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来到法国的年代
在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的前一年，一个名叫米歇尔·博宁的普通法国大学生正在恋爱中。他对中国的老子、孔子非常感兴趣，对于政治嘛，也非常感兴趣，因为年轻人嘛。所以，当年他对毛泽东也很感兴趣，对于刚刚发生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十分向往。他支持更加激进的主张暴力革命的左派造反派学生。不过，据博宁事后的回忆，他在五月风暴中并不是一个毛主义者。当时法国的大学生关于中国的文革主要是通过报纸和电视了解到的，当他们听到中国的红卫兵，听到毛泽东说出“造反有理”时都很兴奋。那时很多人对于苏联已经开始反感，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和苏联不一样，中国的社会主义或许代表着一种先进的模式。但博宁否认自己是一个毛主义者，而且认为当年毛泽东的思想对于法国的学生运动的影响是有限的。据他自称当时他已经看出毛搞个人崇拜，而这与马克思主义是完全相反的。不过，心理学研究已经发现，人们对于事件的日后回忆并不可靠，有时甚至是非常的并不可靠。回忆往往是一种心理安慰。
1986年1月28日的早晨，美国发射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当年，全美数以万计的人们观看了这次发射的即时转播。7名宇航员中有一位美国第一位平民航天员克里斯塔·麦考利夫。麦考利夫是一名女教师。本来准备在太空为全美国的孩子们授课，如果成功那将是人类自先知时代后最伟大的一堂课了。然而，航天飞机升空73秒突然解体爆炸。当年，现场有许多孩子坐在严寒的发射现场观看发射。10年过去，心理学家对他们进行测试，让他们回忆当年的现场。许多人的回忆栩栩如生，但是对照当年的记录，心理学家惊奇的发现，很多人回忆的场景根本不曾发生过。
当年，克里斯塔·麦考利夫是在汽车里通过收音机获悉即将在平民中挑选一名航天员的消息的。经过数月严格测试和筛选，最终从一万一千名申请者中她被幸运的选中了。广播报导结果的第二天，克里斯塔·麦考利夫居住的康科德市在市府广场举行了热烈的庆典仪式和游行。克里斯塔在丈夫和孩子的陪伴下来到广场，人群围拢她，和她握手、拥抱、要求签名。市长还出其不意把一根指挥棒塞进她的手里，让她指挥乐队演奏美国国歌“永远不落的星条旗”。
事故原因的调查显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组织文化与决策过程中的缺陷与错误是导致这次事件的关键因素。悲剧源于一个密封环在低温冻裂，但这个设计缺陷早在数年前已被NASA的科学家报告过，就在发射的当天早晨，工程师还对低温下进行发射的危险发出了警告，但警告没有能充分地传送到他们的上级那里。
在事故发生后，任务控制中心持续了十几秒的宁静。电视屏幕上显示着挑战者号所在位置出现的烟雾，和向海洋坠落的大量碎片残骸。大约在89秒时，飞行指挥杰伊•格林提醒沉默的飞行动力官员向他提供信息。得到的回复是“过滤雷达得到不连续的来源”，这表明挑战者号已经破裂成了许多碎片。格林命令他的小组“仔细察看你的数据”并寻找轨道舱成功逃生的任何迹象。事后调查表明，在航天飞机解体爆炸后，至少有3名航天员并没有马上死亡。这3名航天员打开了航天飞机上的应急供氧设备。他们最终死于低温、缺氧和掉入海洋时超过200个重力加速度的撞击。航天飞机的发射逃生系统因为被认为“作用有限、技术复杂以及过多金钱的花费、重量与研发日程表的拖延”而被取消了。
事后负责调查的一位科学家评论：“想要在技术上成功，实情要凌驾于公关之上，因为大自然是不可欺骗的。”或许这对今天疫情中雄心勃勃创造奇迹的中国有一点微弱的意义。没有批评的奇迹有时只是时间的一种嘲弄。
在挑战者号航天飞机起飞的那70秒钟里，它似乎非常强劲，它以挑战者的形象快速的飞入高高的天空，似乎势不可挡，但最终毁于一个小小的橡胶圈在低温时失去弹性。
当然，当这个小小的橡皮圈在美国的航天飞机上失去弹性时一样会引起灾难。这是肯定的。
不过，虽然事后博宁称自己在五月风暴时是一名托派，并已经意识到了毛泽东在搞个人崇拜，但1967年，博宁更为真实的烦恼是，他的女友怀孕了。在五月风暴前，法国仍然十分保守，天主教的影响仍然很大。当时在法国堕胎是不允许的。要堕胎就要私下里去找黑医生，不仅费用昂贵，而且还有风险。所以，这对于年轻的博宁和他的女友来说，是一件可怕的事情。而在五月风暴后，到1974年当时右派的政府把堕胎合法化了。博宁和许多当年参加革命的学生认为，这就是是68年学生革命的遗产。同样，妇女解放运动也是在68年时开始的，68年后同性恋也合法化了。博宁说：“我们并没有成功改变政权可是我认为我们成功改变了当时的社会。而这一点却非常重要，很多人并不重视这一方面。”如果针对当年学生的理想，这样的论述并不苦涩，甚至可以称为中年人的犬儒主义了。不过，今天我们对于这个博宁仍然感兴趣的是68年五月风暴后，博宁去了中国，要看看中国学生的文化大革命。他甚至为自己起了一个中文名字：潘鸣啸。
