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茅于轼是合格的经济学家吗 媒体、公众、主流经济学们、茅于轼自己,都认为茅于轼是一个经济学家,北大光华的院长张维迎认为茅于轼是个了不起的经济学家,因为茅“重新构造了整个微观经济学”。且将茅于轼当成经济学家,谨以经济学家的标准考量茅于轼是否合格。 一 个合格的经济学家,如果没能构建自己的经济学理论,那他至少需要精通某一门派的理论,同时,还需要了解其他门派的理论,特别是必须清楚当前国际上经济学发 展的态势。能够明白经济学的定义和作用,不能夸大它的作用;能够运用自己掌握的、某一门派的经济学理论解释现实中的经济现象,能够提出前瞻性的建议当然更 好。这就是我以为的、“经济学家”的基本素质,经济学爱好者可不作此考量,以“经济学家”身份做研究、向公众社会发言时,就必须是符合“经济学家”素质要 求的、合格的经济学家。 茅于轼的身材不适宜披“经济学家”的大氅 茅于轼的身材太单薄,披“经济学家”的大氅,比 例失调,看起来很滑稽。正如丁学良教授提出的界定经济学家的硬件标准,茅于轼没在有影响的经济学学术刊物上发表过学术论文,就硬指标而言,茅于轼不合格。 肯定,茅于轼的粉丝会以“国情论”来辩解,说中国的经济学家不在于偏重理论的论文,而是身处中国这个世界最大的经济变革的实验场,用实践丰富了经济学理 论。前文已述,茅于轼缺席了中国最初每一次的重大经济变革,而他极力鼓吹的“教育产业化”、“高校学费涨价”,实践证明,是一次彻底的失败。在实际操作 中,茅于轼也就不合格。唯一能说明茅于轼“经济学家”身份的,是1985年出版的《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一书。然而,同样内容的书,早 在1939年就已经在前苏联面世,作者康托洛维奇凭此书获得了197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时间都早于茅于轼成书时间十四年之久。这不能叫学术成果, 倒与学术腐败、抄袭论文是一般面目。而《谁妨碍了我们致富》这类畅销书,只是经济学爱好者的作文,尽管不乏阅读趣味,但与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关系不大。所 以,茅于轼相对于“经济学家”这个称谓,既无肉也无骨,瘦骨嶙峋披“经济学家”大氅,很象一个床单绑在牙签上。 茅于轼不了解经济学这门学科,也不能正确认识经济学的作用。 实 际上,“经济学”作为当代社会科学的一个门类,在西方仍存在争论,认为不是客观的科学,只是一种意识形态。它所有的理论都是建立在以往的经验和对未来的假 设。现在和未来的社会条件能不能满足这个“假设”,当社会条件不能满足“假设”时,是修正经济学理论,还是让现实来适应理论。很显然,一切从实际出发,我 们应该发展新的理论来适应现实,或者采取多种经济理论来应对现实出现的问题。茅于轼却不是这么看,他认为“经济学”是唯一客观的科学,经济学可以解决一切 问题,而唯一正确的经济学理论就是新自由主义的微观经济学。 茅于轼在《中国真有这么多危机吗》一文的结语有段话:“既然粮食危机、土 地危机、能源危机、水危机统统都不存在,为什么有那么多专家都说危机确实存在呢?原因有二:首先因为各方面的专家未必都懂经济学,真正懂经济学的人不会被 这些危机所吓唬住。”茅于轼全文的主旨是论述中国根本就不存在这些危机,结论是懂经济学就不会被这些危机“吓唬住”。本身茅的逻辑就很成问题,存不存在危 机和会不会被“吓唬住”属于两个范畴,你到底是说存在危机还是对待危机的态度问题呢?这是题外话。题内话是这样,粮食专家、土地专家、能源专家、水资源专 家在提出自己的问题时,不必懂得经济学,他们只需要在自己的专业范畴内、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提出问题,至于解决问题,那就需要汇同其他各学科专家共同解 决。发现问题、提出警示,与经济学无关,如果经济学家觉得那不是危机,很好解决,那正好是经济学家大显身手的机会,大可一试。认为其他领域的专家必须懂得 经济学才可去从事本专业的研究,显得茅于轼自大而且是对经济学的无知。 茅于轼极力构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社会、经济各个方面的模式, 在实际议案中,错漏百出。这些内容,我会在后面的章节里详述,下面仅就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论与现实的矛盾,说明茅于轼用于包打天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不 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关于这点,建议茅于轼去补补中国哲学和中医理论的课,任何一剂药,都分君臣主辅,没有一味药是可以包医百病的。 日本经济学家盐泽田典(1988,日本《经济学人》)曾就新自由主义主义的理论模型还原到现实中,发现这个模型要在现实中成立,必须满足四个条件: (1) 生产者根据价格信号,及时进行投资的转移,是无需支付成本的; (2) 既成的社会生产力结构(资本存量)是非刚性的,因此随时可以自由转变或抛弃; (3) 投资转移和生产力改造所必须的新资源、新技术要素是无限自由供给的; (4) 生产能力的过剩是永远不发生的。 然 而,现实中不存在这样一个经济体制,可以满足以上四个条件。当市场需求通过价格给投资者信号时,资本方是否能抛弃或改造他原已拥有的全部资本存量,而把资 金立即转向另一个有利可图的生产部门?这种转移在经济代价上是否可行?转移有没有时差?当设备、工人、技术转移完成后,是不是还是当初那个市场,原有的高 额利润是否依然存在?事实上,生产永远落后于市场需求的变化。按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山寨版茅于轼的“择优分配”的理论,往往会产生宏观失调,达不到资本 的最优化选择。 任何一种理论道理与局限性并存,这不奇怪,茅于轼将一个理论当成社会生活、经济生活的唯一标杆,那就有点奇怪。奇怪的理由先不深究,但这可说明茅于轼既不了解经济学,对他赖以为生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也是一知半解,实在算不上合格的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