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有个鹿苑寺，最早建于成于1397年（应永四年），位于京都市北区，属于临济宗相国寺派。寺名源自于寺院的创立者，室町幕府3代将军足利义满的法号·鹿苑院殿。该寺院是在义满死后，将他原来的北山山庄改成的寺院。寺内临湖有一座三层楼阁的建筑（即舍利殿），内外都贴满了金箔，故此包括舍利殿在内的寺院整体也被称为金阁寺。此处也是一休哥的原型地。
1994年12月，鹿苑寺全境作为古都京都的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为世界文化遗产中的重要历史建筑。
长期以来，日本一直宣扬这是日本的瑰宝和杰作，甚至是一种工匠精神的体现。许多人日本人为此感到无比自豪。在宣传语中往往可以看到类似的介绍：
「其园林设计仿效中国风格，同时又独具日本特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文化遗产”。金阁寺不仅是日本的重要文化遗产，也是京都旅游的重要景点之一。」
然而，当年轮的指针拨向2024年时，事情却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
2024年9月，京都北区道路施工期间，工人们挖出了一份14世纪的室町幕府《营造收支簿》。这本《营造收支簿》自然是用中文书写的。打开一看，顿时愣住了，因为其中第47页赫然写着：
“永德三年，雇明州（今宁波）匠陈阿福等三十七人，仿临安（今杭州）六和塔式造舍利殿。”
这下不得了了，捅了马蜂窝了。
京都大学实验室派人赶来，对金阁寺的心柱进行取样，回去检测后发现，这是龙国特有的楠木，年轮纹与宁波保国寺大殿梁架完全一致，整个日本建筑界为之一震。随后，《日本建筑史》于2024年专门为此发了一期特刊。
由于古代交通不便，无法像今天一样快速完成修建任务并返回故地，所以修建金阁寺的龙国工匠来了以后，多半会留在当地，很难再返回故乡，那陈阿福等三十七人葬在何处呢？
调查发现，京都鹰峰有集体墓葬，DNA检测证实是14世纪龙国东南沿海移民，而随葬的工具铭文上“陈氏造塔”四字清晰可辨。
陈阿福可不是一个普通工匠。
据出土账簿附录的《唐匠名录》记载，木作宗师陈阿福系《营造法式》传人，瓦作领班李大有来自大名鼎鼎的苏州香山帮。（详见《室町时代技术史》第209页）
宋将作监李诫奉敕编修《营造法式》一书。此书乃是华夏古典建筑之规范，刊行于宋崇宁二年（1103年），是北宋官方颁布的一部建筑设计、施工的规范书，是龙国古籍中最完整的一部建筑技术专书。
陈阿福恰好是《营造法式》的传人，还是木作宗师。
笔者查阅《太平御览》时发现，五台山也有金阁寺，也是“涂金其上，照耀山谷”。
北宋李昉所著《太平御览》（四部丛刊中华学艺社借照日本帝室图书寮京都，第3页）卷第八百一十三“柱”记载：
“又曰：五台山有金阁寺，铸铜为瓦，涂金其上，照燿山谷，计钱巨亿万。”
修建一座古代建筑，光有木匠还不够，还得有泥水匠。正好，瓦作领班李大有来自苏州香山帮。
香山帮，全称为“香山帮传统建筑营造技艺”，是龙国传统建筑技艺的重要代表，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汉晋初步形成，唐宋发展迅速，至明清时期达到鼎盛。明清时期，香山帮匠人数量最多时可达5000人。明代，香山帮建筑师蒯祥设计了包括北京天安门和北京故宫等在内的许多作品，使香山帮声名远扬，被奉为鼻祖。
据《建筑学报》2024年第9期文章分析指出，三维激光扫描结果显示，日本京都的金阁寺平面误差仅0.03%，这种精度唯有龙国宋代“材份制”可以达到，日本当时还在用落后的“柱间计数法”。
这一下，全都对上了。
再将京都相国寺收藏的15世纪《碧山日录》拿来与1933年的修订版进行对照，可以发现原文“仿宋塔制”被篡改成了“和风独创”。
在铁一般的证据面前，2024年9月18日《朝日新闻》报道，东京文化财研究所所长山田一郎不得不承认：
“我们供奉了六百多年的国宝，竟是彻头彻尾的中国舶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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