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茅于轼是合格的学者吗

三、茅于轼是合格的学者吗

不，茅于轼不是一个合格的学者。学者“大胆假设”，会“小心求证”，茅于轼是大胆假设，无需论证，天降结论。学者作文，用原始材料和数据做支撑，茅于 轼只需要上下嘴唇一开一闭；学者的论据与结论有必然的逻辑关系，茅于轼的论据与结论八竿子不见得打得着。口说无凭，我就茅于轼在《南方人物周刊》的专访 “回应耕地红线争议：骂人者可哀”，和他的两篇博文“我国不应再保护耕地”、“为什么18亿耕地红线没有必要”，以及天则经济研究所发布的学术成果《粮食 安全与保护耕地》进行剖析，仅从学术研究应遵循的原则、学者进行学术研究应秉持的态度方面考量，不涉及他的“学术成果”正确与否。

如果，我对茅于轼的“学术成果”进行优劣评判和价值判断，茅于轼的粉丝定与我纠缠不清，他们非得学白痴司马衷说“到国际市场买肉松吃更好”。对一个无法验证的事物，又遇见这帮非认定“市场化”一根绳子上吊的，估计很难听得进我劝他们不忙上吊的金玉良言。


学术研究要有不虚饰的态度

2008年12月24日上午，由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主持的“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课题学术成果发布会在北京举行。(茅粉请保持理 智，并非是我要抹黑茅于轼而说“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事实如此，天则经济研究所尊重事实也是这么介绍，是不是茅粉觉得确实是一件亏心事，所以怕别人说。 其实，福特资助了中国的很多项目，别太神经质。) 2009年2月25日，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组织的“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项目”专家研讨会在北京皇苑大酒店召开。

赵农是“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的项目负责人，项目组成员有杨小静、宋厚泽。此“成果”一经发布，舆论哗然，面对汹汹舆情，最应该出来释疑答辩的、此 “成果”的负责人赵农却隐身幕后，态度超然。倒是与此项目表面看没多大关系的茅于轼跃至台前，连撰“我国不应再保护耕地”、“为什么18亿耕地红线没有必 要”两文，并将专访以“回应耕地红线争议：骂人者可哀”为题放至博客。学术研究无禁区，这是茅于轼倡导的，研究者享受学术研究成果的权益，也承担“学术成 果”相应的责任，也是基本道理。茅于轼似不必替人释疑，按道理，你非课题组成员，你未必能够释疑。虽然茅于轼是天则所的老大，学术研究没有要求老大对每一 个研究课题负研究过程中，论点、论据、论证、结论，等每一步骤的具体责任。茅于轼出来对论点、论据、论证、结论等具体步骤的解释，纯属越俎代庖。也不是尊 重科学和尊重研究人员应有的态度。从茅于轼三篇博文中，看出茅于轼与研究结果结论高度认同、趋于一致，是茅于轼基于观点相同的学术侠义之举吗。

赵农在介绍课题研究过程、课题主要成果时指出，该课题于2008年年初启动。似乎没有介绍是自选课题、委托课题还是“命令课题”。但2008年才启动 的研究课题，茅于轼在2007年就有了结论。茅于轼在“中国真有这么多危机吗”最后一段写到：“顺便说一句，由于对耕地的过度保护，耽误了我国城镇化的发 展。房价飞涨，也与此有关。损失有多大还没有人计算过。我估计也不少于几千亿元”。在新浪博客此文后特意注明“本文写于2007年”。2007年5月29 日，茅于轼在国际在线网站发《我国不应再保护耕地》，所说的不保护理由、和可以达到的目的与赵农的研究成果一致。英雄所见可以略同，强盗作恶也会不谋而 合，而处在同一家研究所、又是上下级关系，所长2007年的结论，研究人员2008年启动研究，2009年得出结论与所长茅于轼前年的结论完全一致。只能 说这种研究不过是用研究课题的形式来对茅于轼的结论进行诠释。或者说是给茅于轼的话语披一件学术外衣进行包装，以便看起来“科学”。

“我国不应再保护耕地”，在学术成果出来之前，此命题是一个假设。茅于轼可以这样假设，科学研究是建立在假设基础上开始的，但对假设必须小心求证，论 证这个命题是否成立。对假设的求证，委托或“命令”别人去求证假设，尽管很玄，但委托者信得过也非不可。但在公布研究成果时，对课题的来源应有个说明：是 “基于茅老直觉判断进行的理论研究”。这才是科学的态度。因为，基于假设的研究并不丢人，也是常情，课题组与茅于轼为何讳莫如深？

对于有人指责天则所拿外国财团的钱，鼓吹进口美国粮食一事，赵农回应：“基金会提供了资助，但并不过问我们的研究内容”。我相信，基金会在中国就四个人，他们不可能过问。但此项研究是先有结论，后开课题是事实，是对结论的理论诠释抵赖不了。

