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是没有标点符号的，而是通过语感、语气、语法等来断句的（即“句读”）。因此，如何断句，对理解古文，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先来看两个故事。
故事一：某财主要为他公子聘请一个私塾教师，但该翁生性吝啬，既不肯出高薪水，又不舍得好吃好待，应聘者寥寥。有一天，终于来了个先生应聘，而且立了个字据：“无鸡鸭也可无鱼肉也可青菜一碟足矣”。老财主心想这位先生如此粗茶淡饭，正中下怀，喜出望外。于是，天天青菜萝卜豆腐伺候。先生立马抗议财主违约，财主不服，拿出字据说，是你自己写的：“无鸡鸭也可，无鱼肉也可，青菜一碟足矣。”先生不紧不慢的对他说，你看好了，我的字据写的可是：“无鸡，鸭也可；无鱼，肉也可；青菜一碟，足矣。”财主无奈，不得不从。
故事二：据说乾隆年间，素有“大才子”、“大烟袋”、“大色鬼”美誉的纪昀（晓岚）在一篇抄呈乾隆总书记的报告中，用了王之涣的《凉州词》。不过他粗心大意，漏写一个“间”字，把“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写成了“黄河远上白云，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乾隆皇帝阅后，龙颜失色，责令纪昀当众朗诵一遍他所写的《凉州词》。纪昀发现错误后，战战兢兢，汗如浆出。好在他心思敏捷，灵机一动，应付了这尴尬的局面。他对乾隆说：是臣改了一下这首词，有意供皇上娱悦。于是他不慌不忙地念道：
黄河远上，白云一片，孤城万仞山。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乾隆皇帝虽然怒其粗心，但见纪昀才思出众，回答的也很巧妙，本着建设和谐社会的原则，放了他一马。一场危机，这才化险为夷。这当然只是个故事，历史上也不一定真有其事，但如何断句，的确是阅读和理解古文言的关键，很多歧义和误解，也起源于此。不仅现代人常犯这类错误，古人也然。比如，《吕氏春秋》上有一则非常有名“夔只有一只脚”的笑话：
夔是在尧帝的乐官（“乐正”），通晓音律。舜帝继位后，曾想另寻他人做乐官，尧就忠告舜说，像夔这样有才能的人，有一个就够了（“夔一足矣”）。“夔一足矣”被流传为“夔只有一只脚”。鲁国的国君鲁哀公也觉得很奇怪，就问孔子：“我听说夔只有一只脚，真是这样吗？”（“吾闻夔一足，信乎？”）。孔子告诉他说，夔是人，怎么会是一只脚呢？他是通晓音律的人，尧帝是说夔这样的人，有一个就够了，不是只有一只脚 （“尧曰：‘夔有一，足也’，非有一足也”）。
现在我们再来看以下几段文字：
《论语 . 泰伯第八》中有两句耳熟能详的话：“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很多人都把它断句成“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继而理解成“聪明的人喜爱河川，仁慈的人喜爱青山”。这完全是个误解，而且说不通。难道聪明人就不喜欢山，仁慈的就不喜欢水？其实，这句话应该断成“知者乐，水；仁者乐，山。” 意思是说，知者的快乐，象流水一样活泼、生动、安详；仁者的快乐就想高山一样崇高、伟大、宁静。这样就说得通了。其实，这两句话后面还有两句话：“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 。 把上下文贯穿起来，就很容易理解了。
一个相反的例子是，《论语 . 述而第七》还有两句饱受批评的话：“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被认为是孔子鼓吹“愚民政策”。康有为和梁启超先生曾认为这两句应该断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样这两句话的意思就从“愚民”变成了“亲民”，完全不一样了。不过这么一解，反倒是牵强附会，颇有点“为圣者讳”的味道了。
再举个例子，老子《道德经》中有句名言：“无名，天地之始；有名；天地之母” 。对此，南怀瑾先生认为应该断成“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我很赞同，因为“无”和“有”是道家最重要的两个概念，就象佛家的“空”和“有”的概念一样。
以上的几则故事和对几个古文例子，都彰显出断句对理解文字的重要性。因此，标点的出现也是历史的必然。标点在文章和书籍中的普及，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的新生事物。1919年，由胡适、周作人、钱玄同等北大六教授联名向北京民国政府提出《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方案》。1920年，民国政府教育部发布《通令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文》，正式颁布第一本用实施标点符号。同年，教育部命令所有公立小学一、二年级必须用白话教育，同时规定白话为国语。胡适之本人暴得大名的著作《中国哲学史大纲 . 卷上》（笔者注：下卷从未问世），就是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第一本用白话和新式标点写作的“新书”。
一百年前那场疾风暴雨式的五四文化大革命，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其功过是非，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但有一点我相信是大家都赞同的，那就是标点符号的运用 – 既方便了白话文写作，也有利于对古文的理解 （尽管这并不是胡适之们的原意）。
（西元二零一二年仲夏 于美丽家园州寓所）请阅读更多我的博客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