我们对于西方有一种误解，即欧美思想激进自由。这并不准确。因为，从总体上说，欧美的社会主流思想仍是保守的。激进的革命或与资本主义甚至基督教理念相冲突的思想或革命在欧美社会中几乎从来没有成功。所以，欧美即有极其自由的一面，也有极其保守的一面。而反观中国百多年来，其思想的演变才真正是极端激进和自由的。从清末历史数千年的中国传统思想到今天，中国人近代思想的激变身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尤其在毛泽东发动的广义的文化大革命后，中国今天除了共产党的统治不可动摇，其它一切思想皆有可能。关键是什么呢？看疗效呗。
当然，今天中国除了共产党的统治不可质疑外，还有一条就是：你必须为党工作。转化成积极的表达就是，今天的中国只要勤快就饿不死。
可能我们难以置信的是，女性，我是说法国的女性，能真正自由合法的穿裤子也是在1968年法国的五月风暴之后。
过去法国劳动法有关于女性穿裤子的规定，售货员、空姐等多种职业要求着裙装工作。而在法国议会，女性议员直至1980年才获得穿裤子开会的许可。早在1799年11月17日，“雾月政变”后第8天，巴黎警察局长签署一项法令：所有想要穿男性衣服的女性必须在警察局取得合法许可。1892年和1909年，法国下发了两个警长通知，允许女性在骑自行车和骑马时穿裤子。时至2013年1月31日，在运行200多年之后，法国终于正式废除女性穿裤子需要申报的这条已经形同虚设的法令。到那时，巴黎女性穿裤子才真正合法了。
而在五月风暴更早一些的时候，1966年36岁的法国著名新浪潮导演让-吕克·戈达尔爱上了年仅19岁的高中女孩大眼睛的安妮·维亚泽姆斯基。不过，那一年安妮考上了位于巴黎近郊的南特大学。于是，戈达尔也随着住到了南特的旁边。
婴儿潮
这个南特大学就是前面说的那个引发五月风暴的地方。所以这里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南特大学位于巴黎近郊一个工薪阶层聚集的社区，它是由法国最著名的高校五月风暴的中心索邦大学分出来的。原因是当时正值战后婴儿潮一代长大，法国的大学生激增，为了缓解高校压力就在寸土寸金的巴黎中心区之外又建起了这座南特大学。从索邦迁来南特大学的教师和学生大部分都是左派，所以戈达尔在这里接触到许多左翼知识分子学生、知识分子其中有许多毛主义者，这让戈达尔对毛主义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战后婴儿潮与60年代全球性的革命躁动的关系也有过很多论述。可以肯定革命绝不仅仅是由于性欲或年轻人数量的增加简单的原因可以解释，但人类历史的所有革命又都离不开雄性激素。这里并没有对女性的轻视和对雌激素的不恭。人类的生殖人口增长需要雌激素和雄激素，二者缺一不可。同时，现代科学研究已经证实，女性体内也分泌雄激素，男性体内也分泌雌激素，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把雄激素改称为雌激素，而把雌激素改称为雄性激素。战后婴儿潮的到来使得地球灵长类人科的雄性激素含量逐渐增加，到了60年代引发了全球年轻灵长类人科动物的大动荡。这时已经不是跳进游泳池能败得了的火啦。火比今天的加州山火都大，法国没有那么大的游泳池。值得我们注意的是1968年是南特大学的女生首先攻破防线占领了男生宿舍，打破了不能自由出入异性宿舍的禁令。等到警察闯入大学进行干预时，可能已经闻到法国香槟的气味了。
戈尔达谈恋爱
1967年戈尔达在与安妮谈恋爱的期间，接触到了当时南特大学生中的左翼思潮，也接触到了毛主义，这促成了他电影生涯的最重要的转转折。1985年《电影手册》杂志推出了三本戈达尔文集，将戈达尔在1968至1974年的创作时期命名为“毛年代”。在戈达尔的左翼朋友中，最重要的是结识当时全法毛主义组织的核心人物、现代马克思主义的教父路易·阿尔都塞。我们可以坦然的说我们不知道阿尔都塞，但我们不要说从来没有听说过阿尔都塞的学生们。那样不好，那样人们就会怀疑我们能识字只是一种偶然。比如，福柯、德里达、巴里巴尔、米勒、朗西埃和巴迪欧都是阿尔都塞的学生们。可以说，阿尔都塞奠定了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研究，而在他死后还陆续出版大量他生前未发表的文稿，书稿，文论，备课笔记，读书笔记，通讯，批注。美国哲学家路克•费雷特在谈到我们为什么要读阿尔都塞时说：“为什么读阿尔都塞？”对于这个问题，最简短的回答一定是，“因为资本主义。”只要我们还生活在这个以资本主义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商品生产是为了销售以谋取利润——我们就不能在没有像阿尔都塞那样的思想家的情况下，理解这个社会的文学与文化。当然，这也可能是中国的作者说的。不过，无论如何，读不读阿尔都塞在今天不一定重要，但只是今天的那些幸福的人儿们又有几个能意识到我们生活在以资本主义经济为基础的商品社会呢。