“我国不应再保护耕地”这个假设有多少科学依据呢？国家该不该保护耕地、耕地保护的底线在哪？这是宏观经济学的问题。作为“微观经济学家”的茅于轼提 出“不应再保护耕地”的结论，有多少客观依据和经济学的依据、或者是头撞在门框上的灵光闪现。茅于轼自己很清楚，他自己不能自圆其说，遂委托赵农替他说。 科学家或者经济学家不小心头会撞在门框上，运气好，撞过后还真有“妙论”，囿于本身学力不逮，寄望别人替他圆场，应该找一个能够圆的人。如果找一个不具备 “圆场”素质的小弟来“圆场”，对公众而言，没有可信度；对假设本身而言，可能会证伪。

赵农，医学学士，行医六年，经济学博士，师承计划经济经济学家谷书堂。请一个计划经济的专家来诠释市场化经济，好像不靠谱。唯一的理由就是，赵农是天则经济研究所的一员，他有责任完成，2007年茅于轼说的“我国不应再保护耕地”这个假设的解释。

学术研究要尊重数据

任何学科的学术研究都要尊重作为论据的数据，自然科学尊重实验数据、社会科学尊重统计数据。由于社会学科的统计纷繁复杂，就要借助文献资料的统计数 据，如果觉得文献资料统计数据不准确，可以按自己的统计方式采集自己认为可靠的数据。推翻文献资料的数据，必须给出自以为非的理由；用自己独家数据，也要 说出自以为是的道理。不提供数据、无视文献资料的数据、不证明自己独家提供的数据，以此得出的结论，没有可信度可言。这样形成的学术文章，根本就是笑话。 本只可对初中生而言的作文注意事项，需要用来教育茅于轼以及赵农这样的博士经济学家，深感悲哀。茅于轼锲而不舍地“笑话”以娱大众，投身娱乐界，是敬业的 表现，但以经济学家、学者的身份一本正经地自娱乐人，则是学术界的悲哀。

茅于轼在《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课题学术成果发布会上，发布了3项研究结论：一、现代中国，基本上不会发生粮食安全问题；二、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没有必然关系；三、18亿亩耕地红线没有必要。

中国会不会发生粮食问题，先看看中国粮食的现状。2008年，我国粮食产量是5.25亿吨，2007年：5.016亿吨；2006年：4.9亿吨；近 几年最少年份的2003年，仅有4.31亿吨。忽略国人好浮夸，报喜不报忧的水分，取统计数字为真实。除以13.2亿人口基数，人均397.7公斤。一年 365天，基本上一天人均1公斤。由于政策的原因，存在大量没有统计的黑户，他们也要吃饭，人均397.7公斤也只是理论上的理想数字。即使按397.7 公斤的理想数据，相比世界人均占有粮食的400公斤，也只是勉强刚刚好。以这样的粮食占有水平是不是可以说没有问题，当然，茅于轼觉得不饿死就没问题，我 也没话说。如果，按茅于轼的“学术成果”，18亿不用保，15亿不用保，10亿保起来也是多余，那究竟耕地多少才合适呢？茅于轼的“成果”没说。反正茅于 轼的“学术成果”就是减少耕地，至于减到多少才合适，不在茅于轼考虑之列。我国的耕地还有得减吗？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提供的资料，世界耕地面积约为130.64亿公顷，人均耕地面积约0.225公顷，而中国耕地面积只有12208.38万 公顷，人均仅0.1公顷，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2/5。这样的基本数据，我不信茅于轼以及他的那个项目组的专家们不知道，知道还要建议减这个不到世界平均值 一半、少的可怜的东西是意欲何为？就算在世界市场可以买到粮食，也没见过砸了自家的饭碗改用手捧着吃饭的道理。

茅于轼认为中国不会有粮食问题，是他首先坚信世界范围内没有粮食问题。果真如此吗？

美国农业部做了一项预测：“2007—2008年度全球粮食产量从上年度的大幅减产中恢复增长，但消费量连续11年增加，期末库存量连续四年减少，产需缺口为1471万吨，1999年以来产量一直低于消费量。”

2008年，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发表的粮食问题报告指出：“全球性的粮食价格飙升，导致非洲和亚洲等22个发展中国家的粮食短缺现象进一步严 重。” 报告说，全球共有37个国家正面临粮食危机，粮农组织将为形势较严峻的国家提供技术和政策支持。粮农组织的总干事【雅克迪乌夫】：“全球粮食价格2006 年上涨12%，2007年上涨24%，2008年前8个月涨幅则超过了50%。到今年年底，受影响的人口很可能超过10亿”。
迪乌夫在国际粮食安全会议上提出警告：2008年又有4000万人因粮食危机而陷入饥饿，这使得去年全球的65亿总人口中，营养不良的人数达到了9亿7300万。
世界粮食不是没问题，是有很大的问题。减少耕地，将本没多大问题的中国粮食特意搞出问题，再寄希望通过世界粮食市场解决，这不是没吃饱就撑得难受。世 界粮食问题本就困难重重，这个希望靠谱吗？茅于轼之流可以无视世界粮农组织的文献、说法以及数据，但至少要拿出你的数据推翻粮农组织，同时，使你的数据成 立，你才能形成你的结论。
我退一步，承认世界粮食市场没什么问题，也认可茅于轼通过世界市场解决。目前，国际粮食市场的贸易量为2—3亿吨。茅于轼说：“根据我们的研究，我国 生产的粮食有高有低，但是上下波动只有三四个百分点。百年一遇的粮食供给不足，也只有消费量的11%，约合五千万吨。如果全部靠进口补足，要用外汇约 100亿美元，不到我国一年出口创汇的百分之一。所以我们有足够的钱从国际市场买粮食。现在全球的粮食生产为23亿吨，其中粮食的国际贸易量为2.7亿 吨。如果中国进口五千万吨，不到全球粮食贸易的五分之一。并不会对全球的粮食市场造成太大的冲击”。中国和世界粮农组织一直认为中国占世界粮食贸易的 10%是安全的，茅于轼抛出“不到全球粮食贸易的五分之一”没问题，依据何在？一个学者的假设和预测不能是演小品，博粉丝的喝彩。无端增加10%的需求， 来源在哪？粮食不是工业品，世界耕地面积只减不增，粮食单产量吹不出来，用资本逐利而转移也不行，耕地面积和单产量都是刚性的。即使粮食吹得出 来，5000万吨的缺口也不成立，这是茅于轼基于18亿亩耕地的估计，耕地红线突破后呢？会有多少耕地，产生多大的需求缺口？怎么可以拿我是人来证明你茅 于轼也是人呢？

