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论坛网友挖矿纪念沃森老爷子的文字时，我还愣了一下，不知道为啥这位我时常念叨的教科书上的人物为何突然成为话题。搜索之下，才发现原来老爷子新近过世了，消息刚刚传遍了媒体界。
如果说杨振宁作为华人科学家的翘楚又因晚年的个人婚姻而出圈、让我对自己过去二十年对杨的认知的改变而感慨的话，沃森作为我们分子遗传学领域内的开创者与奠基者，其最后给我留下的印象反而是因为诸多争议性的言论而翻车，真是让人唏嘘。这样一位我经常和学生提起的教科书上的人物的离世，让我回想起他的争议性言论，不由得思考：科学与科学家，到底能做什么，又应当承担什么责任。
从科学贡献来看，沃森无疑是二十世纪生命科学中不可绕过的人物。二战后的英国剑桥，二十多岁的沃森与同样年轻的克里克，在女科学家罗斯琳·富兰克林的实验数据基础上，合作提出了DNA双螺旋结构模型，为分子遗传学奠定了基础。同时，他积极参与并推广了遗传中心法则，揭示了分子水平的遗传信息流动规律。后来，他执掌纽约冷泉港实验室四十年，将其发展为分子生物学的研究圣地，并推动人类基因组计划，使人类第一次得以全面认识自身的遗传密码。这些贡献都是实实在在的科学成就，是人类求真精神的典范。
沃森所成长的时代，科学界存在广泛的种族主义倾向。优生学曾被部分学者推崇，甚至被纳粹德国作为暴行的“科学”依据。那时的科学强调理性与逻辑，但在对人类尊严和伦理的关怀上存在明显缺失。科学伦理尚未普及，科学家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个人修养与自我约束。
沃森本人对科学充满热情。在《双螺旋》中，他回忆自己和克里克“日夜想着分子模型，不再关心周围人的感受”。这种专注无疑是科学求真的优良品质，但当个人过于固执自信、坚信自己对真理的判断，而缺乏谦逊时，这种“真实”可能偏离科学精神的本意。
沃森与克里克的对比，也让我们看到科学家性格对科学发展的影响。克里克晚年转向意识研究与哲学思考，探讨“生命是什么”“意识是否可还原”，体现出理性与哲思的结合。沃森则更多依赖直觉和信念，坚持自己的判断。他职业生涯后期对女性科学家的贡献及非洲人的智力差异发表了有争议的观点，这些没有得到充分科学依据的断言在西方舆论界给他带来了广泛的争议，让人们对他的观感带来巨大变化。
在沃森晚年的纪录片中，他说道：“我愿意被视为一个说真话的科学家，即使那真话不受欢迎。”他在科学界没有达成共识的议题上坚持他认为的真实，这固然可以看成是科学家的诚实，但从另一角度来看，这也可能是作为卓越科学家的一种傲慢与错觉，如同爱因斯坦曾经断言过的“上帝不掷骰子”，最终被科学研究本身而推翻。
在公众认知中，科学无国界，科学家们作为群体因其追求人类共同受益的真理而受到人们的广泛尊敬。但是另一方面，科学家们也不是生活在空气中，而是受自身群体的立场与信念而在科学研究带有深刻的个人与族群色彩。在涉及人类本身的研究时，科学问题的复杂性与科学家们的局限性让这一领域的求真变得比纯粹的自然科学难度大了许多。另一方面，科学研究的目的本身也包含求善在内，而对于什么是对人类的善就因不同人类文明发展路径以及科学家自身的出发点而带有一定的争议性。
在科学技术研究中，一方面，科学家们需要在人类的未知世界努力探索，拓宽人类的认识边界，让人类更接近真理；另一方面，科学家们也需要对人类与自然本身持有敬畏心，对自身的研究如何带来更幸福的人类社会，更和谐的人与自然的长久关系要有更深入的思考。我们既需要有探索真理的勇气，也需要有对人类与生命的敬意。毕竟人类社会不仅是物理学规律的结果，也是生物学规律的结果，但更是人类社会自身规律的结果。
科学的美，在沃森与克里克发现的双螺旋中得以体现。分子的对称与互补、信息的流动规律，都呈现出自然界的秩序之美。然而，科学的美不仅在于真理的呈现，也在于善意的实践，我认为只有真是不够的，只有善也是不够的。只有既真又善，至真至善，才是至美的。
在DNA双螺旋的历史中，富兰克林、克里克与沃森各自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富兰克林1951年拍摄出DNA的电子衍射照片，克里克的理性与沃森的直觉合作，提出DNA双螺旋模型。富兰克林，1958年因癌症去世，享年37岁。克里克，2004年因癌症去世，享年88岁。沃森，2025年去世，享年97岁。
回顾沃森的一生，我们既敬佩他的天才和贡献，也不得不反思他在伦理与人文关怀上的局限。这样一个传奇人物的落幕，不仅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也提醒我们，科学的探索必须始终伴随对人类善意的守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