阿尔都塞1948年加入法国共产党，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初是他的理论研究的巅峰时期。1956年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极其沉重的打击了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尤其在欧美国家。当时欧美国一方面大批党员退党，另一方面左翼思想界出现了“人道马克思主义”的补救思潮。而阿尔都塞坚持认为这种妥协是对马克思主义有目的的误读，他认为这是反科学的，是非历史非阶级的分析方法。1965年阿尔都塞出版了名著《保卫马克思》，他把自己的理论称为“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坚信马克思主义的绝大部分还没有被创造出来，需要我们创造。这样，当年在中苏论战中阿尔都塞认同中国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批判，《保卫马克思》出版后他还特地将自己的这部著作寄赠给中共中央。对中国文革阿尔都塞也予以同情，并曾专门撰文分析，认为中国的文革是对以往共产主义运动出现的问题的一种因应之道。在阿尔都塞的影响下，当时的许多左翼知识分子成为了毛主义者。当然毛泽东60年代对于西方世界的左翼思潮和学生运动的影响不能仅仅看成催生出的毛主义者的数量。而法国是最早同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戴高乐政府一直对中国采取较为友好的态度，所以1964年中法建交后大量的中国的著作，《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和《北京周报》可以在法国出版。有意思的是，在五月风暴中，工人罢工，学生罢课，但人们更多的阅读。当时，图书的销售增加了40%。
就这样，1967年戈达尔在南特的校园里已经敏锐的嗅到了时代危险的躁动。他在这一年迅速拍下了他的充满中国元素的著名电影《中国姑娘》。维亚泽姆斯基出演片中的“中国姑娘” 维罗妮卡。这部影片通过凌乱生硬的剪接拼接产生出强烈的视觉冲击。1967年，巴黎流行着中国符号，这一年后来被称为“中国年”。1977年，克里斯·马凯在这场由1967年开始，延伸到70年代初的青年运动落幕之际，使用当年的旧影像剪辑拼接出一部史诗影片《红在革命蔓延时》，对20世纪后半期全球性的战争、左翼政治运动、社会思想的起落进行一番个人化的回溯。15年后，马克又重修了这部影片，再次发行。全片历时长达3个小时。而商业或许更直接也更隐秘的运作着影像文字，所潮起潮落风云变幻。1990年代法国大型书店FNAC推出广告：“我们推出绿色价格，红色价签已成过去”，赋予价格以绿色的生命。而乔布斯的苹果电脑在1980年推出的苹果的经典广告利用的是《1984》，而使用苹果电脑或微软和《1984》是求关系也没有的。
拍摄完《中国姑娘》，安妮·维亚泽姆斯基与戈达尔结婚了。然后，他们共同经历了五月风暴。后来，他们又分手。直到40年后，安妮才写下她最畅销的书，《勤学的一年》和《一年后》，详细记录了68年从巴黎街头的五月风暴到她和戈尔达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家庭琐事和情感起伏变化的细微隐秘。安妮·维亚泽姆斯基出身于一个显赫的家庭：父亲是俄罗斯留里克王朝缔造者留里克家族的后裔，与俄罗斯诗人彼耶特尔·维亚杰姆斯基系出同宗；母亲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弗朗索瓦·莫里亚克的女儿。安妮19岁时，已经在著名导演布列松的《驴子巴特萨》初登银幕。不过，安妮·维亚泽姆斯基一直不能算是法国一流的演员，直到在步入晚年，维亚泽姆斯基开始写小说才显露出她的才华。1993年她的《犬》赢得法国小说界的最高奖龚古尔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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