我再退一步，认可你茅于轼说的，世界粮食市场真有那么多粮食卖给你，按你茅于轼的价格原理，该不是原来的价吧。茅于轼又说：“假定我们进口创纪录的 3000万吨粮食，只不过花45亿美元，我国去年出口创汇9700亿美元。进口粮食只不过用掉出口创汇的半个百分点。又有人说万一人家粮食禁运怎么办。老 实说，如果全世界对中国禁运粮食，一定是我们自己做了犯天下大忌的事”。一下5000万吨一下3000万吨，由你这老家伙，同样，3000万吨是基于保有 18亿亩耕地的假设，与他要说明的突破红线后的需求都不搭界，这也由你这老家伙。但自己说出的数据要老老实实有根据才行吧，不仅是对学者的要求，仅仅对得 起人这个称谓，也不该信口开河，胡言乱语啊。

“如果全世界对中国禁运粮食，一定是我们自己做了犯天下大忌的事”。茅于轼这句话估计会得到茅粪、特别是伪自由主义的茅粪的喝彩，认为是对付政府最好 的一招。可万一我的邻居犯了忌呢，万一是我的上司犯了忌呢，难道要全中国人民为他的错误而活活饿死？自己本可以好好活不活，非要“减少耕地”、特意使自己 有可能吃不饱，找一个绳子套在脖子上，战战兢兢地活。你茅于轼爱这样犯贱，自己犯去，别拉上我们。


再说茅于轼给出的数据，“45亿美元”买“3000万吨粮食”，合150美元一吨。2008年3月底，作为世界粮食市场基准的泰国产中级大米价格每吨760美元，150美元上哪买？就按你茅于轼说的，假如需求仅再增加10%，760美元还能不能买得到。

一个学者，决不会基本数据不清楚就开口胡说；一个学者，绝不会编造数据胡说。茅于轼无视数据出“学术成果”，只能是手段低劣的江湖骗子。

 　　学术研究是一项综合考量

做社会科学研究，缺乏综合分析能力和逻辑推演能力，对自己以及所研究的学科，都将是一场灾难。社会学科之间，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并不是谁为了显得自 己聪明，而有意去渗透和影响，因为社会学科观照的对象是社会问题，不同的学科只是采取不同的视角进行观照，没哪一个学科得天独厚，观照得就彻底和全面，它 们都是对客观对象不完整的观照。仅以这一个视角得出的结论，难免偏颇。所以，社会学科的学者一般都涉猎广泛，在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甚至宗教学方 面留下他们的足迹。比如，自由主义经济学祖师的斯密既有表示一个经济学家身份的《国富论》，也有属于社会心理学范畴的《道德情操论》。这样，他们的结论才 能融合各种元素，尽可能与现实吻合。

一个社会学科的学者，说自己没读过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的经典著作，也没读过本学科的经典著作，而他却成了大师级的专家，那一定是骗子。天才 也有，但牛顿这样的天才也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成其为天才，没理由晴天一个霹雳，石头缝里就蹦出了个天才，蹦出来的是猴子。最起码，一个社会学科的学者至 少要具备基本常识，那样才不会被人误认为是骗子，因为普通人的想象力不够，想象不到有些被称为“经济学家”的，确实是如斯愚蠢。

茅于轼恰恰与基本要求相悖，所以，茅于轼不会是一个学者。他到底是一个老蠢蛋还是一个别有用心的老骗子，随着对他文章和言论理解的加深，我还真拿不准。

茅于轼的“我国不应再保护耕地”，提供给我们最主要的解决方法是依赖市场。市场是可以解决很多商品问题，可粮食不是一般商品，它是战略物资，主动打破 战略物资的平衡而去求助不确定的世界粮食市场，对国家和人民都是危险的一件事。这个基本常识，不知茅于轼是否明白。也许，茅于轼不知道粮食是战略物资，把 它当成了一般商品，那属于缺乏常识；如果明知粮食是战略物资，那是别有用心。

