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侬的1969和2020的新冠肺炎（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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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的鸦片

阿隆的著作最早是1988年在中国出版，《社会学思想的各个阶段》，出版时中文改名为《社会学主要思潮》，80年代“思潮”是一个时髦的词；然后到1992年又出版了阿隆的回忆录，《回忆录——50年的政治思考》，该书出版时又改名为《雷蒙·阿隆回忆录》；2003年意林出版社出版了《阶级斗争》；2005年又推出了《知识分子的鸦片》。阿隆在这本书中特别援引了盎格鲁——萨克逊的传统对法国式的激情、偏激和极端的习惯进行了批剖析和批判。从某种角度，马克思可以说是一个来自德国的犹太血统的在英国写作的法国人。

在阿隆看来，民主政府辩论繁多，议程冗长，而专制政体适合于集中国力于专一目标，因此在愚众看来，宁愿“牺牲政治自由，来换取行动上的活力”。但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并不问所谓大事是好是坏，是造就全体国民的福祉，还是造就全民族的灾难。从历史上看，专制政权的行动活力，往往会把民族带入浩劫。当然，例子就是希特勒。因为魏玛共和国相对于纳粹党的行动力，显得软弱与无效。而希特勒的体制，“把政党与国家混为一体，控制其他独立的组织，让强词夺理的教条成为国家信条，凭借暴力，让警察有不受限制的权力”。这种党国一体的警察国家，会显示出行动的果断有效，但这种所谓的决断性，把国家带入了毁灭。所谓的右派法西斯，与所谓的左派苏联，在阿隆看来都是极权主义，殊途同归。因为它们都“否认各种自由的和个人的价值观念。而这些观念是启蒙运动所极力倡导的，为的是反对权力专断和教会矇昧主义”。

阿隆认为法国历史上有一种左派情结，“以至于温和的或保守的党派，也绞尽脑汁，从对手的词汇表中，借取某些修饰语。人们彼此试着看谁最有共和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信念”。阿隆指出：“尽管英国人没有以普罗米修斯式的剧烈行为挣脱锁链，但是法国大革命以疾风暴雨的方式，在整个欧洲大肆推广的一些观念，如主权在民，权力的行使要符合规则，议会得通过选举产生，并拥有最高的权力，取消个人身份的差别，等等。他们在英国却实现得比法国还早。在英国，民主化成了对立党派的共同事业”。

当年古希腊实行一种民主制度，他们喜欢自由的争论。我想那时有些人的言论会更富有智慧，有些人则更愚昧，有些人的观点比较正确，有些则不正确。然而，像苏格拉底这样经过思考的想法相信的人总是少数，因为大多数人不思考仅凭感觉或教条行事，他们更容易冲动和极端，结果苏格拉底被处死了。然后，由于专制制度更有效率，于是战胜了民主制度。人类普遍采取了专制制度，持续了上千年。再后来，随着人类的发展，西方又建立起了新的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那时资本主义的制度非常暴力，迅速殖民了全世界。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国家掌握了现代科技。但是，随后落后的国家发现将专制和科技结合起来，则会产生更高的生存效率，于是被殖民的落后国家普遍流行起了专制的社会主义。我想这些都是人类在进化中关于暴力的运用和效率的竞争的结果。

然而，在谈论斯大林时西方话语总爱同时谈论希特勒，这是一种妖魔化的手段。将斯大林等同于希特勒，于是就自然变成魔鬼。但是，即便是希特勒和纳粹也是欧洲的历史结果，是欧洲历史的自然的必然的延续。希特勒和纳粹体现的只是人类在历史中一直展现的某些思维方式和观念，他们并不更加邪恶，只不过他们掌握了现代的技术。科技放大了人类的本性。也由此，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人类原始的感性思维产生了越来越严重的冲突，暴力的运用损害了人类的生存效率，因此人类今天发展出和平、人道、反暴力的思想。资本主义并不比社会主义更斯文更爱好和平，相反它的残忍程度如果量化比较可能远超出社会主义。

