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时候，历史惊人地相似，乃至可以看成完全重复。于是，就有关键人拿现实去审视过去，找出与现实相近的历史，然后用历史上的手法用于现实，去赌会出现历史上的结果。
西汉初，历经战乱后的社会千疮百孔，民不聊生。为了快速恢复，选择了以老子道家的学说无为而治，这就是史上的文景之治。关于老子的学说，虽用自由平等去理解道家理论完全通顺，但这里省下此不谈以避免额外争议。单就采取的社会治理步骤本身来看，可谓是近两千年后才出现的亚当斯密，洛克等古典自由派心目中的楷模。政府几乎对经济完全不干预，征税甚至低为零，所有的领域对国民全开放，支柱产业，最赚钱的产业，如盐，铁等全部民营。土地自由买卖私有，甚至金融业的核心，货币发行也就是当时的铸币，也由民众自个儿决定，爱造多少钱就造多少，没人来管你。政府充分节俭，兑现了后来现代理论才有的小政府原则。
这才是该让现在中国人感到骄傲自豪的年代，因为它的时代甚至超越了老邓的摸着石头过河，是有理论指导下的实践。
文景之治的结果是，社会财富空前暴涨，人口大增。从战争劫难后的凋零到一下拉起来也就二，三十年。这是无为而治理论实打实的成功。这还在是没改革开放，也没外资的前提，当然，当时甚至连资本的概念都没有。
如果对道家学说中的自由还有误读空间的话，则学说的实践对自由的诠释则简单而明白无误。关于市场经济，根据对古典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巴斯夏（Frederic Bastiat ）的总结，“Where the market is the freest, human liberty is highest"(最自由的市场，会有最高的人类自由相伴），所以道家学说带来自由确凿无疑。不仅如此，除了自由，平等理念也必然被自由经济所强化, 因为商品交换要双方平等才符合定义，而且自由市场给每个个体提供了均等的财富积累机会。所以文景之治所采用高度自由的市场经济的另个必然结果：自由平等的意识和感受一定空前高涨，虽然当时的民众没有用相应的术语来描述，但术语所描述概念的实质一定存在，哪怕史书上难以找到。
认识到道家对自由理念的认同，有兴趣的网友可自己继续往上追溯，看看它成型的时期，在成型时又受了哪些国家行为的影响。找到的答案恐怕会让人大吃一惊：中国古人对自由的推崇同古希腊罗马竟然是同期年代，且硕果丰盛。
就是说，对自由，以及平等的倡导是地地道道的本土文化！
但从来对老祖宗的的遗产吹嘘的不遗余力的当今天朝，为何偏对这样本可大书特书的历史财富反而哑口不言？文景之治后的汉武帝对无为而治废黜原因或许提供了线索。文景之治后期的现象是，自由经济与不配套的上层建筑矛盾的积累导致社会问题丛生，如腐败，扩大的贫富差异，土地自由买卖带来集中效应，出现的垄断大地主有对上层建筑作调整的要求，以及已经食髓知味的民众对自由的进一步向往（最后一点是笔者推测）。
这些现象和矛盾的本身，以及隐隐约约出现的解决方案，二者都严重影响了支配/服从金字塔的稳固，威胁了塔尖上的皇上和靠近塔尖一拨人的支配地位。搁现在，即使对拥有与自由经济相匹配的上层建筑的民主社会而言，也会产生类似的矛盾，而解决方子则是把为平衡自由和平等关系的法治这一调节阀往平等那一侧扒拉一下（腐败其实是一种不健康的自由），这样就使损失的自由的空间完全是被平等占填而不是别的，于是社会仍旧维持自由-平等的综合极大值状态。但在当时这种方子依道家的理论不可能得出，所以文景之治迈入了死局。
看来这是活脱脱的当今天朝现实翻版。汉武帝采取的方式则是一切回归支配/服从支配体系。由于前文已讲支配/服从与自由平等的对立，所以文景之治事实上建立的自由平等的体系（虽有缺陷）也就自然被完全取消。他大概采取了三种手段：收回已下放的民众和官僚的自主权-自由（也就是完全推翻自由经济，一切国家控制），加强意识形态控制思想，以及利用文景之治的财富积累强军发动战争。
似曾相识吧？为控制思想，启用董仲舒。废除道家，独尊儒。大搞君权神授，多么伟大的君主，你们得忠君。还鼓捣出来一个“腹诽”罪名：心中在诽谤皇上，也是一种罪。所以当今有人要当汉武帝，也就有人自认是董仲舒。站在当今老董的立场，明白控制思想要从内外双管齐下。对内，只往一个方向想控制起来困难，但控制不往一个方向想则相对容易，所以严控各种媒体，阻止任何往那方向思考的思想交流（交流会产生合理的思想）。对外，除了阻断信息流通外，还可考虑是否能把交流的媒介，语言都慢慢取消掉，从根子切断。这不过都是些具体实例，当然还有更多内容。
最后的结果当然不用问，汉武帝成功了。代价是全国有户人口减了一半。这场由社会最顶端开启大门，点燃的自由火焰，再由最顶端的人自己扑灭，关闭大门。受此自由化的教训，随后再没彻头彻尾的无为而治的朝代出现。
如此，当朝不敢宣扬自由是本土遗产看来也是因恐惧自由会动摇统治，更不敢承认本土性是需要以外来文化不适合本土为由加以拒绝。
汉武帝以后近两千年，支配/服从的黑暗笼罩神州。广大民众精神被奴役。但即使如此，再顺服，屈从并不能保证给出服从就能交换得到好的结果。这是支配/服从属性所注定。举个例子，史上大规模的杀人不断出现，层出不穷，动辄达到减低人口三，二分之一的程度。为何如此嗜杀和被杀？就像杀鸡儆猴，杀人是建立支配/服从心理的最高手段。而且支配/服从带来的不平等，使杀人者可以不把被杀者当作人而如同杀一般的动物，不必有心理障碍。不仅不服从可以被杀，改朝换代，意味著老的支配/服从系统失效，服从的是新对象，本是政治上简简单单的事，竟也可以带来大规模杀戮。
文景之治持续了多久？四十年，又与改革开放惊人相似。回顾一下，中共49年建政，实际把中国又拉回支配/服从体系。从满清垮台辛亥革命到内战再到中共建政，这一虽有战乱但相对有自由的时段，算下来也是 近四十年。看来四十年是个大坎，迈过这大坎，像台湾，南韩那样，自由经济带来的自由平等意识愈发强烈，逐步占据取代支配/服从的心理空间，民众可能就真正思想独立，越过“point of no return"了。那时再有人想像汉武帝那样，把中国拽回去就成了不可完成的任务。如此说来，改开初始老美对中国的希冀，通过鼓励自由经济以达到最终公民社会般的自由平等状态，或许并没错。现在最终结果仍不知，只有退步像汉武帝那样拿稳拿实，老美才错了。但即使如此，错误也不是由认知造成，而是，上帝给中国的时间不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