西方发达国家，同时都是农业大国，只有日本例外，每一个西方大国都把粮食问题放在重要位置。美国拥有占世界耕地总面积12%的耕地，是最大的粮食生产 和粮食出口国，仍然给农业巨额补助，进行战备粮的储备。美国很清楚粮食对一个国家的意义，也很善于使用粮食策略取得国家利益。将粮食作为武器用来打击、改 变进而控制受援国的农业生产体系，让这些国家形成对美国等援助国的经济依赖与政治依赖。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成为附庸则是明证。也许，伪自由主义者认 为这样很好，可以促进我国的民主进程和自由，但将子孙后代的生存押上去，赌注是否大了点，万一政府不屈服，演变成朝鲜这样，美国禁运，赌上中国人生命是否 有些残忍？用血淋淋的生命为赌注换来的民主不是真民主，也不会给人民带来真正的自由。想以此方式将人民绑上伪自由主义者的战车，估计没人愿意跟你们去“颜 色革命”。

也许是我会错了意，茅于轼确实只是提出一个纯经济问题，没有政治目的。但耕地不可逆转，铺上了水泥柏油之后，它就再也无法耕种。耕地其实只不过是表层 薄薄的腐殖土，或者是长江中下游的酸性粘土。酸性粘土本不适宜耕种，是我们的祖先几千年不间断地培育，使它可以种上水稻，失去了就永不回头。为一个不保险 的世界粮食市场，干嘛要自断生路，套一条绳索在脖子上，还把另一头交到别人手上？

是不是茅于轼觉得他有常识，他知道粮食是战略物资，但战略物资同样可以通过市场来保证国家安全。一个学者、一个不读书的学者，抽空看看报或者瞄一眼电 视，知道一些国际现状，要求不高。通过国际现状，比对自己的市场理论，再得出结论，总算基本。刚刚过去的冬天里，俄罗斯就成功地运用手上的战略物资—天然 气，阻击了乌克兰，让整个西方世界尝到被别人卡住喉咙的滋味。茅于轼建议我们伸出脖子给别人卡，是愚蠢得丧失了分析能力还是另有所图，我不好说。

就当没有俄罗斯应用战略物资这个先例，而且茅于轼设想的市场真实存在，按茅于轼整天含在嘴里的市场理论，资本是逐利的，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是企业的天 职，需求与供给失衡后，我们失去筹码，就没资格与别人讨价还价。你茅于轼在论述别的问题时，祭起“市场化”的理论，从利己的角度肯定企业追求高额利润是合 理、应该、必然发生的，在粮食问题上，怎么就放弃你的理论，认为企业是施主、是天使、是会慷慨便宜卖给我们呢？

掌控世界粮食市场的八大巨头全在西方，他们是企业，他们要获取超额利润，在商言商，在利润面前，他们从不会温良恭俭让。他们已经将大豆作为突破口，在我国粮食市场攻城略地。我国的粮食不是将来没有问题，而是现在就发生了很大的问题。

2004年，中国大豆企业赴美采购，大豆期货价格剧烈攀升至4300元/吨，回来不到一个月，价格跌了50%。经此一役，中国大豆企业元气大伤。 2008年一季度，几个来回的价格震荡，将中国企业震散了架。至今中国70％油脂加工厂是外资或合资企业，80％大豆压榨能力为跨国粮食企业控制。正在上 演的故事是，外资转基因的食用油价格高昂，用来获利；非转基因食用油价格低廉，用来打压国内企业。因为国内企业用的是非转基因大豆。打死之后，再来获取垄 断利润。市场经济就是这么残酷，在我们有城防工事，外资巨头都血淋淋地征战，获取超额利润。如果我们弃守耕地，自毁长城，还有我们说话的份吗。

茅于轼主动要求放弃底牌，不知作何打算。他不知道这个发生在我国的事例，则治学不严谨；知道这个事例，则居心叵测。谁都知道，国家抓住耕地这副底牌，即使到世界粮食市场，也有博弈的砝码。

2006年8月，美国《华尔街日报》刊登：“中国大豆被外资垄断，造福美国农民”。无疑，美国成为最大受益者。据美国农业部报告显示，2007财年美 国农产品出口收入约82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70亿美元。2008年美国预计粮食出口额将达1010亿美元。美国通过卖粮食的收入，大大抵消了进口石油所 需付出的成本。

我们就不唱什么大国博弈、民主自由这些高调，就谈市场经济，做生意我们是不是该这么做法？大豆的全面溃败，就是在“经济学家”鼓吹不需要考虑粮食安全 下发生的。世界大国，德国、法国、日本，无不重视粮食和耕地。茅于轼是缺乏常识、缺乏分析、还是缺乏邯郸学步的能力，如果缺邯郸学步，鹦鹉学舌“市场化” “市场化”三个字到学得事事讲、时时讲，关乎国计民生，他又装傻充愣。

茅于轼在《我国不应再保护耕地》，做了一个比对来说明他的理由。说：“我们是否可以反过来问这么一句话：如果出现粮食缺口，我们是不是要进口呢。我并 不是说中国粮食靠进口解决，而是不足的时候靠进口来调节。日本自给率只有60%，韩国只有40%，古巴只有20%，他们这样活了好多年了。”

