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11月14日傍晚时分（酉刻），年仅三十八岁的光绪帝龙驭上宾。第二天（15日）午后二时，慈禧太后“升遐”。“十一时中两遘大丧，亘古所未有，可谓奇变。”（《许宝蘅日记》，218页）因而国内外观察家普遍预感中国很快会有更重大事情发生。
仓皇离京
最先做出反应的是那些流亡海外十年的保皇党人。康有为“突闻光绪噩耗，悲病万分”，以为“光绪幽囚以来，并无大病，忽撄不治，传说纷纭。嗣闻为袁世凯所毒杀，乃由海外上摄政王书，请诛袁世凯以谢天下，并发布讨袁檄文。”（《康南海先生年谱续编》，79页）
梁启超也利用各种关系上书摄政王、善耆等，建议宣布袁世凯罪状，“虽明正典刑，殊不为过”，“最轻亦宜加以革职，交地方官严加管束。”（《梁启超年谱长编》，480页）。
康梁等指责不过是捕风捉影，并没有确凿证据，但他们的呼吁蛊惑人心，袁世凯迅即成为众矢之的。1909年1月2日，清廷发布谕旨：
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夙承先朝屡加酌用，朕御极后，复予懋赏，正以其才可用，俾效驰驱。不意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袁世凯著即开缺，回籍养疴，以示体恤之至意。
清廷并没有追究袁世凯的什么责任，摄政王载沣也没有如某些人所期待的那样，杀袁为乃兄复仇。其实，十年前的故事很清楚，不是袁世凯背叛维新派，出卖光绪帝。如果一定要说袁有责任，那么他的责任是“有密未告”，没有及时将谭嗣同夜访谈话上报朝廷。这些细节过去若干年已有深入研究，可惜康梁那时不可能知道而已。
军机章京许宝蘅为“天子近臣”，他在当天（1月2日）日记中写道：
“入直。军机见起后复召世、张二相入，发出蓝谕三道：一、袁太保开缺回籍养疴；二、那相入军机；三、澍贝勒在乾清门侍卫上行走。按，澍贝勒为孚郡王之嗣子，乙未、丙申间得罪革爵圈禁，庚子释免者。”（《许宝蘅日记》，228页）
从这里没有觉得有什么阴谋，而且读许宝蘅日记还有一个收获，那就是袁世凯确实患有足疾，并因此请假多日。1908年10月7日：“为项城拟请假折，因足疾请假五日。”（207页）袁世凯足疾并非一个虚假理由。
第二天（1月3日），袁世凯入朝谢恩，随后搭乘快车潜至天津。有英国人海鲁君在火车上意外发现袁世凯：
头等车内仅三数人，予觅一近暖气处坐定。旋来一人，衣素服，发毛鬓鬓，随从甚多，坐处与余相对。见其仆辈置似新闻类一束于其旁，其人遂翻阅，两点二十五分，车过丰台，约有四十分钟，其人端坐未行动。旋有仆人又置似酒类一樽于几上，车上之仆均事之甚谨。余察其人举动，异于常人，以英语询车中检票人，知为清国军机大臣袁世凯。四点三十分，车至老龙头，袁下汽车，即乘一华丽马车往西行去云。（《一个日本记者笔下的袁世凯》，109页）
袁世凯“匆遽微服赴津，暂憩于英租界利德顺饭店，令人密告直隶总督杨士骧嘱图一晤。杨闻之大惊，立遣其长子毓瑛（字璞山）往见，始知袁拟连夜搭轮赴日本避祸。毓瑛告以其父不便出署，但太老师（指袁世凯）系奉旨穿孝大员（袁以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奉旨赏穿百日孝），今擅释缟素，又不遵旨回籍，倘经发现，明日续有电旨令拿办赴京，则祸更不测，且亦决无法庇护。袁听之傍徨无策。毓瑛返署报告其父。杨立饬铁路局速备三等车两辆，另调机关车，升火待发。再令毓瑛赴利顺德报告袁，即陪同坐一辆马车赴老龙头火车站登车，由路局某总办陪同返京。杨并坚嘱袁明晨必须返豫，不可稍作勾留。”（张国淦：《北洋军阀的起源》）