同样，阿隆的《知识分子的鸦片》中论述的很多问题，仍然是今天中国所面临的。但今天的中国又发生了一些根本的变化。而今天中国崛起的大背景是人类在过去的原始的感性思维的巨大惯性中不可逆转的开始的思维的转型。当人类的思维方式发生改变时，人类的行为将深刻的彻底的发生改变。历史其实从来没有重演过。关键是人类一直生活在幻觉中。

人类的历史本质是生命的进化。如果希特勒屠杀犹太人可以极大增强国力，使他统一欧洲，那么接下来斯大林也会屠杀犹太人，以与希特勒竞争以求得更强大的生存效率，那么这时美国肯定也要开始屠杀犹太人，如果没有足够多的犹太人，他就会试图屠杀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而最终他们会通过诠释把它变成一件正义的事情，或者，至少是可以容忍的事情，或者，干脆通过忽略而把它抹去。其实，当年爱因斯坦写信建议美国研发核武器和我们这里所设想的情况本质是一样的。

对于人类并没有天然的正义，人只是生命进化过程中的一个步骤；从猿进化到人并非是一个正义或邪恶的事件，人也不是生来为了自由、民主和爱；人类遍布全球成为地球的主宰也不是因为爱和正义的结果；我们现在呼吁爱和正义是为了生存，而一旦当爱和正义与生存产生矛盾时，我们具有普遍性的最终选择一定是生存。那么，为了究竟是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还是社会主义的极权制度谁能胜出，不在于它们的历史，而在于最终的生存效率。

与当时大多数思想家不同，阿隆在他与戴高乐、基辛格、德斯坦、特鲁多等当时政坛的要人有着较为密切的私人交谊，这使得他与和学生们打成一团的萨特们的左翼知识分子不同，可以从具体的治理社会和国家的层面更加务实的以一个独立知识分子的视角进行思考。除了写过有大量报刊评论，其著作的讨论也是务实的。通常的知识分子往往对如何治理运行一个国家、如何处理复杂而黑暗的人际关系、权利博弈以实现其个人理想和主张有深切的感知和思考，所以，也是较早开始在他的年代关注研究自由市场经济的知识分子。

当年他既没有被希特勒德国的高速发展所迷惑，也没有对斯大林的苏维埃共产主义的美妙宣传包有幻想，68年学生激动人心的五月风暴更被他斥为在优越的物质生活中长大的孩子的胡闹，不过与这些政治家的接触既可以给阿隆独到的视角，也可能成为阿隆的自身局限。“知识分子的鸦片”大概是说，意识形态对于知识分子的毒害，它会是自由独立的知识分子成为政权的工具。这一点对阿隆本人也是适用的。而人都是体制和某种意识形态的工具。人已经不是生物体的生命形式，社会人是人类社会生产的第一代智能机器。

我不认为我有发现真理的智慧，甚至我的怀疑仍然是不自由的，带着偏见和既有的教条。这使我在这篇文章中坚持不发表任何评论、议论，不做任何的结论。如果，你竟然读到了我的议论和结论，那么，原谅我吧。请你原谅我说出的一切蠢话。此刻我是如此的怀念和痛恨着我的未加留意的青春年代。这些以年来我从来没有想把那些蠢话说出来，可是它们总是自己源源不断的流淌了出来，即便在最糟糕的场合。

读者的鸦片

当年阿隆在德国科隆留学三年，主攻的是哲学。他对德国哲学有深厚的学养，1938年他的博士论文题目为《历史哲学导论》，同年还出版了《论当代德国史学理论》。所以，阿隆对于马克思也是很有研究的，不仅1970年出版过《想象中的马克思主义》，去世后还出版了他当年的讲稿《论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据说阿隆在《论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中，既批判萨特和梅洛·庞蒂从一己之“存在境遇”出发和其幼稚的革命行动观，又拒斥阿尔都塞从整体结构入手、条条框框全被预先设定的伪马克思史观。思想、哲学所有人文学科都是这样，像一些幻影。然而，如果经典不能引发误读，就不能称其为经典。经典就是激发人们的误读的浪漫激情和否定其它解读的可能性的唯一的爱的文本。所以，“想象中的马克思主义”可能远比“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重要，即便真的存在“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也不过是马克思对“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的误读的一种而已。