美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农业出口大国也活了好多年，日本和韩国不是因为发展工业、投资房地产而主动这样活，他是国土窄小，不得不憋屈地这么 活。日本与韩国也从来不愿这么活。他们一直在殚精竭虑、想方设法，改变这种活法，以便能够安心活得下去。我们本可以活得好，什么理由使得茅于轼欲挥刀自 宫，学日本和韩国他们自己都不愿意的方式活。

早在1899年，日本就向秘鲁派出了农场工人。1908年，日本在亚马逊河谷和圣保罗建立了农业聚居区，二三十年代又发展到哥伦比亚和巴拉圭。日军占 领我国东北后，大规模移民，在那里种植粮食。“日本三井物产日前在巴西投资了100亿日元种植玉米和棉花，以满足日本市场的旺盛需求。除了巴西外，日本现 在与阿根廷、俄罗斯、乌克兰、印尼、新西兰、美国等国的农场都签订了玉米等饲料作物种植协议”。日本这样做目的就是解除粮食的后顾之忧，苦心孤诣，不得已 而为之。

韩国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海外垦田，2008年，以无偿援助的方式在蒙古获得了27万公顷的土地进行粮食生产，韩国政府动用农田管理基金，向垦田企业 提供支持。韩国大宇物流公司也获马达加斯加政府授权，取得130万公顷可耕地的使用权，租期为99年。韩国缺乏耕地，胆战心惊，设法取得粮食上的安全感， 个中苦处，人人皆知。

茅于轼如此比对，该不是要我们把耕地盖了房子，再到海外买地种粮食吧。有这种想法，只是学术问题，谁叫茅老头傻呢。但单单说日本韩国60%40%能活 得好，我们也必将活得好，而不说日本韩国没有耕地的苦，以及日本韩国为了能活得好，在海外买地垦田的措施，是有这些措施的保证，才勉强活得好。用意何在？ 为了说明自己观点正确，只取对自己有用的证据，在学术上是造假。明智这种造假会产生无法预料的恶果，仍然一意孤行，说的好听是缺德。难道茅于轼不知道日本 韩国海外垦田来保证它的粮食安全？不可能。如果不知道，他怎么又会知道60%、40%。

我国目前并没有任何其他措施保证粮食安全，除了耕地，茅于轼却用有其他措施保证的日本韩国来说明我国不应再保护耕地。首先，不是学者治学的态度。美籍 学者恩道尔写过一本《粮食危机》，他在书中推理出一个耸人听闻的结论，说白种人正通过转基因粮食消灭其他有色人种。我不信。但分析茅于轼到现在，我相信茅 于轼确实是想要干什么，因为，我不相信一个人能愚蠢偏执到这个程度，我怀疑他的动机和目的。

学术研究要建立结论与目的的逻辑关系

本来学术研究的结论，与所要达到的目的之间的逻辑不关研究者的事，研究者只负责根据事实、结合理论给出相对科学的结论，学术研究即告完成。至于人们拿 这个结论去泡妞还是磨豆腐，都是应用者的事，应用者认为研究结论与自己的应用有莫大的关系，则须负责在两者之间搭建合乎逻辑的桥梁。所谓上帝的归上帝，傻 逼的归傻逼，偏有些傻逼不甘居傻逼本分，还要去做上帝。拿研究成果去解释在应用中想要达到、和能够达到的目的。这本身就是对科学研究的僭越。而目的与结论 之间八竿子都打不着，就一竿子都懒得打，直接说就是可以就是可以。我不说这样的人是傻逼，真是对不起自己的人生准则和智力。茅于轼与以赵农为首的《粮食安 全与耕地保护》的课题组成员均是这样的傻逼。他们的研究成果的结论是无需保护耕地，却解释是能更好地保护耕地，而且还有反腐败的功效，为什么？却又不解 释，或者以“无知者无畏”的姿势进行解释。

为了一目的作结论、为了这个结论能够成立开始学术研究，本身就是不容易的事，研究者没有足够的定力和学识，很容易被自己的主观认识所左右，得出的结论 很可能就是不顾客观事实的对早已认定的“结论”的虚饰。赵农的课题组2008年启动研究，开始研究茅于轼2007年的结论，2009年结题，结论与茅于轼 2007年的结论完全一致。不一定肯定就是错误，一个不读书的“经济学家”有个天才的设想，一帮天才的吹鼓手帮着粉饰，或许瞎猫就碰上了死老鼠。但要自圆 其说，骗子骗人也要动脑筋圆谎，不圆谎的是强盗，茅于轼就不圆谎，直把人们都当成了懦弱的白痴。

在《南方人物周刊》做专访时，茅于轼说道：“红线是国家管理，没有必要。这与农民自己能否保护耕地有一定关系，但没有必然关系。农民要有权利保护自己 的土地，非常重要，但它不是放开红线的前提，红线是一定没有必要”。在看到这段话之前，我心里曾替茅于轼有个善良的解释，是不是茅于轼认为国家管理耕地红 线，通过权利寻租、滋生腐败，而不能有效管理，将耕地交到农民自己手上一可以有效管理，二能达到资源有效配置。然而，我错了，茅于轼没这个意思。茅于轼很 明确地表达“农民要有权利保护自己的土地，非常重要，但它不是放开红线的前提。”农民权利缺位，土地还是掌握在政府手中，有红线会侵害农民利益，没有红线 一样会侵害农民利益，甚至更甚，原来还有红线卡住；有红线不能有效配置资源，取消红线资源一样不能配置有效，基本条件完全一样，只是有无红线的区别。茅于 轼怎么就能得出“红线是一定没有必要”。

