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居续忆》:第三章:三叔祖礼耕先生: (六)

来源: Ohjuice 于 2022-08-22 18:45:07 [档案] [博客]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次 (147510 bytes)

《山居续忆》

第三章

三叔祖礼耕先生

徐家祯

(六)

“文革”中的三叔祖
(1976 年前后摄于上海江苏路安定坊僦居弄堂内)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这是一次政治“大割草”:不但以前从高到低一层层割时没有割到的“草”这次都要割掉，而且以前已经割过的“草”这次也再要重割一遍。于是两位叔祖父及我家，在“文革”开始不久即首当其冲了。再精确一点说，两位叔祖父的冲击受得比我家更早。

其实，“文化大革命”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是谁也说不清的。有人说，应该从评《海瑞罢官》起算，那就是说，“文革”从六五年底就开始了;有人说，应该从中央〈五·一六〉通知算起，那就是说，“文革”开始于六六年五月;有人说，应该从北大教师聂元梓的大字报算起，那就是说，“文革”从六六年六月开始;也有人说，“文革”应该从毛泽东自己的第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或他第一次检阅“红卫兵”算起，那么，“文革”要迟到八月才开始了。我是倾向于最后一种讲法的，因为只有“红卫兵”上街“扫四旧”，开始抄家，“文革”才真正触动了我的利益。否则，党内斗得死去活来，老百姓不明真相，与我们何关呢!

记得上海红卫兵开始去资本家家里抄家是六六年八月下旬的事，那时离毛氏在北京天安门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只有几天而已。(注 1)一开始，“红卫兵” 只去了全市极少数几个头面大资本家的家。不几天，面就扩大起来。一天傍晚，只听见街上的锣鼓声进了我们紧邻的三叔祖家里，我们知道他们终于“着了靶”。不一会儿，只见他们那幢三层楼的大房子里十多间房间灯火通明起来;再过一会儿，只听见人声鼎沸，又只见不少人七手八脚地从屋里抬出东西来堆放在院子的大草地上，然后，点上火，烧了起来。火光熊熊，火焰直冲夜空。我们知道，这是“红卫兵”在三叔祖家“扫四旧”了。那时的恐怖情景，大概只有在六十年代之前美国南方的种族主义分子组成的“三 K 党”穿着白衣、套着面具、在深夜焚烧起十字架对黑人施行私刑的情景可以相比。两者唯一的本质之别可能是:“三 K 党”虽然也有政府中人暗中支持，但至少在法律上他们的行为是非法的;而“红卫兵”的行动则是被称为“革命的”，是得到政府公开支持，受到最高领导直接鼓励的。我们做个手无寸铁的小小老百姓又有何可言。我们全家只能吓得把整幢房子的灯熄了，躲在玻璃窗后密切注视三叔祖家的一举一动。当时我们的心情真是难以形容:一方面希望能做侥幸的漏网之鱼，似乎将灯熄了就可以不引起别人注意，从而逃离抄家;另一方面又觉得这一关难以逃过，在“等候”隔壁的“红卫兵”完事之后过来到我们家“采取革命行动”。

两、三小时之后，三叔祖家院子里的火势渐熄，人声也渐渐淡去，不久之后，锣鼓声渐渐远去，黑夜又恢复了应有的平静。我们家竟没受骚扰!后来才知道，那晚去三叔祖家的“红卫兵”是我们自己工厂(注 2)来的，他们也在同一晚去了二叔祖家。那晚之所以不来只有一墙之隔的我家，是因为虽然我父亲是该厂三分之一股份的拥有者，但在组织上从未与他们有什么关系，他们一时还想不到也可来抄我们家。

当晚，我们当然不敢过去问候三叔祖，还要预防“红卫兵”随时反扑过来。第二天一早，我母亲就从前面院子中相隔的一扇小门中偷偷溜过去探问昨晚情况，也要询问他们有何困难，我们可以帮助他们。不一会儿，母亲回来说:“红卫兵”只烧了书画等所谓的“四旧”，金银首饰及存款没有拿去，只封在保险箱中不能动用。现款则没有没收，所以暂时不至于有生活之急。但是，再过了仅两、三天，厂里的“红卫兵”就又回来了。这次不但拿走了两位叔祖家封存的财物，而且也来我们家抄了家。于是，我们与两位叔祖父三家一夜之间除了三幢空洞洞的大房子，几乎落到了身无分文的地步。不久，我们就都从大房子中扫了出去，于是成了彻底的、真正的“无产阶级”了!

三叔祖徐礼耕先生在上海江苏路安定坊僦居弄堂内 (约摄于 1976 年前后)

“扫地出门”是突然袭击式的，没有事先的通知。那是第一次抄家后两个多月后的事了。(注 3)在那短短的两个月中，各式各样的“红卫兵”、“造反队” 闯进来抄了不知多少次家，我们到后来早已神经麻痹了。有时候，任何人戴了红袖章来敲门，我们就麻木地开门让他们进来，随他们翻箱倒柜去搜、去拿，好像他们拿的已不是我们的东西，那个家也已不是我们的家了。事实上，那时，房子里剩的值钱东西也确实已没有多少，再加多次抄家之后，东西翻乱，纸屑、碎片在地上积了尺把高，我们好像住在风浪中触礁后搁浅的沉船上，要找日用品就像鲁滨逊似地去废船的残骸中找。而且，大房子中大部分房间已被红卫兵封起来不让我们启用了，所以能供我们去“拣破烂”的房间其实并不多。