老江湖袁世凯似乎乱了方寸，其实在他潜往天津的时候，朝廷内部也为他的未来多有争论。庆亲王奕劻、张之洞、世续等轮番向摄政王载沣求情，以为袁世凯不管有怎样的问题，但毕竟其才可用。
“相王（摄政王）言予亦知其有才，但予不忍用之。如用之，予无颜以见元祐皇太后。北骨（张之洞）乃不敢置词，惟云桓（袁）本有去志，可否使乞骸骨，因而允之。相王不悦，云公勿晓晓，奉行制书可也。”（恽毓鼎致端方密函，《近代史资料》总43号，213页）
重臣劝说无法打动摄政王，学部侍郎严修1月4日更有惊人之举，“疏请收回成命”，然而摄政王主意已决，并没有答应。此举成全了严修君子品格，“严为项城援引，由编修超擢侍郎。此举尚不失为君子，胜于反面若不相识或更下石者远矣。”（《恽毓鼎澄斋日记》，414页）
一切努力终归失败，袁世凯只好按照杨士骧的安排返回北京，旋于6日（十五日），带着深深遗憾、眷恋，由北京西站“仓皇登车”，时到车站相送者，仅学部左右侍郎宝煦、严修及端方弟弟，时任礼部郎中的端绪等数人。
转投实业
有诸位重臣担保，袁世凯并没有遇到什么大的磨难。不过他并没有返回原籍河南项城，除了祖籍房舍已给了亲族，另外一个原因是他与其兄袁世敦长期以来的矛盾，因而他初居汲县。没过多久，又带着两个姨太太寓居卫辉。
卫辉今属新乡，山水佳美，竹木茂盛，苏门山南麓有名胜百泉，魏晋以来就是高人隐士乐意去处。袁世凯隐居卫辉“慎守大臣去位闭门思过之道意”，“其无聊政客、报馆访事人一切斟酌杜绝”。他在卫辉的住所，为其旧部何棪本提供。何原名兰芬，字芷庭，卫辉人，曾充新建陆军粮饷委员，代为袁世凯购置卫辉马市街旧典肆。（《抑斋自述》，142页）
袁世凯隐居之初，尽量低调，但对当地名流并不拒绝。1909年1月23日初四日，王锡彤“偕李敏修谒袁宫太保于马市街寓邸。袁公方五十一岁，须发尽白，俨然六七十岁人，知其忧国者深矣。且正在国恤期间，彼此均不薙发，故益觉黯然。”（《抑斋自述》，144页）
因人口多，房子少，袁世凯在卫辉住了几个月，1909年五月率全家迁彰德府城北门外洹上村。洹上临洹水而得名，洹水又名安阳河。“津门何氏先营别墅于此，公（袁世凯）爱其朗敞宏静，前临洹水，右拥行山，土脈华滋，宜耕宜稼，遂购居焉。宅有小园，草创伊始，莳花种竹，叠石浚池。点缀林亭，题名曰养寿园。”（《容庵弟子记》卷四，31页）
养寿园占地两百多亩，袁世凯买下来之后重新改造，修筑了高大的院墙，院墙上还有几个炮楼，仿佛就是一个围子。
“堂居园之中央，凡三巨楹，周拓广廊，轩敞为全园冠，遂以名园者名堂。堂额以孝钦后赐书‘养寿’二字，勒诸贞木。楹帖乃吴江费树蔚集龚孝琪诗句，曰‘君恩彀向渔樵说，身世无如屠钓宽’。书则绍县沈祖宪代书也。堦前立奇石二，一状美人，一如伏虎，咸太行山中产也。”
园南有谦益堂，面汇流池，倚碧峰嶂，左接峻阁，右挹新篁。明窗四照，远碧一泓，南园之胜，一枕收之。榜为袁世凯书写，缀以跋，曰：
“光绪辛丑冬季，皇太后御书‘谦益’二字，赐臣某，圣意深远，所以勖臣者至矣。园居成，谨以名堂，俾出入瞻仰，用自徇省云。联曰圣明酬答期儿辈，风月婆沙让老夫。”（《洹上私乘》，23页）