茅于轼给“红线是一定没有必要”找了一条反腐败的理由，在“中国不应再保护耕地”中说：“尤其值得关心的是用地的审批会造成贪污腐化的机会，当前很大 一部分的贪污案件都和用地有关，这些贪污犯犯错误固然是因为不能洁身自好，但也与占用耕地的审批制度有关，好制度可以防止人贪污腐化，坏制度则造就贪污腐 化，现在这种保护耕地的制度确实是害多利少，应该及早调整。”

审批滋生腐败，世人皆知。茅于轼真愿意思考，探索一条抑制腐败的路径，值得鼓励。但不能利用人们对腐败的痛恨，就把“反腐败”当成一个框，什么私货都 往里装，以图自己走私目的。就是要达到这个目的，也不能把人们当成白痴，说是“反腐败”就是“反腐败”，至少应该在两者之间建立起能自圆其说的逻辑。有红 线时，审批会腐败。取消红线，土地的所有者并无改变，仍然要审批，只是无须审批是否触了“红线”。审批存在，腐败就依然存在。而且，取消红线不仅起不到抑 制腐败，而且更加剧腐败。有“红线”时，官商勾结的腐败尚有所忌惮，侵害农民利益屡闯“红线”总不那么踏实。没了“红线”卡住，官商联手就可天下无敌，因 为茅于轼并不主张农民对土地的权利。在有红线时，是会有腐败发生，但那是违法。没有红线，官商联手，就是正当。哪个可以保护农民利益不言而喻。

取消红线，得利的只能是政府机构人员、房地产商和购买土地的商人，受损的是普通人群。如果，茅于轼真是一个“市场派”的经济学家，就应该主张将土地交 给农民，让农民自己决定，在市场博弈中取得自己的最大利益。茅于轼没这样做，可能他是骗子，并不真懂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或者，为主人说话时，顾不得自己整 天叨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茅于轼为自己的主人说话，可以，但不能借“反腐败”为行腐败之实扫清障碍，也应该为富人说话时讲点逻辑和技巧。穷人千万别被茅 于轼的“为穷人办事”所迷惑，为富人抄了你家而对你施了一碗薄粥也是为穷人做事。并不是开粥棚就是做事，为富人代言、立言；替富人忽悠更是做事。利用取消 耕地红线“反腐败”，根本就是茅于轼利用人们的情绪、无厘头地瞎扯。

茅于轼找了条为什么要取消红线的理由，他在“我国不应再保护耕地”里说：“我国是一个土地十分稀缺的国家，即使把西藏、新疆等人烟稀少的地方都包括进 来，我国每平方公里是135人，而世界平均是48人，大体上只有我国的三分之一，如果不计算西藏、新疆等地，我国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是世界平均的五倍左 右，而每亩耕地的负担人口数只有三倍(我们常说，我国用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世界21%的人口)，这证明我国一般用地比耕地更为稀缺。只保护耕地而不保护 其他用地是十分片面的口号。”

这般言辞，就不是学者的方式，而是泼皮骂街，还是一个文盲泼皮光着膀子骂街。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就是保护“其他用地”，而不必将各种用地单列，说保护耕 地，是因为我国耕地少而且关乎国计民生，正如你茅于轼引用的数据，“而每亩耕地的负担人口数只有三倍”，我们认为不到世界平均数的三分之一，很值得认真保 护。人口密度大，是没办法，我们不能说去邻居家抢别人的土地，正因为人口多，所以更应该保护耕地。你茅于轼认为没说保护“茅厕”用地，就不该保护耕地，可 笑而且荒唐。不能因为有人没活到70岁，你茅于轼就不服气，去攀比，在80岁时觉得不合理，就非要出来找死。

茅于轼用如此荒唐的逻辑和言辞质疑保护耕地政策，我认为茅于轼受到了很大的压力，才不惜光着膀子来叫骂，反正他不要脸，也无所谓。

再抄一段《南方人物周刊》对茅于轼的专访：

“有人批评你们的报告太粗糙，不够严谨，包括同意您这一观点的人士。比如，吴向宏说，您这个研究，实际上立场已经预设了，即“自由市场最有效率，政府干预必须取消”，而研究工作反而粗放了。您怎么看？

茅于轼：不错，是这样的。我们首先看到了保护耕地红线是错误的，我们再研究有关这一政策的方方面面。对研究的批评，我们接受，一个研究可以做得浅，也可以做得很深入，看你有多少资源。

天则所很穷，这也就是一个二三十万的小课题，我们的力量是有限的。但我相信把最重要的问题都搞清楚了，过去从没人看到的问题，我们看到了，比如百年一遇的缺粮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茅于轼到很坦诚，不否认是先有结论后研究。但研究前这个结论根据什么得出不知道，是灵机一动还是有人告诉他，茅于轼没说。至于深浅，深的是缸浅的是 盆，都是器皿，一个学术研究成果，没听说有深浅之分，只听过有对错之别。即使浅得似碟，也需要自圆其说。不能埋怨二三十万太少，与人消灾时就牛头不对马 嘴，论据与结论脱节，结论与目的相悖，弄得80岁多岁了还要不顾老脸脱了衣服上阵，说些你不A那就不能B的这样的糊涂混账话，可能“研究”没做好，压力确 实大。当然，这也与做课题时，茅于轼没选对人有关。