由于我没有读过阿隆的严肃的思想、哲学著作，虽然我已经购买了盗版的《知识分子的鸦片》，那时我很想好好读读它，于是立刻在网上购买了这本书的盗版，盗版商家工作的速度和快递业的物流的速度都快得惊人，显然在今天我可以用很小的一笔金钱就驱使人们为我像牲畜一样拼命的干活，这很好，我在第二天就拿到书了，但是，等到我拿书后，我发现其实我并没有那么想读这本书，不过以后或许我还会读读这本书，不管怎么说，拥有一本书就足以给人以美好的感觉了。经常有网友告诉我，我的文字，或者因为字写的太多，或者不分行，看着让人有一种恐怖，或者过于沉重，或者内容乌七八糟，有许多色情的内容，总之，他们告诉我他们没有读，而且今后也不准备读，或者准备永远不读我的文字，每当听到这样的话时，我都很振奋，我想一旦有人开始主动拒绝文字，这样的文字里就一定包含某种思想了，所以，就冲着这句话，我会爱他们一辈子的。不过，也有读者说，没有细读，只是大体看了一下，然后，吧啦吧啦的做出评论。这就让我非常反感。不过，如今就是这样的时代。许多人一辈子也没有安下心来把一篇文章仔细读完。他们每天，每天只是不停的搜寻题目，然后扫一眼，接着就又忙着去读下一篇，他们每一天都会阅读海量的的题目和垃圾般的文字碎片，每一天处于一种心情浮躁的状态，像生命里飞扬的灰尘。然后，他们就题目对文章和作者发表貌似高深的评论，样子高高在上，他们没有意识到大部分写的很多很长的没有多少错别字和病句的文字的作者都是花费漫长时间一个字一个字思考书写键入的，要知道他们，那些作者不是像我这样的大段大段的抄袭粘贴，所以，那些靠标题获得智慧过人的感觉而做出貌似高深评论的人是不妥当的。毕竟，看菜单和读目录所得到的营养和智慧是极其有限的，它们只不过给人一种盲目的很盲目的感觉良好的美丽的错觉。写到这里我不禁又想抄袭了一段品论阿隆的文字。一则写了这么多有些伤心，二则图省事，但更重要的是想让那些没有细读我的文章而做出胡乱评论的人们也伤害一下更多的作者，这样如果有天堂，在末日审判之后，我就可以和一群我的没有细读的读者一起去下地狱。当然，还有那些仅仅看了看我的文章但没有读的读者，以及那些仔细读过我的文章的读者，所有的我的读者。在地狱里，我不能没有他们，因为生活太令人悲伤了。这里我仅摘抄一篇评论阿隆的文字，我希望这篇文字的作者读过他所评论的那些书，当然没有读过也没有什么，因为我的写作是在虚构一个世界，这里有着和真实世界的种种貌合神离的镜像的对应。所以，重要的并不是他读没有读过哪些书，而是他写的是否读起来有趣。其实，我完全可以把这些文字改写一下，我已经这样做过很多次了，让读者们相信我读过很多书，进而对我产生出一丝崇拜，但恰恰相反我更希望的是，让读者知道我几乎没有读过什么书。我认为这样做对于聪明的读者会使他们受到启示，至于这有可能使某些读者，尤其是某些自以为是的男性读者对我产生轻视和不屑，而倒是无所谓的：