终于“扫地出门”是六六年十一月初的事。三叔祖又早我们一天被赶出他们的屋子。那时，他的十多个孩子大多已去外地的去了外地，出嫁了的出了嫁，只有大儿子一家七口及最小一位尚未出嫁的女儿与三叔祖父、母住在一起。里弄居民委员会在分配他们住处时虽仍将他们全家安排在同一条弄堂里，却让他们分成两处住:儿子一家安排在一幢老式的、连厕所和浴室都没有的房子里，七个人挤在一间屋子中。三叔祖夫妇和小女儿则更加狼狈，因为他们只有三口人，连正规的房间都轮不到住一间，只分到一间汽车间住(注 4)。

第二天，我们也接到搬家通知。三个小时中，在一群狐假虎威的里弄干部们的监督之下，每人带了一箱衣服和三、五件最简单的家具搬了出去。幸亏我们那时尚有父母、我和我最小的弟弟四人在上海，他们无法将我们塞进一间汽车间，于是将我们安排进一个朝北的后间，但其他条件总算比三叔祖两户要好多了。最有意思的是，经过那么一次大动乱，我们家与三叔祖仍被安排在一条弄堂之中，虽然已不是一墙之隔，但走走也只需一、二分钟而已。

后来我们知道，差不多同时，二叔祖一家也被扫出了门去。因为二叔祖原来就“狡兔三窟”，早在上海静安寺已置有一住所让姨太太住。那时姨太太已故，二叔祖自己常住杭州另一位姨太太家中。于是二叔祖母及其长子一家就被扫到了已故姨太太住处。我们三房人家就暂时不再住在同一条街上了。

笔者与三叔祖合摄于上海江苏路安定坊僦居弄堂内 (约摄于 1976 年前后)

“扫地出门”后第二天，父亲就派我及弟弟去探望三叔祖。我父亲那时已经又当“历史反革命分子”管制了起来，不能随便出门，没有行动自由;而母亲也受了太大刺激，我们不让她多出头露面。于是凡事都有我或弟弟去出面，甘心充当起“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来了。

我与弟弟走进一个小小的院子，院门正对着三叔祖一家住的车间，车间的大门早已改成了墙，墙上装了一扇木门、一扇木窗，这就是全室唯一的光源。因为是原来停放汽车用的地方，当然只有粗糙的水泥地而没有铺上地板。于是，地势比垫高了的正屋要低一尺左右。上海地势很低，夏天一下暴雨，雨水来不及从地下通道流出，就涨起大水来。汽车间里往往有半尺深的积水，三叔祖一家就成了“水上人家”。即使不下雨，地下的潮气也会使房里一切衣物上都长出一层白霉来。

汽车间一共只有十二平方米大。门对面一张大床占了房间三分之一。左手一张小折叠钢丝床是女儿睡的。进门右边一张小方桌，做吃饭、做事之用，剩下的空间只有可供三、四个人站立那么大了。一家三口的衣物、箱笼全叠起堆在大床后，一直碰到天花板，再用一张大被单遮起来，生怕“财”会露白。于是，这堆黑沉沉的庞然大物更增加了屋里的阴森之感。我母亲后来说，走进他们屋里像走进一个佛堂一样。看见那个遮箱笼的大布幔，想起我母亲那个颇为形象的比喻，我真不知该哭还是该笑。

汽车房紧连着一个连两平方米都不到的夹弄，算是他们的厨房，里面堆满杂物。煤气瓶，资本家是不准用的，只得用煤球炉。每天生起炉子来浓烟灌满汽车间，于是不管下雨下雪，都得将炉子提到院子里去。

三叔祖就在这样的住房中住了六、七年，直到他们小女儿结婚，政府不得不分配给他们稍微像样一点的房子为止。

注 1: 关于抄家经过，可详见《山居杂忆》第 49 章〈抄家〉。

注 2: “我们自己工厂”，是指上海第二十毛纺厂。1939 年，徐礼耕、徐立民兄弟集资 50 万法币，在上海普陀区宜昌路苏州河旁购地设厂。他们参考各厂优点，设计改良，定制国产设备，主机由安泰、寰球两家铁工厂承造，开创上海纺织业纯用国产机械设备之先。1940 年工厂开工，定名为庆济绢纺厂，计有绢丝精纺锭 2000 枚、11 组梳棉机及其所有配套设备，以纺织太和殿牌 140 支双股绢丝为主，兼及 120 支及 210 支绢丝及棉球等。产品远销新加坡、南洋、瑞士等地。1960 年，该厂易名为公私合营上海庆济毛纺厂，后又改为上海第二十毛纺厂。

注 3: 关于扫地出门经过，可详见《山居杂忆》第 50 章〈扫地出门〉。

注 4: 上海新式花园洋房或新式里弄房子，都有汽车间，因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私人汽车已在上海逐渐普及起来，所以不管屋主是否真有汽车，一般在三、四十年代新建的、质量较好的房子都有一个汽车间。大部分屋主因为无车可停，于是就将汽车间改为储藏室了。四九年后，上海人口急速增长，住房不够了，汽车间大多改成了住房，供人居住。我们“文革”时被扫进去的江苏路 184 弄(安定坊)是一条新式里弄，每栋房子都有一个汽车间。同弄 3 号，就是以前翻译家傅雷的住宅。但我们搬入该弄时，傅雷夫妇已经上吊自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