课题负责人赵农在介绍成果时说：“通过一年的研究，天则所要向政府呼吁，死守耕地红线只是权宜性措施，目前的土地产权制度还应有更好的替代方案，让农 民分享工业化的利益，从根本上改变耕地保护的被动趋势，更有效率地使用土地。”这就是典型的没理解茅老头精神的做法。茅于轼压根就没有改变土地产权制度的 想法，也没保护耕地的意思，他只是耕地少了可以买着吃的意思。赵农按自己的思路做文章，必然得出取消红线能更好地保护耕地的荒唐结论，也必然会与茅于轼各 唱各的调。

茅于轼与他的课题组的研究成果，放到愚人节，倒可博人一哂。然而，专家正儿八经地研讨，我得怒斥苍天：注水猪注水牛我们认了，就不能放过专家？别往他们脑袋里注水！

2009年2月25日，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组织的“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项目”专家研讨会在北京皇苑大酒店召开。与会专家有：天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茅于轼 教授，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张曙光教授，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卢锋教授，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市场贸易室韩 一军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宏观室室主任党国英教授，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杨军，原国家土地管理局规划司副司长郑振 源，以及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博士杨俊峰。

与会专家说了什么，不知道，我认为“与会”就是非常傻逼的一件事。

学术研究不可以证伪的论据来证实

学术研究无禁区，言论自由也无禁区。一个学者，行使自己的自由言论为自己的理论辩护；或者一个无良的学者，利用言论自由的权利为自己的理论进行诡辩， 无一例外，都会例举能够支撑自己的论据。只有茅于轼特别，他的举例，就如抡圆了胳膊猛煽自己的那张老脸，以为自己辩护的方式将自己理论和“成果”的荒谬展 现出来，制造一出喜剧。所谓喜剧，就是剥开华丽的外表，让人们看到华丽下的虚假与丑陋。茅于轼的行为，对于学术研究而言，则又是一场悲剧，是将求实求真的 学术研究毁灭给大家看。

对于“我国不应再保护耕地”，茅于轼有个立论的依据，他在《南方人物周刊》专访时说“18亿亩红线的数目完全是拍脑袋出来的，没有经过任何经得起检验的研究。”照理，历时几年从“结论”到“结论’的研究之后不该如此立论。

国家提出耕地保护政策之后，被地方在利益驱动下一次次突破。1996年全国土地利用总规划曾确定，2000年的耕地保有量为19.4亿亩，2010年 要控制在19.2亿亩。然而，没有守住，2000年时，全国耕地面积减少到19.2356亿亩。2005年，全国耕地只剩下18.31亿亩，到2006 年，再减少到18.27亿亩，所以才有确保18亿亩这一红线。

确保18亿亩实出无奈，因为19.4亿亩没能保住，而18亿亩的粮食产量，全国人均占有刚好接近世界人均占有量400公斤这个数字，而且是按几十年最 高产量，和现实人口的计算得出。目前，还没找到茅于轼说的“替代”品，“肉糜”可以替代，但单位“肉糜”需要更多的粮食才能生产出来。2006/07年， 小麦、玉米、稻谷三大主粮单产相比1960/61年，分别增加了的2.43倍、2.42倍和2.21倍。目前已很难大幅提高单产量，另外，作物单产还受天 气、病虫害等因素的综合影响。所以，确保18亿亩耕地，才能确保即将到来的15亿人的粮食安全。这就是确保18亿耕地由来。其实，这无需什么“经得起检验 的研究”，是个人都会明白。

茅于轼、以及茅于轼的支持者们另一个观点是：耕地红线屡被突破，并没起到保护的作用，所以就应该取消。我觉得，茅于轼与茅粉有很浓重的破罐子破摔的思 想，没保护好，是政府的责任，他们要为此负责，决不能破罐子破摔，干脆就不保护。茅于轼走到今天这一步，与他“破罐子破摔”的思想有莫大的关系，常在海边 走，哪能不湿鞋，下一次海不要紧，妓女都可从良，茅于轼真不应该抱有失身一次就永世为娼的理念而生活。

还是在《南方人物周刊》专访，茅于轼说：“我是自由派，没问题，但中国改革成功全靠自由派。……不光是我们中国才有自由派，全世界的自由派都这样讲 的，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大师都强调自由啊，没有哪个强调计划。你看阿马蒂亚·森怎么怎么说的，自由就是发展，没有自由哪来发展？”