在洹上村住下后，袁世凯用很大精力经营这个园子，真有在此度过残年的意味。他将关系不错的兄长袁世廉接来同住。兄弟俩或扶杖漫步，下棋聊天，或请几个文人骚客吟诗作词，风花雪月。时而听莺钓鱼，弄舟水池；时而设宴园中，与妻妾子女共享天伦之乐。袁世凯那张头戴斗笠，身披蓑衣，在舟上垂钓的经典照片，虽说具有“摆拍”的味道，也有让外界特别是北京对他放心的暗示，但这种悠闲的生活，放松的心情，应该是袁世凯在洹上生活写照，有诗佐证：
背郭园成别有天，盘餐樽酒共群贤。
移山绕岸遮苔径，汲水盈池放钓船。
满院莳花媚风日，十年树木拂云烟。
劝君莫负春光好，带醉楼头抱月眠。
袁世凯闲云野鹤式生活，或以为真实，或以为是袁世凯刻意做给北京那些反对者看的。
作为一个老资格政治家，朝廷一品大员，说袁世凯就此息影林下，不再过问政治，恐怕连他自己也不相信。不过，在他度过开缺回籍养疴最初恐慌后，他确实希望在实业上有所斩获。
协助袁世凯从事实业的，除了他的老部下周学熙，还有一个新人王锡彤。王锡彤字筱汀，号悔斋，晚号抑斋行一，卫辉人，生于1866年，长袁世凯三岁。锡彤年轻时与李敏修（名时灿）共斋读书，后一起在家乡从事教育，并参与地方政事、如赈灾，还参与主持禹州三峰煤矿公司。
机会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王锡彤有友人王祖同，祖同字肖庭，河南鹿邑人，1909年初分派至江西任饶州府知府，赴任时经卫辉访袁世凯。袁在表明心迹时说“官可不作，实业不能不办”，力言实业关系国家兴衰，询问祖同同乡中有哪些人具有创办管理实业的才能。祖同以锡彤对，袁说见过，“余知之槃槃大才也，第恐不肯助我耳，君为我招之。”王锡彤获知此情，甚为感动，“余思矿务、铁路皆实业事，年来跳身其中，已不作师儒身份矣。惟袁公所创如京师自来水公司、唐山洋灰公司、滦州矿务公司，皆采用新法，规模宏大，余之经验胡足副之，因是踌躇。”后在友朋分析劝说下，特别是他母亲一锤定音：“袁公天下豪杰，汝平日所倾佩者。今既见招，奈何不往？且京津虽远，较禹州近也，火车畅行一日可达。何时思我何时可归，我若思儿亦可电召，何惮为？”（《抑斋自述》，147页）袁看上锡彤，除王祖同介绍，还有锡彤事母最孝这个非常私人的因素。
有了王祖同介绍，母亲的支持，王锡彤1909年六月初专程前往彰德府拜见袁世凯，袁命其迁寓其邸第畅谈数日。袁世凯告诉王锡彤：
“罢官归田，他无留恋。惟实业救国，抱此宗之久矣。所创之实业概畀之周缉之（周学熙），缉之以现任臬司，丁忧释服后即当放缺，不定何省，已办之实业弃之岂不可惜。前日缉之来，专为此事研究数日，苦难替人。君幸为我谋之，我知君胜此任也。”
袁世凯还对王锡彤说：“我知君孝子，求忠臣于孝子之门。”（《抑斋自述》，148页）受袁世凯委托，王锡彤部分取代周学熙原来的角色，在京津唐豫等地帮助袁世凯创办，或管理实业，在京师自来水公司、天津启新洋灰公司、天津华新纺织公司等几个大型企业中，王锡彤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成为袁世凯的账房和经理人。
心在庙堂
袁世凯去职三个月，王锡彤为福公司交涉事去外务部，与外务部左参议周自齐会晤。周在谈话中“惟疾首蹙额言无办法，且历述自袁宫太保去尚书任，外交上全无可言。洋人到部辄拍案咆哮，有理亦无讲处。公辈欲交涉胜利，只有待袁宫保来耳。”王锡彤闻言不禁吃惊，“部员乃出此言，殊可诧异。惟细思此言以为滑稽不负责任也，可以为老实话亦未为不可。然福公司交涉终待袁公出山始获了结，则周参议之言是也。当时人心所归，中外所向略见一斑。而摄政王特反之，愈令人生愤慨之心矣。”（《抑斋自述》，146页）