既然历史既非行动者的一厢改造意愿，亦非绝对精神凭“理性诡计”主宰的无情铁律，那么在两端居其中的阿隆便顺着韦伯的路数，关注起社会的制度、经济的结构甚至文化的演变。平心而论，和那位有心学俄语、研究兴趣延展至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儒家的韦伯相比，阿隆在文化层面的触角确实迟钝不少。不过，工业化的伴生物“有闲阶级论”及其一系列文化心理命题，却并没有脱离阿隆的视线。而就现代化工业社会的两大形态而言，阿隆对自由市场和计划经济的细致研究之早，远非那些仅仅在莫斯科短暂逗留的同侪可以比拟：在他年届中年踏入索邦大学教坛之初，其讲课稿《工业社会十八讲》（1962）和《阶级斗争》（1964）便让我们看到了一位运用宏观经济学理论、且对美-欧-苏社会展开微观比照的社会理论家。也正是有着强烈的社会关怀，阿隆的理论思考便系统地梳理西方社会思潮的几大节点。如今在西方和中国均颇受重视的托克维尔，便是经由他的《社会学主要思潮》（1969）才在备受冷落后回到法国的政治思想名人行列。

因对英美史学、经济学和社会理论成果产生兴趣才去学的英语，让阿隆的哲学思考再添一个新维度。比方说，通过对英美自由主义传统的梳理，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哈耶克自由放任观念的弊端，并以朴素的语言提出了国家在顾及低收入者中的再分配角色。又例如，在《论自由》（1965）这本小册子中，阿隆固然没有忽略好友以赛亚·伯林对“两种自由”的区分，但他也没有忘记对公平和正义这一根植于法兰西国家传统议题的强调。这一点，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看，可谓是阿隆身上不时闪烁的法式共和主义、甚至社会主义因素。再如前述提到的《论治史》，阿隆也特意跟进了英美当代历史哲学的论战。凡此种种，均折射出一位横跨哲学与社会理论、打通欧陆和英美的法国学者形象。

不过，单从教科书上的英美自由主义或欧陆社会主义定义来定位一生积极入世的阿隆，注定过于粗疏。必须指出，阿隆接的地气，其实是从媒体开始的。其时评名声之鹊起，在时间上也早于其纯学院派的履职。无论是他二战在伦敦避难时的发文，抑或是关乎法国核心利益的奠边府战役和阿尔及利亚战争，还是法国在中东的军事介入，都可以在其《论阿尔及利亚和共和国》（1958）、《戴高乐、以色列和犹太人问题》（1968），乃至后来才陆续整理出版的《费加罗报专栏时评集》（1990-1997）中读到。这些应景素材，促使历经一战、二战、冷战时期的阿隆深思战争与和平的联系。他谈起马基雅维利和修昔底德，所着眼的不正是佛罗伦萨和希腊的权术和机锋？他那本《核威慑策略引论》（1963），不正是冷战军备竞赛时期对技术畸形发展在国际关系层面的思考？战争，确实无非是政治的延续。如此一来，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他最自得的著作偏偏是那两卷尚未被译成中文的《论克劳塞维茨》（1976）。

从入世的观察家角度来讲，我们还不应遗漏阿隆对当代法国政坛的一系列时评。单从其孜孜不倦的政论文入手，我们已经有了一把打开当代法国以戴高乐偏右之开局、再到八十年代由右入左的转变轨迹。无疑，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他在1968年巴黎青年运动中的表态。以今天的目光观之，阿隆可谓是当时少有的清醒头脑，没有把西方年轻人在富庶时期的狂欢放纵误认为一阙青春之歌。但很少为论者提到的，倒是阿隆自己当时亦在原则上乐见更多人参与公共事务。这一点，不也正是他在学院内外不知疲倦地以笔发声的最后指向？在合理冲突中葆有政治共同体前进的活力，不正是他为法兰西的内政外交殚精竭虑的全部心机？

应该承认，雷蒙·阿隆面对的那个纷纭时代，已经远去。然而，他在历史哲学和社会理论方面打通德法英的足迹，大大丰富了战后法国知识界的眼力；他躬行的自由主义，也是法国特定阶段难得的一脉生气；以他名字命名的那个社科研究中心，至今依然是法国重要的学术增长极；当年聆听过其教诲的诸位学生，不少正是现时法国政界、学界的领军人物。他们守卫着启蒙和人文价值，本身就是对阿隆思想精髓的最大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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