看到“自由就是发展，没有自由哪来发展”，确实没懂。我能懂“知识就是力量”，什么是什么，简单判断。或者“有钱能使磨推鬼”，也懂，什么能够什么。 但始终没懂茅于轼想说什么，“自由”怎么就是“发展”呢，“自由”是人的社会权利和形态，“发展”是社会经济状态，两者等同不起来。“没有自由哪来发 展”，自由摇身一变又不是发展了，成了发展的前提。自由是发展的前提当然没错，可上下句的矛盾实在是别扭。茅于轼说是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阿马蒂亚·森说的。 我少读书、不学无术，不认识阿马蒂亚·森，很惭愧，就去读阿马蒂亚·森。先是发现阿马蒂亚·森没说过“自由就是发展”这么山寨的话，他有一本书是《以自由 看待发展》，然后发现阿马蒂亚·森是对茅于轼捧为圭皋的市场化的批判者。为什么茅于轼要找一个证伪自己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大师来篡改以证明自己呢？不懂。

阿马蒂亚·森在《纽约时报书评》的一篇文章写到：“究竟什么是资本主义？标准的定义似乎把经济交易对市场的依赖作为将经济制度视为资本主义的必要条件。同 理，对利润动机和对基于私有制的个人权利的依赖，也被视为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但是，如果这些是资本主义的必要条件，那么我们当前所拥有的经济制度——例 如在欧洲和美国——是真正的资本主义吗？全球所有的富裕国家和地区——欧洲国家，以及美国、加拿大、日本、新加坡、韩国、台湾、澳大利亚和其它地区——都 在一段时间内依赖主要发生在市场之外的交易，例如失业救济、公共养老金和其它社会保障功能，以及由公共部门的学校教育和医疗。在经济取得真正成就的岁月 里，所谓的资本主义制度那些值得称道的表现，是源于多种体制的结合，这些体制远不限于仅仅依赖利润最大化的市场经济。”

阿马蒂亚·森不认为美国等发达国家是“仅仅依赖利润最大化的市场经济”为导向的资本主义，而是融合了其他要素的经济体制，政府提供“失业救济、公共养 老金和其它社会保障功能，以及由公共部门的学校教育和医疗”，不是资本主义的特征，而上述国家在这些方面都很完善。这是上述国家从人本出发，不拘泥于某一 个经济制度的自我修复和自我完善。茅于轼之流的经济学家，却偏要削公有制的足来按适书本上资本主义之履。

在同一篇文章中，阿马蒂亚·森还写到：“斯密不仅支持政府完成市场可能无法完成的任务，例如普及教育和减轻贫困（他还希望受政府补助的穷人拥有比当时 的济贫法所能提供的更多的自由）；总体而言，他还主张提供多种体制选择来解决出现的问题，而不是把体制绑牢在某种固定的程式上，例如把一切事情交给市场处 理。”

阿马蒂亚·森认为市场无法承担“普及教育和减轻贫困”，政府应该完成这些市场无能为力的事务，而且，新自由主义经济的源头，斯密也是如此认为。“不能一切都交给市场”。
茅于轼认为一切由市场说了算。要是说茅于轼是一个教条的新自由主义追捧者，那应该遵循斯密、阿马蒂亚·森的教条，“提供多种体制选择来解决出现的问 题，而不是把体制绑牢在某种固定的程式上”。要说茅于轼是发展的新自由主义追随者，那应该照搬美英日德法的模式，督促政府承担起“普及教育和减轻贫困”的 责任。但茅于轼都不是，我不知怎么界定他，只好说他不是一个学者，比我还文盲。但以反对者来支持自己的理论和观点，那就不知是无知还是卑鄙了。因为普通民 众不会象我这么无聊，会去寻找阿马蒂亚·森到底是怎么说的，往往就会疑惑，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说的，大概不会错，就被茅于轼给骗了。

茅于轼的支持者们大多以阿马蒂亚·森的这句话来支持茅于轼不保护耕地，“回顾世界上可怕的饥馑史，在任何一个独立、民主、拥有相对的新闻自由的国家 里，从来没有发生过重大的饥馑。”以此认为，只要有了制度，就不会饥馑。在对付饥馑，一个相对好的制度无疑有巨大的优势，它的根本作用是在救济方面，民主 本身不会生产粮食。即使产粮大国的美国，在大萧条的年代，也出现大面积的人群营养不良。原因是穷人买不起粮。

在世界粮食安全方面，阿马蒂亚·森在一篇文章中说道：“全球粮食问题的真正原因并非粮食减产，也不是所谓的人均食品产量的下降（这个结论毫无根据）。 粮食问题的根本原因是需求的增长。解决由需求增长所带来的粮食问题的唯一方法是快速提高粮食产量，而这需要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合作”。

在这里，阿马蒂亚·森认为存在粮食问题，而不是茅于轼以为的世界市场上粮食没有问题，说解决粮食问题唯一快速方法是“提高粮食产量”。粮食产量等于粮食单产量乘以耕地面积，这句废话不得不说，因为茅于轼认为粮食产量与耕地面积无关。

茅于轼祭出阿马蒂亚·森来支持他的不用保护耕地，以及他的极端市场理论，实质是自我证伪。


因为茅于轼进行学术研究时，不能实事求是、不遵循尊重数据的基本准则、不具备基本常识、基本逻辑推理和普通综合分析判断能力、道貌岸然地闹自我证伪的笑话。所以断定：茅于轼作为一个学者是不合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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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非常茅于轼 -hotdog99- ♂ (41231 bytes) () 06/04/2011 postreply 11:51:31

• 小结 -hotdog99- ♂ (89285 bytes) () 06/04/2011 postreply 11:57: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