洹上村养寿园（资料图）
清末宣统元年（1909年）初，叱咤风云的清廷重臣袁世凯下野。他没有回到交通闭塞的老家周口项城，而是于1909年6月定居河南彰德府洹上村。安阳距北京较近，京汉铁路交通便利，洹河航运四时通行。择居洹水安阳图谋东山再起，是袁世凯的深谋远虑。他在洹河北岸修筑的府第巨宅，名叫“洹上村”“养寿园”，占地280余亩，是一座庞大的城堡式建筑群落，周围筑有高大的围墙，四角还建有炮楼。养寿园正厅“养寿堂”，西半部建有“九宫院”。东半部的花园名“养寿园”，引天平渠水入园，营造出小溪长流、山林峻石、珍禽异鸟、花红柳绿、亭台水榭的北方园林。园内筑有养寿堂、谦益堂、五柳草堂、乐静楼、红叶馆、九曲桥、湖石山、临洹亭、枕泉亭、澄澹亭、洗心亭、待春亭、泻练亭、碧峰涧等。养寿园北半部为果林区，假山曲径间，遍植花木果林。昔日洹上村规模宏大，建筑精美，集南北园林之精粹，被誉为“北国名园”。
袁世凯隐居安阳期间，在城里的九府胡同占用谢公馆后花园建造了一幢袁氏小宅，供其九姨太居住。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同年6月6日，袁世凯在北京猝然殒命。遵其遗嘱，葬于安阳洹北的“袁林”。
（市城建档案馆 安民）
洹上村、养寿园由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和袁氏管家袁乃宽监工修建，但整体设计和旨趣凝聚了袁世凯的思想。花园的名字由袁世凯命名。他将其五十寿辰时西太后所赐手书“养寿”二字作为花园的名字，表示不忘西太后的恩情厚意。清例大臣年至六十，始得有赐寿之典，而袁世凯的五十寿期，清廷竟然特昭照亲王例赐寿，表明西太后、清廷对袁世凯的倚重。西太后对袁世凯的恩宠，袁世凯感到莫大的荣幸，所以念念不忘，他将所建花园命名为养寿园，还隐含有虽被清廷罢官，但他是忠于朝廷的政治意义。
随着袁世凯人住北京，袁世凯家族中心也移至中南海。洹上村、养寿园虽然依旧，但已经没有了昔日的繁华和气派了，仅仅是袁氏的一处庄园而已。后来冯玉祥主豫，曾将洹上村、养寿园改为学校。
解放后，洹上村、养寿园的建筑材料被移至安阳市内，据说工人文化宫就是在此基础上建起来的。洹上村、养寿园从此仅成为一个历史名词而被保留下来。
安阳老城内原三道街中段东侧，有一片青砖灰瓦的古民居已被修葺一新，这里就是袁世凯隐居安阳时为其九姨太购置的宅院，人称袁氏小宅，亦称袁府。
1928年，洹上村被定为“袁氏逆产”充公，洹上村的房产用于兴办彰德高级中学。袁家在安阳的遗产和事务都由袁世凯十七子袁克有打理。袁克有性格散漫荒唐、玩世不恭，再加上夫妇二人有吸毒恶习，生活逐渐穷困潦倒，最后在贫病交加、毒瘾难支的窘困中离开了人世。从此，袁氏小宅人去屋空，昔日的深宅大院逐渐变成断垣残壁、荒草萋萋的景象。新中国成立后，袁氏小宅被收归公家所有
1911年（清朝宣统三年），武昌首义、清庭无策，被迫再次启用袁世凯，他亦自此结束隐居；最后成为民国大总统。1928年（民国十七年），冯玉祥将洹上村袁氏田产拨公，袁宅养寿园改建为彰德高级中学。【河南安阳老照片，三十年代末。摄影资料：京都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