础上建起来的。洹上村、养寿园从此仅成为一个历史名词而被保留下来。
安阳老城内原三道街中段东侧，有一片青砖灰瓦的古民居已被修葺一新，这里就是袁世凯隐居安阳时为其九姨太购置的宅院，人称袁氏小宅，亦称袁府。
1928年，洹上村被定为“袁氏逆产”充公，洹上村的房产用于兴办彰德高级中学。袁家在安阳的遗产和事务都由袁世凯十七子袁克有打理。袁克有性格散漫荒唐、玩世不恭，再加上夫妇二人有吸毒恶习，生活逐渐穷困潦倒，最后在贫病交加、毒瘾难支的窘困中离开了人世。从此，袁氏小宅人去屋空，昔日的深宅大院逐渐变成断垣残壁、荒草萋萋的景象。新中国成立后，袁氏小宅被收归公家所有 1911年（清朝宣统三年），武昌首义、清庭无策，被迫再次启用袁世凯，他亦自此结束隐居；最后成为民国大总统。1928年（民国十七年），冯玉祥将洹上村袁氏田产拨公，袁宅养寿园改建为彰德高级中学。【河南安阳老照片，三十年代末。摄影资料：京都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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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与卫辉汲县】
本帖于 2020-01-10 17:14:08 时间, 由普通用户 弓尒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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